採訪、撰文 | 王磬、古典
新冠肆虐全球，被擰成了命運共同體的人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關心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除了媒體報道，以記錄日常細節和自身感受為主的“海外疫情日記”也如雨後春筍，為中文讀者提供了大量當地的一手觀察。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要數旅居海外的華人作家群體。這個兼具表達能力、比較視野和讀者基礎的群體，對疫情展開了別樣的書寫。
從巴黎到倫敦再到佛羅倫薩，疫情成為了華人作家們觀察歐洲社會細部的放大鏡。他們緣何開始寫疫情日記？“封城”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從國家領袖到餐廳員工，他們如何選擇自己的書寫對象？從中國到歐洲，他們所觀察到的防疫差別和文化差異，又要如何講給中文讀者聽？
《封城巴黎》：危機之中，小人物的悲歡離合
3月16日，巴黎封城。申賦漁在家中盯著新聞直播，正在宣佈“禁足令”的法國總統馬克龍，連說了五遍“我們正處於戰爭之中”，表情“像一位憤怒的凱撒”。僅僅兩天前的巴黎，上千黃馬甲仍在上街抗議，塞納河畔還簇擁著很多情侶。
“封城之後，心態就變了。”申賦漁感到窗外的大好春光就要消逝了，但他不想讓身邊的故事就這樣溜走。“我必須把我的生存，把我知道的人的生存，記錄下來，表達出來。”他對界面新聞表示。
第一篇《封城巴黎》就這樣誕生了。到4月7日，他已經連續更新了22篇。不僅在他自己的公號上發佈，也被多家國內媒體轉載。知名媒體人胡舒立給他點贊，“申賦漁的博客寫的有特色，寫疫情中不同的人的命運”。
對小人物的關照，深深地刻在了申賦漁的寫作慣性裡。在20餘年的記者生涯中，他和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打過交道，對他們的經歷更能“感同身受”；而在最近的“封城巴黎”系列當中，他又再次延續了對小人物的體察與凝視。
他寫懷揣畫家夢的巴黎中餐廳老闆，15年如一日地工作，但他想買輛房車，等疫情結束後就一直開，一直開，遇到好的風景就停下來畫畫。他寫偷渡到法國的朝鮮人老吳，在巴黎封城後沒有了工作著落，而他遠在韓國的妻子也一年多沒有打過電話了。他寫他73歲的好友詹姆斯，看到來勢洶洶的疫情後，決定和自己拉拉扯扯了四十年的女友結婚，他說：“我去巴黎的那一天，她送我上車，我一回頭，看到她眼睛裡全是淚。這一幕就像在昨天。”
“小人物在這種大災難面前，抵抗力就更弱，面臨的艱難就會更大，”申賦漁說道。“我更關注的是他們的生存。”
2016年，申賦漁辭去了《南京日報》記者的職位，定居巴黎，專心寫作。浸潤在這座文化多元的城市裡，他拾起了上萬公里外的鄉愁，用一部《匠人》書寫了老家江蘇泰興的15位手藝人的故事。
該書經法國著名的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發行，首印1.2萬冊。這家向法國讀者介紹了吉卜林、泰戈爾、艾米莉·勃朗特、川端康成的百年出版社裡，第一次出現了中國作家的名字。
法國出版人費利克斯·託雷斯稱自己第一次閱讀就愛上了這本書。他說：“申賦漁讓讀者沉浸在從前中國農民的世界中。這個世界雖然灰暗、飽含艱辛，但是它的人道主義的光輝潤澤所有的居民，無論他們性格如何、行為怎樣。書中有很多閃光的人物形象，他們的故事讓我們深入瞭解中國，瞭解中國人在時代變遷中的精神狀態。”
在巴黎的生活是緩慢的，寫作的節奏也都比較隨意。但開始創作封城日記以後，為了保持日更，他讓自己每天形成固定的節奏：上午打電話、採訪，下午寫作，晚上再修改。等成稿出來時往往已經臨近午夜，發佈時正好是國內的早上。
