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或是不回，看看再選擇
按：來德學習生活七年，閆肅除了是一名留學生，也是當地一個自行車協會的副會長。新冠肺炎疫情在歐洲大範圍暴發，基於多年留德生活對德國國情和文化的理解，閆肅對疫情發展進行了仔細評估，最後決定回國。
柏林當地時間3月14日早九點，他開始了這趟疫情特殊時期的回國旅程。他說，留下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為每一位選擇回國的朋友提供參考。“既然選擇了回國，希望每個人能積極配合國內的檢測與隔離工作，這是對自己負責也對他人負責的最佳選擇。”
本文以閆肅口述的方式記錄。
德國柏林到西安，37小時+14天，我終於回家了
在歐洲疫情日益嚴重的背景下，我早早便將自己隔離在家中，與父母商議再三，最終決定，既已完成了學期學業與工作，便回國休息一段時間。同時一家人都為這次特殊時期回國忙碌地準備起來……
歐洲中部時間3月14日早7:00（北京時間3月14日14:00），柏林泰格爾機場
從決定回國起，便提前與家人做了諸多功課，柏林已無直飛國內的機票，最終選擇了由柏林經赫爾辛基、上海，最終抵達西安的組合。
在機場值機的等待中，我不自覺拉開了與前後旅客的距離，戴口罩的都是中國面孔，只有三兩個歐洲人也選擇佩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家七口德國滑雪愛好者，一地的滑雪器械七零八落等著託運。他們有說有笑的表情，讓我在最後一刻堅定了回國的念頭。即使歐洲疫情“雪崩”，每一片雪花仍在勇闖天涯。這不是諷刺，而是文化的差異，異國他鄉生活七年的我理解，卻不能苟同，也充滿擔憂。
8:00，開始進行安檢，走過安檢並沒有要求我摘去口罩，一旁的機場女安檢員用洪亮的嗓音與同事交談著，她說：“每天的新聞都是鋪天蓋地關於新冠病毒，我們現在還能笑著談這個話題，但是誰也不知道我們明天還能不能笑得出來”。
9:05，飛機準點起飛。不知是否因為航班較早大家很疲憊，乘客們都在小憩，我在左側過道，靠窗的是一位中國小姑娘，我們中間的座位空著，瞥過一眼，她的神色並不是很輕鬆，身體也刻意緊繃著，彷彿要形成一個自己的領域拒絕所有人靠近。我無奈地笑了笑，看看手上的兩層醫用手套——我又何嘗不是呢？
中午12:00，赫爾辛基萬塔機場
兩個小時的航程中，唯一一次交流是身後的德國小哥徵求我同意，想拍一張我戴口罩狀態的背影，我答應下來。
之所以選擇赫爾辛基轉機，主要是因為這裡機場旅客輸送量較小。真正到了，空蕩蕩的機場還是讓我十分吃驚，本應熱鬧非凡的各類免稅店門可羅雀，餐廳裡也鮮有旅客。轉機時間為三個小時，雖然充裕，但權衡再三我還是沒有選擇去餐廳就餐，而是買了一根巧克力能量棒、一杯酸奶，找到一個沒人的角落快速吃了起來。
登機前不久，這次航班的機組人員佩戴口罩與護目鏡拉著行李提前進入飛機準備。在登機口不遠的地方，身穿整套防護裝備的兩個白色人影著實讓我緊張了一把，細看後原來是乘客又讓我長舒一口氣。
15:00，赫爾辛基
登機後我直奔飛機尾部，檢票時空乘人員已經告訴我，本次航班所有來自意、西、法、德等疫區國的旅客座位都被集中安排在了飛機尾部，並只能使用固定洗手間，儘量防止交叉傳染。
落座片刻，我便發現了之前關注的防護服小姑娘，就在我左側，從她與同伴的交流中得知也是來自柏林，而他們的防護服則是在赫爾辛基機場才更換的。右手邊的德國大叔拿著溼巾與消毒水將小桌板與屏幕反覆擦拭。如此嚴密防護的“鄰居”讓人感到一絲安心。
