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通史 -
《易中天中華史》
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
張允若 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系教授：
《中華史》是著名學者易中天編著的有關中華民族文明史的大型歷史著作，2014年開始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全書計劃出六部32卷，分別為第一部《先秦》，第二部《秦漢魏晉南北朝》，第三部《隋唐》，第四部《宋元》，第五部《明清》，第六部《近現代》。截止目前已出版至第五部第21卷，敘述至朱明王朝。
該書出版以來，總體評價良好。一般認為它立意高遠、眼界寬闊，顛覆傳統教科書式史學著作的套路，改用通俗生動鮮活的語言，敘述歷史事件，講述人物故事，既有學術性又有可讀性，是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的良好讀物。
《樞紐：3000年的中國》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蔡翔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候選人：
“制度化並不必然會限制權力，也有可能加強權力。”這句話當然不僅僅侷限於新加坡。事實上，在去年的私人書單推薦中，學人君曾推薦的周雪光著作《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書就認為，科層制的推進必然掣肘最高權力。但施展通過對中國史的演繹，指出制度化會限制皇帝個人的恣意專斷，卻在總體上增強了皇權。
不過，假如因為施展在書中搬用的宏大敘事話語與近年甚囂塵上的“通三統”“香江邊的思考”等天朝理論脈絡過於相似，就以為本書是“偉大復興夢”的應景之作，就太過於誤解作者的良苦用心了。依照陳純的評價，此書是“一本藉助黑格爾的目的論、呼喚中國進行XZ改革的學術著作”。在當下的環境中，這樣的理念能做到借殼上市已實屬不易。更何況，超大型共同體的治理常被用作一個擋箭牌來抗拒對普世價值的吸納，施展卻在文字中潛移默化地指出瞭解決這一矛盾的可能路徑，在宏大敘事中重啟上世紀80年代停滯的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的思辨。這樣的格局，遠非汲汲於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者目力所能及。
- 古代史專論 -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
李紅升 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員：
余英時先生別出心裁之處，在於他並不囿於思想史家的成見，僅僅將程朱理學視之為“理、氣、心、性”之類的本體論哲學，或者是 “格、致、正、誠”之類的“內聖”之學，而是更多地將其看成是探明“治道”的政治哲學和以治國平天下為主旨的“外王”之學，這樣他就為人們研究程朱理學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通過余英時先生的詮釋，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儒家政治哲學如此看重道統與政統的分離與傳承，“得君行道”和君臣“同治天下”的政治取向，以及臣子“以道進退”的獨立意識和“以天下為己任”的主體意識，也可以理解為什麼說儒家眼中的君臣關係絕非主僕關係，而是一種合作和衝突兼而有之的張力關係。
《明清社會史論》
中華書局，2019年
沈登苗 獨立學者：
《明清社會史論》，英文原著於1962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初版，雖然意大利文、日文、韓文版也早已問世，但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徐泓翻譯的中文（繁體）版，2013年才有臺灣聯經出版，2019年，中華書局推出了中文簡體版。
原著通過對明清57份《進士登科錄》的14562名進士家境的分析表明：明清兩代進士來自平民家庭的佔42.7%。由此得出結論，科舉制度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垂直流動。同時，該書向下流動的史料與分析，也有助於對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狀態的整體把握。這部何炳棣的代表作之一，被美國學術聯合會選為歷史方面最佳750部書之一，也成為中國社會史、科舉史研究中的一個經典。《明清社會史論》中譯本的問世，不僅填補了中文學術界的重大空白，而且譯者註釋詳盡，又優化了原著的結構，並對何氏的理論做了進一步探討。借用常建華教授的話說，徐泓先生之於何炳棣先生的這種學術繼承和發展關係，“為華人世界的學術研究再添佳話”。
儘管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何炳棣的科舉社會流動論遭到了以海姆斯等國際著名漢學家的強烈衝擊，但據我們甄別，“非流動派”對何炳棣的種種質疑和發難，皆不能成立。從開題、史料、方法到結論——總體上，何炳棣的科舉制度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垂直流動的結論，都經得起時間和事實的檢驗，《明清社會史論》“在科舉與傳統中國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動的”。