他不時會收到媒體的採訪請求，多是向他詢問疫情下的巴黎現狀。申賦漁的觀察是，在法國的居住環境下，很難施行國內那樣的網格化管理。“在中國，人們待在家裡，社區有人專門負責買菜買東西，在這裡不可能…他們（法國）沒有辦法採取像中國那麼嚴格的措施，因為他們沒有小區，人就像原子，都是散的。”
申賦漁在日記裡寫道，法國人的“散漫”是骨子裡的。“你不讓他出去透氣，散步，遛狗，他是做不到的。只要你開了個口子，他就有理由上街。”
他也曾受到“口罩之爭”的困擾。在歐洲，戴口罩仍不被認為是防疫共識，早期不少華人戴口罩上街甚至遭遇了歧視、不敢戴。但申賦漁的經歷略為不同。
病毒剛開始在法國流傳的時候，他上街會戴口罩，也不管別人的眼光。但隨著疫情的加劇，法國一線醫護人員也開始急缺口罩了。他隱隱感到一種愧疚。“看到那麼多法國醫生沒有口罩，良心不安。”後來，他把口罩送給了在殯儀館工作的朋友。
《鍾宜霖的倫敦播報》：疫情之下，從作家迴歸紀實創作
就在馬克龍發表國民演講的同一天——3月16日——約翰遜在倫敦宣佈英國疫情防控進入“拖延”階段，“群體免疫”一詞進入公眾視野，引發輿論巨響。“英國要躺平了”的字眼佔據了中文互聯網的頭條。
當天，鍾宜霖正在倫敦西區劇院和好友欣賞一部在這裡演了三十餘年的經典音樂劇——《悲慘世界》。她不戴口罩，拿手機拍著熙熙攘攘的街道，為自己的Vlog積攢素材。彼時，她已在個人公眾號上記錄了一個月的疫情，《鍾宜霖的倫敦播報》獲得了大量關注。
“我希望我的公眾號能夠成為一個窗口，讓國內觀眾瞭解到一個真實的英國，”鍾宜霖對界面新聞表示。“這裡沒有國內觀眾和自媒體想象中的那麼令人恐慌。”
鍾宜霖較為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2015年，她以倫敦華人聚居區為原型創作的小說《唐人街》在中國出版，展現了一幅遊走在主流社會外的邊緣人群像。該書收錄在當年《收穫》長篇專號“海外華人作家專輯”當中，填補了“非法移民”這一題材的文學空白。
定居倫敦前，鍾宜霖在國內的一家雜誌專欄工作，是編輯部裡“挑大樑的人”。來到英國後，她投入到小說的創作當中，很少接觸紀實類文學；而疫情爆發後，她又迴歸到紀實類文字的創作，說自己“找到了一點之前做媒體人的感覺”：“揭露真相”、“表達真實”。
她在個人微信公眾號裡更新英國的疫情新聞。她向讀者解釋，“群體免疫”是一個被媒體嚴重誤讀的名詞，並不能代表英國防疫的政策；NHS（英國醫療系統）之所以勸告有症狀的人先在家隔離，是想把醫療資源留給重症患者，且在醫院候診時氣溶膠感染的風險更高。
鍾宜霖認為英國的封城舉措還是晚了一週，但是英國政府和NHS給出了明確的醫療指南，很方便執行。“英國這邊建築密度比較低，都是聯排的house（房子），能做到人均有一個獨立的房間。如果感染的話，在自己的房間只要足不出戶就能做到隔離。”她還提到由於中國的樓群比較密集，而且一家人都共享生活空間，所以英國的隔離指南很難在中國行得通。
不少國內觀眾認為英國的抗議措施比較“佛系”，鍾宜霖覺得這和英國的民族性格有關。“英國就是一個很冷靜的民族，哪怕在二戰那樣的危難時刻，他們還是keep calm and carry on （意為“保持冷靜，繼續向前”，是英國政府在二戰時期激勵國民的經典格言）。”
鍾宜霖表示，由於自己的生活習慣“本身就比較宅”，疫情對生活的影響還不算太大。出門的頻率降低了，以前會看戲、逛街，跟朋友吃晚飯，但現在可能10天才會去超市買一趟菜。“以前去超市我會戴口罩，但是上星期我去了一趟超市，發現門口排隊的人都隔了兩米以上，我就發現這種擔心完全沒有必要了。”鍾宜霖說。
關於口罩，鍾宜霖解釋道，歐洲人普遍認為需要戴口罩的是病人而不是健康人。疫情爆發後，英國建議國民保持兩米以上的“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來阻斷飛沫傳染。