在飛機起飛前，空乘人員會拿著二維碼第一次讓所有旅客填寫自己的個人信息，健康狀況和旅行、居住史。
雖然我常年往返於中德，但沒有一次航班是如此的安靜，所有人不論國籍都佩戴口罩，大部分人還都戴了眼鏡與帽子。有一種風雨欲來的壓抑，雖然無聲但讓人怎麼也不能安心的休息。整整九個小時裡，兩次喝水，沒有進食。也用最快的速度更換了一次口罩。為這次航班，我提前做了充足的防護工作，分別準備了免洗洗手液、消毒水、溼巾、醫用手套、N95口罩等用品，值得一提的是從柏林到上海這兩段航程裡，不超過100ml的免洗洗手液與消毒水都是可以攜帶上飛機的。為了防止更換下來的口罩與醫用手套造成汙染，我也提前備好了帶封條口的保鮮袋將其收集。期間空乘人員對所有乘客進行了一次體溫測量併發放了一份告知書。
北京時間3月15日早6:00，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飛機著陸的一刻，雖然還是緊張，但踏實了許多。
從之前做功課瞭解的情況看，下飛機這個過程不會短暫。當我做好了漫長等待的準備時，出乎意料地被通知由德國中轉赫爾辛基的旅客最先下機。
從下飛機到出海關大致為三個步驟，僅花費了一個小時。
首先在飛機艙門外會有檢疫人員對護照信息進行核實登記，並詢問出發地，隨即進行體溫測量。一定數量的旅客完成第一步登記測量後，由專人引導至信息填報處。
第二步是最重要的信息填報表，包括身份信息、所乘航班信息、14日內居住史、14日內身體狀況與接觸人群等，最後檢疫人員會根據出發國等信息在護照上貼紅、黃兩種標識，代表嚴重疫區國與普通疫區國。我從德國返回，根據當日德國的疫情狀況被貼上了黃標。
接著就是由專人負責的特別入關口，出海關後黃標與紅標旅客不能自行離開機場，需要再次登記最終目的地信息。我接下來的行程就是返回西安了，在登記過轉機信息後由引導員陪同提取行李。
在與引導員的交流中得知，整個入關過程由上海衛健委、上海海關檢疫與上海機場地勤三方聯動配合完成。
也許這次好運用光，即使預留了三個小時還是因為行李未到而不得不重新改簽機票。好在提前看好了備選航班，新的航班是8個小時後，我跟著引導員到了轉機換乘旅客集中隔離等待點。整個過程最大限度地減小了從疫區國返回的旅客與外界接觸的概率，保證了其他旅客的安全。
北京時間3月15日15:00
由於疫情每天都在變化，即使我已經拜託父母去了解過集中隔離政策，但仍存在變數，在此之前我也不清楚能否成功轉機。所以做好了在滬隔離與在陝隔離的兩手準備，以便積極配合。幸運的是我可以順利回家，取過行李八個小時的等待也不覺得漫長了。集中隔離等待區提供麵包餅乾等食品，在一包餅乾果腹後，就跟著引導員乘專車從T2航站樓前往T1航站樓。
所有標識旅客的行李託運也是單獨處理，等待區與安檢同樣是隔離開進行的。填表，登機，馬上就要到家，心情有著些許激動。
晚19:45，西安咸陽國際機場
飛機準點到港，提前瞭解到德國返回人員需要集中隔離，所以也沒有讓父母到機場來。這次所有由國外中轉返回陝西的旅客需要最後下飛機，並完成入陝的信息登記表與個人健康狀況登記。最後由大巴統一接送至機場旁不遠的防疫指揮所，在指揮所內登記過後會由各市、區縣的工作人員分區接收再統一送至集中隔離點。
而這最後一個過程卻比我想象的漫長，先是在機場由於人數登記偏差，超過車輛承載，用了將近一小時等待新的大巴。而在防疫指揮所門口，由於同時從國外入陝的旅客量超過了預計容量，大巴車輛也排起了長隊。這時同行的由法國返回的小姑娘已經有些急躁，不停詢問著“能否告訴我們下一步幹嘛？”而承載我們的大巴與指揮所的工作人員分屬兩套系統，他們當然不能給出準確答案，這焦慮的氣氛也在大巴車狹小空間內蔓延開來。經過四個小時的等待終於輪到我們。登記家庭住址信息並按所在地劃分隔離點，在達到一定人數後統一帶往。
