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治國思想:以儒治國、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國策成效

忽必烈治國思想:以儒治國、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國策成效

元朝疆域圖

元朝前身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國,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發佈《建國號詔》,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以“元”為國號。“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

元朝是一個幅員廣闊 ,民族眾多的統一封建制王朝 ,史載“北逾陰山 ,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在元朝的開創者忽必烈汗統治的 34 年裡 ,政治穩定 ,經濟發展 ,貿易暢通 ,史稱“至元、大德之治”。

元世祖忽必烈從 1260 年繼承汗位到 1294 年辭世 ,他作為一個征服者給被征服地區的人民帶來了浩劫,但在歷史上仍能獲得不錯的評價。忽必烈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新秩序建立者,也是少數能夠重視漢文化,推崇儒術的蒙古統治者之一。他雖來自遊牧民族,但十分重視中原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帆認為,忽必烈的“歷史功績”在於他接受了漢文化。明太祖朱元璋評價忽必烈說:“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

忽必烈在哲學上以蒙古族傳統文化為基礎 ,融合儒學的因素 ,納民族精神於國家的治理中 ,並在依法治國 ,實現國家法制 ;發展農業、畜牧業和商業經濟 ,實現國家富強 ;強化汗權信仰以及在薩滿教、喇嘛教信仰引導中 ,實現了中央集權中的信仰一致。他的治國思想展現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 :一是對世俗社會的統治 ,二是對神聖王國的塑造 ,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以儒治國,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政教並行的制度。

一、以儒治國,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總體原則

忽必烈治國思想:以儒治國、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國策成效

忽必烈登基圖

忽必烈積極恢復文治,建立完善管理制度,逐步實施“以儒治國”的方案,並改革政治體制,提拔重用儒臣。在經濟方面,提出許多創造性意見,主要有保護農業,實行封建賦稅制度;禁止掠民為驅,實行編戶制度;反對撲買課稅,禁止以權謀私等。在文化方面,他行善政,反對屠殺生命,保護百姓生命;主張尊孔重教,整理儒家經典。

忽必烈深信治國之法 ,治人之道是一致的 ,認為佛法中既有“安天下之法”,又有治心的佛覺之說。蒙古族由草原部落聯盟已經發展成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國家 ,政治上的統一必然要求思想上的一致 ;從草原故地移居中原後 ,廣大百姓渴望生活的安寧 ,國家也需要恢復元氣 ;蒙古貴族同漢族地主間的矛盾以及蒙古貴族之間圍繞汗權而進行的爭鬥等 ,都需要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統一。佛教出世的信仰規範便成為蒙古帝國的選擇。同時 ,喇嘛教宣稱那些歸依佛門、弘揚佛法的帝王是菩薩轉世的轉輪皇帝以及它對世俗社會與天國之間的論證 ,恰好適合了元初的政治需要。同時薩滿教對“長生天”崇拜的民族文化以及政治上汗權崇拜等政治文化建設上 ,也具有強烈的治心意味。

忽必烈即汗位詔告天下時承認:“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於此矣。”為了加強文治,他表示“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在長期的戰爭和中原道學以及治下文人儒士的影響下 ,他接受了“人道之端 ,孰大於此。失此 ,則無以立於世矣”的儒學精神 ,並從道學出發 ,確立了“濟世安民無如孔教”的治世思想。在心性問題上 ,主張“存仁愛之念”,強調經過人心的努力 ,仁愛存乎人心。堅持一種人性本善的人性論 ,注重對人心的保養和堅持。換言之,他決心在繼承祖宗之法的基礎上“附會漢法”,進行一系列改革,建立與中原經濟基礎大體相適應的國家制度,使大蒙古最後完成向統一的封建制國家的轉變。

