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儒教是以“三纲五常”的家族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礼教”。儒教的哲学，不管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还是宋明理学，不断的为维护纲常名教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儒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政治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儒学理论在明清时代日益教条化和庸俗化为假道学，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和人性发展的枷锁。儒学内部涌现出一些异端思想家，激烈反对占据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学。由于明代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商品经济萌芽和日益成熟的市民社会，因此以李贽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程朱道学的激烈批判，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虽然官方的意识形态并未受到动摇，但是在民间，宗法伦理道德的权威已经开始瓦解。
在孔子时代，无论儒教、佛教、道教的文化理论基础，都产生于轴心时代的哲学学说。这个时代实际上是人文理性文化的时代，宗教教义的发展，一直都是靠哲学理论的发展来维系的。从儒学的发展来看，自春秋战国的孔孟之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儒学在适应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儒家学说在哲学方面对儒、道思想的吸收，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
宋明理学的理、气、心三派，实际上是以程朱为代表正统儒学与陆王偏佛、张王近道的三种不同形态。尽管三派都是真正的儒学，但官方对程朱理学的推崇，却说明了心学和气学，并不适合作为统治阶级的正统学说来培养士人。心、气两学是理学和分支和异端，明、清之际，却在文人士子中影响颇大，这说明，儒学自身，正在产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导致儒家的纲常名教，失去其一直以来维护社会道德伦理的作用。
李贽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阳明先生之前，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落其传。”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已经成为保守僵化的封建礼教意识形态，在商品经济萌芽和市民社会日渐形成的十六世纪，出现了以王艮和李贽为代表的民间启蒙思想家。他们激烈的批判程朱理学和假道学，主张个性解放，提倡发展经济。明末清初之际，顾炎武和黄宗羲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君主专制，提出了“民本天下”的思想启蒙。
清代对内实行思想文化专制，对外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以维护其腐朽封建统治。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禁锢思想的枷锁同时也被打破。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封建礼教传统。个性解放思潮经过从晚明到民初的不断积累和酝酿，终于在1917年发展成为一场彻底反对宗法伦理道德文明的思想文化运动，即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既是中国封建礼教文化走向衰落和瓦解的产物，也是世界性的现代性文明扩张的结果。
2
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近代时期，一般被认为是从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开始的。但是这种看法更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瓦解，是西方现代文明向中国输入的结果。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大变化。历经洋务运动、维新变化和辛亥革命几次从器物到制度的变革，都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对中国社会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接受过西方近代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为高潮。封建宗法意识形态，以及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被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所取代。但是，我们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中，如果只看到中西文化的本质性冲突，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得出了中国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被“西化”的结论，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和狭隘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带来的，是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在欧洲确立的现代文明理念。但我们应该看到早在晚明时代，批判封建宗法等级制的个性解放思想就已经出现。只不过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者，实行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厉的思想专制，才让启蒙思想暂时被压制起来。但封建礼教文化本身的权威，正在日益成熟的市民社会中瓦解。
汤显祖
现代性文明的开端，起源于西方十五世纪前后的文艺复兴，经由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式在西方成为主导的文化形态。并在西欧列强的全球性殖民活动中，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和推广。文艺复兴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开端，最初提出的人文主义思想核心是“人的自由和解放”。之后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每一次变革，都没有脱离这个最初的方向。只不过自由和解放的内涵，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步的深化而已。如果我们在思考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问题时，将视觉域移向更长远的历史时间，就会发现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同样发生了一场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运动。
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变革，其激烈程度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媲美。这是因为在明末清初正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诸种文化总结的时代，这种文化总结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3
明清之际的文化与以往的重大不同，在于兴起于市民文化的小说和戏曲开始成为中国文艺的正宗。明代中叶之后，随着王阳明心学而崛起的个性解放思潮，对中国近千年的传统礼教文化进行了巨大的冲击，在文学，尤其是小说戏曲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进而使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哲学，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具有史诗意义的文学作品纷纷涌现，大有超越唐诗宋词之势。《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牡丹亭》、《西厢记》、《四声猿》等小说和戏剧，在当时社会的文化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李贽当时就称传奇、院本、杂剧，《西厢记》和《水浒传》“皆为古今之至文”，“更说么《六经》。更说么《语》《孟》于？”这种评价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但也真实的反映了小说戏曲在当时的文化影响。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周之言小说，与日后的小说并不相同。小说家及其创作，却是为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历代文人雅士所不耻。自从先秦的《诗经》、《离骚》开始，中国文学的主要表达方式一直是以抒情性的诗词歌赋为主。叙事类的散文创作，只是被当作历史的记录，而不是虚构，在中国最古老的神话《山海经》、《穆天子传》中，已见小说端倪，诸子时代的《庄子》、《列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中的寓言，也稍具雏形，但都是为了表现思想而用的。而《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中的人物传记，虽然叙事性和描写性都已经接近文言小说，但却是纪实性的散文，形似而质不同。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志怪、志人故事，在今天完全可以被当做小说。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的文章，都很简单，而且当作记事实”，其实仍然是属于稗官野史一类。“乃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唐传奇的出现，才正式标志着完全意义上作为虚构体裁的小说的开端。从此，小说作为区别于神话、寓言、诗歌、散文的又一文艺体裁，进入中国文人的自觉创作之中。鲁迅先生曰：“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这并非意味着小说不是“文学”，而是不被主流文化承认的。直到明中叶之后，作为新兴市民商贾、市井文人、在野寒儒等民间文化意识和个性解放思潮代表的思想家李贽。才将小说作为正式的文学创作，提高到其应有的地位。
施耐庵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而在明中叶之后，中国文学的主流，则非小说莫属。从晚明李贽的“天下至文”，到晚清梁启超的“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等启蒙主义者将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等人所创作的白话小说作为文学正宗和未来发展方向，小说实际上是作为中国近代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文化的最重要载体而出现的。
明朝晚期以私学盛行的阳明心学，逐渐发展出适应市民文化心态的反传统、反复古，具有个性解放特征的文艺思潮。“童心说”、“性灵说”、“至情说”，对于散文、诗歌、小说、杂剧、散曲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解构主要是在哲学领域，那么李贽的“异端”思想。其颠覆性却更明显的体现在文艺方面。《童心说》提出了一种新的文艺理论观，以“童心”为标准，将中国文学中一直被称为“丛残小语”（桓谭《新论》）、“街谈巷语”（班固《汉书•文艺志》）的小说和戏曲，提高到“天下至文”的高度。
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文学革命”主将之一的郑振铎先生，将明代嘉靖元年到民初的文学称为“近代文学时代”。周作人也曾经在《中国近代文学史话》中指出：“明末和现今两次文学运动的趋向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会以“文学革命”的作为其开端，乃是因为中国近代的反封建礼教思潮，从晚明开始就是以文学革新的形式出现的。
明清通俗小说和戏曲的繁荣，几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相媲美。对个性解放思想在市民文化中的传播，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
閱讀更多 儒帥哲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