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足者常樂。供圖/盛建峰先生。
明教曰：太史公①讀《孟子》②，至梁惠王③問：何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嘆，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則民怨不服。其悖戾鬥諍，不顧死亡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恃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徵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不澆不薄，其可得乎。
【註釋】
①太史公：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早年遊歷各地，遍訪民間風俗，採集傳說。初任郎中，後繼父任太史令，得讀國家藏書。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與唐都等人改定太初曆。漢將李陵與匈奴作戰失敗，率軍投降。司馬遷因為之申辯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後稱《史記》，是中國最早的紀傳體通史。其書傳記語言生動，人物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品。對後世史學和文學均有深遠影響。
②孟子：即孟軻，字子輿，山東鄒縣人。戰國時期思想家、教育家。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是繼孔子之後儒家學派的又一最有影響的大師，歷代尊其為“亞聖”，與孔子並稱“孔孟”。曾遊歷齊、宋、滕、魏等國，主張實行“仁政”、“王道”，反對虐政害民。其所著《孟子》一書，是儒家的經典著作之一，也是先秦的傑出散文著作。
③梁惠王：即魏惠王。戰國時魏國君，後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故又稱為梁惠王。據《史記》上記載，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6年），魏惠王在軍事上屢遭挫敗，於是就以極其卑恭的禮節、厚重的禮物來招納有才德的賢者。當時鄒衍、淳于髠、孟軻都來到大梁。梁惠王對孟子說：“寡人沒有才德，軍隊屢次被外國挫敗，太子被俘，上將戰死，國家因而空虛，以致玷辱了先君宗廟和社稷，寡人深以為恥。你老人家不遠千里，屈尊光臨我這破敗小國的朝廷，想必有什麼高明的辦法，能為我國謀利？”孟子說：“身為國君，是不可以像這樣談論有關利的問題。如果國君想獲利，那麼大夫也想獲利；大夫想獲利，則平民百姓都想獲利。上下爭著獲取利益，國家就危險了。作為人君，只要推行仁義就夠了，講利有什麼用呢！”
【譯文】
明教大師說：從前太史公司馬遷讀《孟子》一書，讀到梁惠王問孟子說：“你老人家不遠千里來到敝國，想必有什麼高明的辦法，能為我國謀利？”太史公不覺把書卷放在一邊，無限慨嘆地說：“哎！梁惠王一開口便提出一個利字，豈知這個‘利’字，正是天下禍亂的根源啊！所以，從前孔夫子教學，很少說到‘利’這個字，也就是為了常常提防，避免產生禍亂的本原。”所謂原，也就是始的意思。要知道，無論是位居尊崇的帝王，或者是貧賤的百姓，如果一味地謀求私利，都將產生出各種不同程度的弊病，決不會有什麼區別和例外。比如那些為公執政的人，如果取利不公正，國家的政策法令就會產生混亂。從個人方面說，若是懷著欺詐之心以謀取私利，處事就不可能公平合理。處事不能公平合理，人與人之間就會爭鬧不休。國家的政策法令混亂，百姓就會對當今執政的人怨恨不服。於是，所有叛逆、造反、暴動、鬥爭，甚至不顧死活的事，都由此而發生出來了。這樣說來，‘利’這個字不正是一切禍亂的根源嗎？”
所以聖賢總是深刻地警戒人們要去除利慾之心，而尊崇仁義。然而後世卻有許多人不但不肯遵行聖賢的教誡，而且還恃著自己的權勢，為謀取私利，做出許多有傷風化，敗壞禮教的事。更何況還有人公然想以徵利的辦法來治理天下，這樣，要使天下風俗純正，而不致於澆漓衰薄，又如何能夠呢？
【提要】
這一篇意在教誡人們，應當除去利慾，尊崇仁義，才能避免國家禍亂的產生，才能端正社會的道德規範。
【編注：本文選自《禪林寶訓註釋》，《禪林寶訓》，宋沙門妙喜竹庵共集，東吳沙門淨善重集，凡三百篇，大概使學者削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此書古來即盛行於禪林。本文為演蓮法師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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