作家的身份讓她格外關注中文作家群體在疫情之中的書寫，但她坦言自己有些失望。她希望看到國內作家能寫一本武漢疫情的書，就像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記錄劫後餘生的切爾諾貝利。
“我想看到一本實實在在的，不管它是紀實文學也好，還是虛構作品也好，我想看到一部能打動人心，引起人們反思的作品。我不在乎等多長時間，10年20年也沒有關係。”鍾宜霖說。
《意大利疫情日記》：不做“事實暴政的囚徒”
接通王勤伯電話的時候，他正在佛羅倫薩的家附近遛狗，路遇警察。他旅居的意大利是新冠襲擊的重災區，封城已多日，戒備依舊森嚴。
生活裡的細節、每天的新聞、專家的分析，都會被王勤伯彙總在他的《意大利疫情日記》之中。自2月底開始創作以來，這系列日記已成為中文讀者瞭解意大利疫情進展的最可靠信源之一。
作為中國最知名的體育記者之一，通曉五國語言的王勤伯也是位作家。2003年，王勤伯以《體壇週報》記者的身份來到意大利，從此便在這裡紮根。他一邊在賽事報道中磨練寫作，一邊從野性的拉美文學裡汲取養分，並在2014年寫出了《黑白夢華錄》。這部勾連起文化、語言和個人成長的“足球嬉皮士文學”，一出版便成了當年的暢銷書。
自由撰稿人宋石男評價王勤伯：“惡棍般任性，情人般敏感，孩子般赤誠。他左腳足球、右手文學，他是如此深愛它們，因為二者同樣指向自由。”
“我一直覺得，創作本身的目的是為了反抗現實的暴政，”王勤伯對界面新聞表示。他抵抗程式化的表達和賣弄辭藻的創作，這種叛逆在他的疫情日記中也有跡可循。
王勤伯對意大利有著深入肌理的觀察。在疫情日記中，他從事實出發，批評倫巴第大區的一間醫院在防控上出現失誤、並由此成為意大利疫情的爆發點；但他又從個人經驗出發，分享了近期家人疑似患上新冠並就醫的情況，肯定了意大利公共衛生系統的應對能力。
疫情爆發後，薩爾維尼領導的極右翼政黨開始煽動排外情緒，抨擊政府的移民政策、甚至試圖引導對華人的歧視。王勤伯則引用了加繆在《鼠疫》中的一句話，批評意大利政客的反智言論：“對抗鼠疫唯一的辦法是誠實。”
他警惕將疫情比作戰爭的話語，認為這種話語應該為醫生的經驗讓路。“我知道醫生救助病人並不帶有與某物某人某國爭鬥的目的，相反，他們的每一個決定和舉動是試圖把自己的知識、經驗和直覺轉化成病人身體的和平。戰爭需要命令，醫生不需要，他們需要尊重、需要支援、需要理解，同時，需要社會讓他們安靜工作。”
“我始終覺得，疫情來來去去，一切終究會平復，而愚蠢和愚昧才是這世界最無法戰勝的病毒，”王勤伯在日記中寫道。
在最後兩篇疫情日記裡，他表達了自己對鋪天蓋地的事實的警惕。“如果我寫作意大利的疫情日記是為你們提供一堆不斷更新的事實，你們作為讀者的風險，是被所有的事實圍困。你們看似在消費事實，卻被事實無情消費，成為‘事實暴政’的囚徒。”
在寫到第十篇《疫情日記》的時候，他決定停止創作。“最後一次是寫到晚上帶狗出去，然後聽見貓頭鷹和烏鴉在‘說話’，我其實很想知道他們在聊的是什麼。但疫情已經把你的心思全都給捆住了，這個時候你要想跳出這個東西，其實挺難的。”
現在，王勤伯聯合幾位歐洲的朋友做了一檔視頻節目《勤伯看Q》。他將目光投向了更多地方：西班牙、德國、瑞士、阿根廷……在他看來，這檔節目更多的是在觀察人而不是疫情。“它呈現的不是中外對疫情的一種二元對立的討論，而是更多地去正視人這種動物，去討論一些無關的問題，同時也聊一聊文化方面的內容。”
疫情讓王勤伯多了不少無聊的日子。他每天帶著狗去外面短暫地透口氣，聽著自己的孩子一遍遍哼唱著兒歌。他看到意大利《晚郵報》寫給家長的一段話，“（孩子們）需要在一些無所事事的時刻感受到虛空”，這樣才能學會管理自己的感情世界。他想起在四川小縣城度過的少年時光。
“故鄉給我最大的財富就是深刻的無聊，我逃離了故鄉，卻把無聊裝進行囊。直到後來離家遠行，置身於城市叢林裡，我才明白這份無聊是最寶貴的行李，當我最需要尋找專注時，那裡是我內心的居所。”
閱讀更多 界面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