二、“濟世安民無如儒教”的文化治國政策

在忽必烈汗統治的 34 年的時間裡 ,其基本的文化理念影響著他的“帝王偉業”,也給予著他的思想源泉 ,其蒙古哲學的基本精神奠定了他治國的基本理念。

其一,忽必烈對他領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對文化問題所持的態度。他需要有適當的文字來記錄他的執政措施。忽必烈最初依靠漢人書記官,他們通常用文言文書寫。但是,忽必烈強迫他們用白話書寫,因為“採納文言文意味著文化上對漢人的屈從”,而且還因為對於學習漢語的蒙古人來說白話更容易理解。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選定的文字幫助統一他的疆域並且確保全面的統治。他希望超過那個時代他能得到的書面語言漢字和畏兀兒體蒙古文。他渴望在短期內研製出一種通用的文字。

忽必烈決定創制一種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創制一種新文字的任務交派給吐蕃人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創制了用藏文41個字母拼寫的蒙古新字。由於文字的方形形狀,八思巴文字有時稱為“方形文字”,在對蒙古語語音的表達上它比畏兀兒語更準確。它還更準確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國中包括漢語在內的其他語言的語音。八思巴文字看來理想地適用於記錄忽必烈帝國中的所有語言,適用於作為通用文字,並且有助於統一蒙古統治下經常對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蒙古字),最終稱它為國家文字(國字)。他命令用國字書寫宮廷文件並且建立加速傳播新文字的學校。但是元朝滅亡後這種文字也隨之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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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文字

其二,在改元詔書中 ,忽必烈提出了“應天者惟以至誠 ,拯民者莫如實惠”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不僅是儒學思想 ,也是蒙古族傳統思想 ;誠是儒學的核心範疇“, 誠者 ,天之道也”,也是蒙古族傳統的道德範疇。針對蒙古族初入中原的實際 ,他提出“應天者惟以至誠”的天命思維 ,並從“欽應上天之命”的天命觀出發 ,主張以人應天 ,突出人的道德修養 ,通過以德合天的方式 ,實現天人合一。忽必烈提出“天下大業 ,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並勇敢地提出了“祖述變通”的思想 ,突破了“祖述”的思想限制。針對“武功迭興 ,文治多缺”的戰爭思維 ,實現了從“武功”向“文治”轉變 ,大量採用儒家思想和儒學人士來治理國家 ,同時倡導佛學 ,立為國教 ,建立帝師制等。忽必烈的變化觀體現了蒙古族從草原汗國向中原王朝的成功轉型 ,是一次“變化”理念的政治實踐。

三、“窮理盡性莫尚佛法”的治心思想

在窮理盡性收拾人心的問題上 ,一直是忽必烈治國思路的一極 ,忽必烈崇佛與尊汗思想上 ,形成了元初的治心統治體制,主要體現為:

忽必烈治國思想:以儒治國、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國策成效

薩滿教圖騰

第一,薩滿教以及其與汗權的融合

蒙元時期,實行宗教自由政策。蒙古帝國時期以薩滿教為國教,元代從忽必烈開始雖然在朝中極力推崇藏傳佛教,但在蒙古社會中普遍信奉的仍然是薩滿教。

薩滿教是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 ,是隨著遊牧與漁獵經濟發展起來的自然宗教 。薩滿教從萬物有靈論開始 ,認為自然物天、地、風、鷹、牛等都有靈魂 ,家族祖先死後 ,靈魂不死 ,寄於天宇 ,確立了人和萬物統一於靈魂的基本思維模式。按照“三界理論”,上層世界是靈魂世界 ,中界為人類居住 ,下界為地獄 ,惡魔居住 ,而三界觀的核心是上界與中界聯合去戰勝下界 ,進一步確立了靈魂與人共存的思維模式。

薩滿教期望人與自身及萬物諸魂相統一的思維框架 ,表明的不僅是人對外界與自身的恐懼和無奈 ,更期望通過法術的方式能夠控制自己與身外的諸種靈魂 ,達到為自己服務的目的。這種人與神(靈魂)相一致的思維方式一直影響著蒙古民族的信仰走向。薩滿教作為一種入世思想 ,已經深入到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 ,體現著一種不求世達、只求今生的信仰理念。其核心思想是 :人與靈魂是不可分離的 ,或者也可以說 :神不離人 ,人即為神 ,魂主人世 ,人求魂知。

