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經過長征轉戰來到延安迎來相對穩定的環境，1938年春天，中央決定舉辦建黨紀念日活動。時光荏苒，歲月流逝，人們對黨的一大記憶模糊，已經沒有一人記得開會的具體日期。最後，由毛澤東與董必武商量後，把7月1日定為黨的生日。5月，毛澤東在延安發表了《論持久戰》著名講演，他首次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17週年紀念日。”
為什麼是由毛澤東和董必武來商量確定黨的成立日期呢？
答案是這樣的。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現改興業路76號），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來為保證會議安全而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一條船上，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代表全國57名黨員。
這13名代表為：
上海小組：李達、李漢俊。
武漢小組：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
長沙小組：毛澤東、何叔衡。
濟南小組：王盡美、鄧恩銘。
北京小組：張國燾、劉仁靜。
廣州小組：陳公博。
旅日小組：周佛海。
為創立黨組織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李大釗、陳獨秀因工作脫不開身而沒有出席大會。共產國際派馬林(荷蘭人)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俄國人)出席了會議。
歷史選擇了上面的13人參加一大，本來有著一樣的初心，同心同德走到底，都將成為國家功勳。但不同選擇造成了各自迥然不同的人生歸宿。從1921年到1949年，28年奮鬥歷程裡，有人經受住了考驗，有人在關鍵時刻掉鏈子，當逃兵，逃避承擔歷史賦予的使命，被歷史遺忘在角落裡。經過大浪淘沙，4人犧牲7人脫黨、叛黨，只有毛澤東、董必武走到了終點，建立了新中國，都成為正國級國家領導人。
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時，沒有什麼大動作和一些實質性影響，可以說是波瀾不驚。曾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說：“‘一大’開過了，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連報紙上也沒有一點報道。但是中國的偉大事變在實質上卻開始了。”
中國共產黨“童年”時期幾次瀕臨絕境，遭遇數不盡的圍追堵截和背叛。從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難的共產黨人、共青團員、工農群眾和其他革命者達33.7萬人，他們平均年齡不到30歲，最小的只有16歲。世界上再沒有哪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那樣遭到如此殘酷的屠殺與背棄。
建黨之初的共產黨人，沒人、沒錢、沒地位、沒影響，有的只是一顆信仰之心。憑著這顆初心，一支僅有50多人的小組織最終發展成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到了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犧牲的黨員有360萬，而新生黨員人數已經達到了300萬。
1941年6月，中央發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週年、抗戰四週年紀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20週年”。這是以中共中央名義作出的把“七一”作為黨的生日進行紀念的第一個文件。從此，“七一”就作為黨的生日固定下來。
1945年4月21日，在延安舉行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作報告中回憶了中共一大的情況：“1921年，我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會是在7月間開的，我們現在定7月1日為黨的週年紀念日。本來是在上海開的，因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興南湖，是在船上開的……所謂代表，哪有同志們現在這樣高明，懂得這樣，懂得那樣。什麼經濟、文化、黨務、整風等等，一樣也不曉得。當時我就是這樣，其他人也差不多……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並不多，可謂年幼無知，不知世事。但是這以後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個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董必武和諸多革命功勳走上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董必武站在毛澤東的身旁，聆聽者毛澤東莊嚴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講道：“歷史上從來就是弱者戰勝強者，沒有槍的人戰勝全副武裝的人。……我們中國也是如此，開頭是稀稀拉拉幾十個人的共產主義小組，現在也是領導著整個國家，領導著六億四千萬人口的大黨。”
關於中共一大的具體開會日期，黨史工作者一直沒有放棄尋找相關文獻資料，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最終確定為1921年7月23日。但“七一”已經成了共識，沒必要再較真改過來。
董必武出席“一大”，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堅定地與毛澤東經過了長征，全程參與了革命解放戰爭，成為開國功勳，為矢志不移、初心不改，終見彩虹，寫上了最完美的篇章。
1934年10月，董必武被編入幹部團隨紅軍大部隊開始長征。已經年齡半百的董必武當了婦女隊的“鬍子隊長”，他不辱使命，率領30名革命女戰士安然完成了長征。紅軍總部為董必武等老同志每人配備了一匹馬。董必武那匹馬不是用來馱書，就是用來馱糧食，要不就是讓傷病員騎著，自己一次也沒騎過，總是拉著韁繩在前面引路。
看到董必武這樣任勞任怨，一心無悔，毛澤東十分感動，將自己未捨得穿的一雙膠鞋送給了董必武。還將他調至林伯渠主管的“沒收徵集委員會”任委員，兼任中央縱隊幹部休養連黨支部書記。
到達陝北後，董必武任中央黨校校長。
1947年，董必武出任共產黨主抓經濟的“總司令”，負責組建華北財經辦事處，建立共產黨的“戰時經濟內閣”。1948年11月22日，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在華北銀行總行簽發了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貨幣的訓令。12月1日，董必武宣佈成立中國人民銀行，正式發行第一套人民幣。這兩件事，為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為即將建立的新中國的經濟穩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歷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理主席。
董必武十分謙虛和低調，他說：“我現在老了，做不了什麼事了，跑跑龍套就是了。其實我的一生也只是跑龍套。”
1975年，董必武已90高齡，雖然身體健康大不如以前，但仍堅持國務活動。1月16日，他接見了馬來西亞首任駐華大使。這是董老生前最後一次外事和國務活動。
1975年4月2日，90歲的董必武在北京逝世，安葬於紅安縣烈士陵園。
毛澤東得到董必武逝世消息後，一整天不說話，也不吃東西，孤獨地放了一天宋人張元幹詞《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的唱片，來寄託哀思，緬懷他和董必武一起走過的革命歲月。
周恩來在病榻上親自修改了中共中央為董老擬的悼詞稿，葉劍英在代表中央致的悼詞中深情地說：“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輩子做好事，不愧為無限忠誠於黨和人民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李先念曾說：“董老是湖北革命的老祖宗，是湖北和大別山革命的一面旗幟，我們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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