其中一個小小的細節幾乎讓我落淚，在工作人員打印好身份證後，我緊接著將機票遞了過去，可是沒有人接，因為他睡著了。那一刻，心中原本所剩的一點點急躁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感動、是溫暖。原本他們並沒有義務如此，這是被家人關心著的感覺，只有家人能如此相待。
北京時間16號凌晨3:00，我終於抵達隔離酒店。從出發到抵達，整整37個小時。
隔離的十四天裡：
到達隔離點的第二天下午，便對我們這一批次的隔離人員進行咽拭子採樣與核酸檢測，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只有檢測結果呈陽性時才會被通知並轉入指定醫院進行進一步檢測與醫學隔離。
起初，因為個別海外歸國人員的不配合，進入隔離點時我還有些擔心，可是工作人員與醫護工作者對我們沒有絲毫的偏見，每天早晚兩次測體溫，不僅詢問我們的身體健康狀況，還仔細的叮囑我們即使隔離也要適量的運動，同時注意飲食營養均衡，多吃水果。
隔離期間，一次測量體溫時，隔壁的小夥子由於時差原因睡得結實，任憑醫護人員如何按門鈴也不見動靜，他們卻沒有絲毫急躁，只能聽到其無奈的笑了笑，但又立刻抓緊嘗試電話叫醒。
他們每一位都像自家的哥哥姐姐一樣耐心且溫柔，給我們無微不至的關心。我們能做的，就是嚴格遵守隔離規定，配合他們的工作。
在飲食方面，更是體現出了地方上對我們的照顧。不僅營養搭配均衡，還想辦法提供一些家鄉特色，第一天是牛肉泡饃，第二天便換成了麻食，就連麵食的種類也是換著花樣不帶重複。
十四天的時間轉眼就過去，所有身體健康狀況正常者，在通過第二次核酸檢測後，就可以解除隔離回到自己的家中。臨走時雖然時間緊，但我還是將房間衛生打掃乾淨，將床鋪簡單鋪好。也許我不能幫上什麼忙，但是我可以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事情，避免添亂。在解除隔離書上簽字時，看著每一位工作人員，他們不是親人卻無怨無悔的照料我們這麼多天，留下的只有感激與不捨。
對個別回國留學生遭到網友指責的看法：
任何一個群體都有好的與不好的，如果因為個別人的不良行為將整個群體貼上標籤，這有失偏頗。在國內疫情嚴重的時候，海外同樣有大量留學生與華人群體為祖國捐款，想方設法籌集並捐贈物資。在2月底3月初德國柏林場地自行車世錦賽的舞臺上，我還曾拉起橫幅為武漢加油，為祖國加油，受到了很多外國友人的關注與理解。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帶著消極的情緒去過度解讀問題。
從我個人的經歷來講，這次回國，我心中充滿了溫暖，很多的人都在關心幫助著我們，像家人一樣，他們沒有因為我們從境外回來而對我們冷眼相看。我心存感激，所以在集中隔離階段，我能做的就是配合他們的工作，少給工作人員添麻煩。每天不論是在測量體溫還是送餐時我都會認真的說一句，“謝謝您，您受累了！”，這是發自內心的話，也是家的力量。
整理：彭大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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