靈魂觀念是薩滿教的核心 ,決定著思維方式的走向。最初薩滿教控制著蒙古民族的精神家園 ,隨著汗權文化的確立 ,薩滿教的地位明顯下降 ,特別是成吉思汗時代 ,在成吉思汗和合撒爾的衝突中 ,成吉思汗嚴歷地打擊了當時離間的薩滿教 ,對薩滿教的地位形成了較大的衝擊 ,突顯了政治高於宗教的特點。在汗權時代的宗教領域中 ,崇拜的對象已經由神轉化到了道德 ,而道德標準的設定不是由上天來規定的 ,而是由當世的人來設定了 ,如此一來在人和神之間 ,變成了由人來規定神 ,而不是由神來規定人 ,人成為了思想的中心和內容 ,換句話講 ,人的能動性在神面前得到彰顯,這是當時人們思想的重大轉變。

第二、喇嘛教以及其與汗權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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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會見八思巴

1270 年 ,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帝師 ,立喇嘛教為國教, 隨著蒙古帝國的不斷擴張 ,各民族的增加 ,特別是百姓長期戰亂的痛苦、渴望安寧的生活;加上蒙元內部兄弟相殘以及南宋的對抗與威脅等 ,這些都迫使忽必烈尋求一個能使封建帝國諸種勢力、民族和文化實現信仰上的統一 ,為蒙古帝國君主制提供理論支持。

1251 年忽必烈在南征大理途中會見八思巴 ,為喇嘛教成為國教提供了歷史機遇。同時喇嘛教在教義上把弘揚佛法的帝王稱為菩薩轉世的轉輪皇帝是佛的化身,鼓吹可汗是人間的最高統治者 ,佛是靈魂世界的主宰者。喇嘛教的世俗論證功能使至高無上的可汗皇帝在信仰領域中完成了證明。分析喇嘛教的推理過程 ,唯有的結論是 :人只有聽從“命運”,安分守已 ,忍受苦難 ,累加修行 ,秉持戒律 ,才能有“來世”的美好幸福前景。這樣出世的選擇成為政治統一理論上的必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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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畫像

忽必烈建立的政教並行的統治體制,奠定了元初政治的基本格局 ,開創了良好的統治局面 ,體現了蒙古族文化的發展與成熟 ,既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也是各民族融合的表現 ,忽必烈以儒學治國,成就了一代偉業。他在位時期遊牧文明特色的草原文化隨著遊牧民族入主中原融入農耕文明的中原文化,在新的環境條件下,有了長足的發展。

忽必烈是草原文化形成發展的集大成者:他自由開放的內外政策對草原文化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寬鬆務實的文化政策給草原文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忽必烈也是大元帝國時期多有建樹的一位中華皇帝。他從草原走來,把草原遊牧文化帶到了中原。由於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以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為紐帶,使遊牧文明特色的草原文化走進了中原的城鎮和都市。

另一方面,由於忽必烈接受了中原的農耕文化,以儒學治國,對遊牧文明和草原文化的發展與衍變也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他讓遊牧文明的草原文化與農耕文明的中原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匯、大發展的局面。元一代雜劇和元曲成就了鼎盛的局面,與唐詩、宋詞相媲美。農學、水利、天文都有獨到的成就。元代最早推行紙幣,商品交換通暢而遼遠。這一時代的草原文化,廣泛吸納中原文化和西域文明,走向了新的發展和繁榮!


參考文獻 :

(明)宋濂. 元史

蒙古族通史組. 蒙古族通史

王福革. 蒙古族汗權文化時期哲學思維方式研究

韓儒林. 元朝

史奇格. 古代蒙古法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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