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基本法》頒佈三十週年，正式實施亦接近二十多年。算起來，《基本法》是與我這一代香港青年一同成長。那麼，香港青年怎樣看《基本法》呢？
當然，青年這一個群體，並非擁抱著統一的思想。因此，筆者分享的觀察，並非代表全部青年，希望讀者留意，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
坦白地說，以筆者對同輩的觀察，香港青年對《基本法》是非常陌生的。在筆者的求學時期，在學校接觸《基本法》的機會很少，當時《基本法》教育的推廣仍然相當缺乏。
最令筆者有印象的，是老師用“小憲法”來形容《基本法》。理論上，“小憲法”這個說法並沒有錯，但假如青年缺乏對國家《憲法》的認識，我們很容易忽略了那個“小”字，錯誤地將《基本法》視為“香港的憲法（最高法）”，甚至種下“視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的想法。
直到大學時期，筆者修讀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但筆者的同學沒有因為讀政治而熟悉《基本法》。真正驅使我們接觸《基本法》，是參加公務員的綜合招聘測試（CRE），測試中有一部分是基本法測試（BLT）。
測試題目是多項選擇題，選擇題內容也頗為似是而非，而且考核內容除了那一百六十條，更包括全部附件及文件，因此考生均盡力對整本《基本法》死記硬背。換句話說，我們是出於功利目的接觸《基本法》，而且我們完全不認識條文背後的意思。筆者敢說，考試完結後，幾乎所有考生會立即忘記所有條文。
公職人員也未必真正理解《基本法》，參加非法集會的公職人員曝光後被停職，圖片來源：推特
至於國家《憲法》，對香港青年來說，更加是毫無概念。許多青年沒有看過《基本法》，而沒有看過國家《憲法》的青年則遠多得多。在他們看來，國家《憲法》看似與他們毫無關係，更遑論他們會認識國家《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當然，這裡所指的“沒有看過《基本法》”，意思是沒有主動去看。筆者相信，每個香港青年，不論是否看過《基本法》，總有些零碎的條文刻在青年的腦海中。
第一當然是《基本法》二十三條，青年普遍把它視為洪水猛獸，指其為侵害自由及權利的“惡法”。
第二是《基本法》四十五條及六十二條有關普選的條文。所謂“真雙普選”的爭議，正是圍繞著這兩條展開。不少青年一直對“普選”耿耿於懷，認為中央違反承諾，不給予香港普選。
第三是《基本法》一百五十八條，有關解釋《基本法》的條文。在青年眼中，釋法等同於中央侵蝕法治的表現，高呼“法治已死”。
不難發現，許多普通青年對《基本法》的認識，與反對派多年來提出的政治議題完全相符。認為“我這一代的《基本法》教育由反對派負責”，這個說法毫不誇張。
隨著“港獨”議題在社會上浮現，《基本法》第一條亦刻在不少青年腦海之中，但這次他們不再是害怕或認同，而是藐視它。隨之而來的，是青年多次公開焚燒及撕毀《基本法》。不少青年將《基本法》視作中央及港府的權威來源，所謂“違反普選承諾”，加上“港獨”思想，令青年鄙視《基本法》、鄙視中央及港府的權威。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議，圖片來源：中國人大網
簡單而言，《基本法》是以法律的形式，訂明“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三大理念。換句話說，對這三大理念的理解，將直接影響到對《基本法》的理解及態度。那麼，青年是如何理解這三大理念呢？
首先，你問十個青年是否支持“一國兩制”，筆者相信支持的肯定佔多數。然而，問題在於，青年如何理解“一國兩制”。
簡單而言，“一國兩制”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一箇中國的原則下，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則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換句話說，“一國兩制”的重點在於確立國家主權及制度區分。
因此，要對“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與否作出判斷，只須看看香港是否中國主權下的一部分，是否依然維持著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是否改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便足以判斷。
既然香港仍然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亦得以維持，連丁點社會主義色彩也看不到，那麼為何會有那麼多青年高呼“一國兩制已死”呢？
歸根咎底，是不少青年錯誤地將“一國兩制”理解為“一國兩治”。在他們看來，香港迴歸到中國的主權只是名義上的，實際上香港是一個“獨立政治實體”，由香港人自己管治（當然有些人覺得英美有實際權力去參與管治）。
可見，青年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是對“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誤解。制度從來不是青年考慮的東西，他們一直顧及的都是管治權的問題。
在他們眼中的“港人治港”，不是簡單地由港人管治香港，而是由反共、反中的港人去管治香港。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四屆特首都是香港人，但他們依然批評“港人治港”沒有成功落實。他們為何要拒絕“八三一方案”，堅持所謂的“公民提名”？背後理念不就是認定提名委員會只會提名“親共、親中”的候選人，所以才要靠“公民”來提名反共、反中的人去參選，甚至最終成為特首嗎？
而在他們眼中，“高度自治”就是“完全自治”，認為“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有些人覺得“井水可以犯河水”，比如一些香港組織資助內地的帶有政治色彩的社會活動，這些不正是侵犯河水的嘗試？當然，隨著中國愈來愈強大，“政治北進”的可能愈來愈低，他們只能放棄進攻，轉而退卻，只能夠專心在香港搞局。
熟悉香港政治的讀者會發現，對這三大理念的理解，都是出自反對派的觀點。不幸的是，受反對派影響的青年，在香港佔了多數。
我那代青年的經歷，顯示出缺乏《基本法》教育的後果是多麼嚴重。現時，中央已多次強調要加強《基本法》教育。當然，單靠對條文的死記硬背是不夠的，青年必須準確理解《基本法》各項條文的意義，以及國家《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然而，從上文的分析來看，對《基本法》的理解，牽涉到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政策的理解，因此，對《基本法》的教育，實際上就是與反對派在意識形態話語權上的鬥爭。古人認為，三十而立，我們必須把握時間，確立清晰的《基本法》教育目標，團結力量與反對派鬥爭，才能做到四十而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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