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中央軍”是中國現代軍事史上的一個重要概念，不僅是影視、文學作品中的“常用語”，也是民國軍事史研究的熱門話題。然而，作為一個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軍事集團，國民黨中央軍這一稱謂源何而來？又是何時形成的呢？
1928年初，國民革命軍編成以蔣介石、馮玉樣、閻錫山、李宗仁為首的四大集團軍，開始“二次北伐”。北伐軍佔領平津後，張學良於12月宣佈“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在北伐過程中，各集團軍幾乎不加挑選地大量吸納收編大小軍事集團，快速擴充為一支包含100多個軍，派系錯綜、成分雜糅的龐大武裝力量。為了節省軍費開支，回應社會裁軍呼聲，國民政府於1929年1月召開全國編遣會議，決定各集團軍及東北軍等其他軍隊分區編遣，按照限定的比例裁汰。
在“二次北伐”過程中，還有一部分收編的小股派系軍隊不隸屬於各集團軍，被稱為“中央直轄部隊”。蔣介石為加強對這部分軍隊的控制，授意會議提出另設中央編遣區用於裁撤中央直轄部隊，引起了幾大派系強烈反對。據當時參會的徐永昌回憶，別人認為第一集團軍和中央直轄部隊應該一起編遣，“中央則認為應當是兩個單位，放在中央要按兩個單位辦理”，“此即為日後各派系衝突之最大原因”。可見，在“二次北伐”過程中，已經明確出現了以“中央“非中央對國民革命軍進行區別劃分的觀念，在眾人眼裡，第一集團軍和中央直轄部隊都是“蔣系軍隊”，亦即“中央”的軍隊。
儘管全國編遣會議字面上通過了《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作出了全國軍權“收歸中央”的決定，但編造會議期間的分歧爭吵加劇了國民黨內各軍事集團的矛盾分歧，但反蔣派又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反對編遣方案，遂採取暗中抵制的方式應對。1929年2月，桂系製造湘案”（桂系趕走了當時的湖南省主席魯滌平，勢力範圍延伸至兩湖），挑戰南京中央對湖南省的控制權，蔣介石決定出兵討桂。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統治集團內部首次兵戎相向，在全國引起不小的震動。1929年3月31日，上海的《申報》刊登了題為《總攻擊令已下》的時事要聞，報道了“中央軍漸次開抵鄂境”“已入鄂省之中央軍，似尚未與鄂軍接觸”。同日，天津的《益世報》也刊載了“中央軍劉峙部確已佔領武穴”的報道。這是大眾媒體最早出現“中央軍”稱謂的記錄。除嫡系部隊外，蔣介石還調集西北軍韓復榘部以及湘、黔、滇等地軍隊圍攻桂系，於6月26日攻佔南寧，“蔣桂戰爭”結束。
“蔣桂戰爭”是國民黨內其他派系武力對抗蔣介石的第一次嘗試，由於蔣介石身兼國民政府主席和陸海空軍總司令，佔據著“合法性”的制高點。從理論上說，任間反蔣軍事行動都將因違背“中央命令”而成為非法。蔣介石憑藉強大的政治實力、軍事實力、經濟實力，不但可以通過軍事打擊和重金收買瓦解對抗行動，還可以通過組織手段和宣傳手段否定桂系軍事行動的合法性。在此次軍事衝突中，民間話語體系下“中央軍“稱謂的出現，某種意義上可視為民間對這種“合法性”的認同，然而官方話語中卻並未使用“中央軍”這一稱謂，而是以“討逆軍”之名。
1929年5月，馮玉樣因“山東問題”發動反蔣戰爭，失敗下野後，西北軍群龍無首、軍餉不濟，引發眾將領不滿。1929年10月10日，西北軍發表反蔣通電，以宋哲元、孫良誠為正、副總司令，兵分八路討蔣。10月21日，開封行營主任何應欽發表關於“消滅石敬亭、孫良誠等叛軍“的講話，呼籲河南官兵民眾明辨“是非順逆”，“一起來幫助中央軍掃除西北的叛逆”，這是蔣系要員首次將國民黨派系戰爭中的南京國民政府軍隊稱為“中央軍”。10月下旬開始，南京國民政府軍隊在河南發動強大攻勢，最終佔領河南大部，西北軍全部退守陝西，反蔣再次失敗。
1929年12月，就在蔣介石準備集中力量解決廣西的反蔣勢力——“張桂聯軍”時，石友三突然在浦口江岸炮擊南京，聯合唐生智反蔣。對此，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緊急召集會議商討應對，制訂了《在津油路對石友三部作戰計劃》。該計劃中稱石友三“乘我中央軍討伐西北殘逆勝利之時期，聯絡唐逆生智，背叛中央”，作戰目的為“中央軍以剷除該逆，恢復津浦路交通”。這可能是首次出現“中央軍“稱謂的軍事文件。由於閻錫山、張學良等通電討唐，張發奎和桂軍也節節敗退，形勢對南京政府極為有利，石友三立即表示“擁護中央"，成為孤軍的唐生智很快失敗下野
自編遺會議閉幕，李宗仁、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等相繼發兵反蔣，以汪精衛為首的改組派也在黨統問題上“另起爐灶”，從軍事和政治兩方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以及蔣介石的地位進行了挑戰。為增強“討逆”的合法性，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中央將民間媒體最早使用的“中央軍”稱謂納入官方話語體系，以增強官民兩界對“中央”的認同。蔣介石身兼三軍統帥和派系領袖雙重角色，第二重角色引發了一系列反蔣戰爭，而第一重角色使他佔據了合法和道義的制高點，可以借“中央”之名發號施令、運籌帷幄。
1929年，國民黨派系紛爭引發的戰爭持續不停。時任立法院院長的胡漢民，1930年元旦發表題為《十八年的過去與十九年工作的開始》的文章，表達了對一年來國民政府疲於應付各種“反動事件”無心進行社會建設的痛心，強調了培育民眾“擁護中央”觀念的重要性。胡漢民指出，國民政府對廣西和西北用兵的勝利，並不完全是“中央軍軍事實力的超勝”，離不開民眾“擁護中央”。然而，1930年帶給中國人民的並不是和平，國民黨的派系紛爭並未停止，最終爆發“中原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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