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诗歌进入春秋战国以后，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两大源头——《诗经》和《楚辞》。前者一般认为是由古代流传后经孔子删定整理的民间乐歌总集，关于《诗经》的研究、考证，历代迄今，著作辈出。但我们更感兴趣的乃是对诗歌美学具有决定意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判断，也就是所谓“赋、比、兴”的问题，直到现代，毛泽东还说诗歌的创作“比兴两法是不可不用的”。后者则是屈原、宋玉等人诗歌的结集。古往今来有关《楚辞》的研究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倘用现代观点来分析屈原的作品，至少可以认为，它在诗美的创造上开了西方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先河。历来研究《诗经》和《楚辞》的论者，都以为《诗经》和《楚辞》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二水分流，其实这很不确切，因为在《诗经》和《楚辞》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难分轩轾，它们既有多方位的结合，又有多侧面的表现，而《诗经》和《楚辞》之所以伟大所以影响历久不衰，其原因正在这里。
我们认为，《诗经》和《楚辞》是当时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代表；《诗经》是由俗到雅，而《楚辞》是由雅还俗，这里的“雅”、“俗”之分，千万不能小看，因为它们涉及到古代诗歌“源”与“流”的问题。其实真正的诗歌源头，既非《诗经》亦非《楚辞》，而是久远的民间创作，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都充分表明.如果缺乏民间创作的源头活水，诗歌的花朵就会枯萎，诗歌的生命就会终结。由《诗经》发展《楚辞》，正是屈原等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汲取民间创作的养料，进行新的艺术创造的结果。从诗歌美学来看，《楚辞》对于《诗经》最重要的有三项创新：（1）体式的创新，由三言、四言而七言，（2）手法的创新，突出地表现在屈原运用创造性的想象，来进行诗歌意象的组合和诗美意境的拓展；（3）韵律的创新，屈原结合民歌的特点，创造出“兮”字的独特用法，以强调情感的动势和节奏的抑扬顿挫。
更为重要的是，《诗经》以后，中国文学（包括诗歌）开始向散文化的方向发展，而《楚辞》的贡献则是把《诗经》诗化的优秀传统融汇进当时散文化的新潮流中。正如我们在论述原始诗歌时已经指出的，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从艺术类型学上来说，是与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相关联的。据目前能够掌握了解的史料表明，殷周以后的北方民族已经建立起-套完备的宗法社会制度，由北方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铸就的现实思维方式，更因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一系列“制礼作乐”的革新，而形成强大的理性主义思潮。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室的内乱和衰落，大批文物典籍传入南方，这就为南方民族借鉴和吸收北方文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后又因儒家孔子的入楚，更使先秦理性精神在南方得到一定的传播。
然而经济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的南方民族，在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又一直保持着原始的结构和落后的习俗。南方文化所表现出的这种深刻的内部矛盾性，一则构筑起对北方文化南移的抵御，一则又在部分接纳北方文化的亲和过程中，形成南方文化独具的地域色彩和浓烈的浪漫精神。《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具有北方朴实、纯真和健悍的特点，而《楚辞》主要发轫于长江流域，具有热烈、奔放和缠绵悱侧的特点。二者的区别显然与南、北方宗教（社会氛围）、礼俗（自然氛围）、“务实”同“务虚”的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应当指出的是，虽然《诗经》和《楚辞》都源于民间创作.但由于南北方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民族文化性格的不同，在艺术表现上亦便各呈异彩。
同时，《楚辞》以民间宗教祭祀歌舞为原型，更浸润着浓郁的南方情调。如果说北方文学是内倾凝重的，那么南方文学则是开放跃动的。实际上在南方文学中已经把“言志”和“缘情”糅合通融，把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连为一体，这就使诗人有可能充分发挥其外观力与内省力，从而驰骋想象，畅怀抒情，把人引入一个广袤无垠的艺术天地。由此可见，南方文学的本质属性就是一种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因而能使北方文学的养分溶入南方文学的肌体，这就为南北文学的交汇和融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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