萬昌華 山東泰山學院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何炳棣先生此書主要研究明清社會的階層流動問題。首先在史料運用上，何炳棣先生將政府律令、方誌、小說、人物傳記、家譜等內容串聯一體，作為階層流動性分析的線索基礎。其次在所用理論上，何炳棣先生並不限於歷史學之理論，而是兼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引入社會分層化和社會流動理論來解釋科舉制和身份認同之聯繫。從內容上看，何炳棣先生引用了四萬條之多的史實樣本，並以此論證中國明清時期科舉制所造成的高度社會流動性。且在此書中，何炳棣先生並不限於討論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也就是縱向流動，還兼討論橫向流動，即人口在士農工商民匠等身份職業和地域上的流動性。當將社會背景置於明清時期的世界性變化之下時，中國的社會流動問題便也成為當時世界的人口流動性特徵之一，而這也是何炳棣先生在本書中所要表達的中國史研究定位和立意所在——要將中國史研究從歐人的“歐洲中心論”和所謂“漢學”腔調中擺脫出來，置於世界史研究的學術大體系中。在此大體系中，以中國材料解決中國歷史問題並不是此書所求的答案，而是要以結合中國材料和世界材料來回答在世界問題大背景下的中國問題。同時在本書對社會流動性的分析上，或可激起今人對當下所謂“階層固化”的一點思考。
《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
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
沈登苗 獨立學者：
如果說，此前我們看到的明代進士的空間結構是一張粗糙的“全國地圖”，那麼，《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呈現給世人的是一本以精緻的“全國地圖”為封頁，以比較準確的省、府、州縣及衛所的數據為內容的“分省地圖集”，而其中的多數篇幅，哪怕是一頁的描繪，也是時下不少學者望而生畏的。因為這些資料的採集，不像獲取當代統計資料那樣方便——由專業部門提供、各類《年鑑》出版，而必須用原始的手工方法一個一個地輯出來（不少研究對象本身還要做艱難的確認工作），再把數萬名進士“對號入座”到十幾個省、一百多個府、上千個州縣，以及約四百個衛所整合而成的。與此同時作業的，還有拓荒性的、更為龐大的科舉群體——十萬舉人的考證及其省級分佈。這類考訂的艱辛，是非親歷者難以體會的。
吳著“量化”填補空白範圍之廣、數量之多，以及為之費時之巨，是科舉及歷史人文地理學領域之最。也是筆者所見的計量史學中難有其匹的。
《禮儀下鄉——明代以降閩西四保的禮儀變革與社會轉型》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
伍國 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副教授：
從林耀華到莊孔韶，從鄭振滿到劉永華，福建因為其延續千年的宗族制度及物質和非物質的文化遺存，一直是人類學和歷史人類學研究的“福地”。劉永華教授以閩西長汀一帶為核心關注和處理了一箇中國思想史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禮制思想是如何傳播到社會基層，併成為長期實踐的。從這本書中我們看到，唐宋兩朝成為禮制下移，從上層士大夫的行為規範變為基層“庶民”行為準則的重要轉折點。推廣儒家禮儀的實踐到明代又進一步加強，嘉靖年間推行的禮制改革促進了新型祭祖儀式的流行。儘管國家決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儒生和當地儀式專家的推進和執行也是不可或缺的。
作者由基層禮生這個過去多少被忽略的群體切入，關注其對禮制的重要承擔作用，還注意到自明代以後儒家祭禮在閩西一帶已被道教儀軌滲透。作者採用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方法，親身多次體驗了近年舉行的閩西鄉間祭孔儀式，並記錄下祭祀過程及所使用的禮儀文本。在祭祖儀式方面，作者指出，其細節上其實已歷經多次修正和變動，並結合16世紀開始的鄉約禮儀的建立。此書以堅實的文本資料和田野調查結合，呈現了儒家信條向下傳播，紮根，儀式化的實踐過程，有助於讀者思考儒學究竟是哲學還是宗教，抑或是半哲學半宗教這一經典問題。
《清朝進士題名錄》
中華書局，2007年
沈登苗 獨立學者：
《清朝進士題名錄（上、中、下）》，以《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為底本，參閱了包括《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在內的多種文本校補而成。是書以科年、甲第、名次、姓名、籍貫排列，每科末均附“校記”，提供了他人進一步考證的線索；使用極為方便，尤其是使人們直接按科年/行政區查閱和統計清朝進士的地理分佈成為現實。
有學者認為：該書“考據嚴謹，徵引全面，論證精當，幾乎完全還原了每一位清代進士的原貌”。“是目前進行清朝縣級進士人數統計最為保險的一種文獻”。
- 近代史專論 -
《鴉片戰爭再研究》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臧建文 河北金融學院講師：
圍繞中國近代史開篇——鴉片戰爭這一歷史事件開始，從習以為常的人物、故事諸如琦善賣國說入手，通過挖掘與梳理琦善的家族背景、從官經歷、鴉片戰爭前後其言行表現以及與林則徐私人交往等歷史細節，作者提出一個獨到且深刻的見解——“忠奸理論與奸臣模式”。
這就是說傳統歷史觀念下，我們這個民族包括知識分子，往往將鴉片戰爭中國戰敗的原因，歸罪於奸臣當道，而不是從制度層面進行根本性的反思，在如此框架下得出的結果便是，無須改革舊體制，只要維護並強化舊體制，增加對臣子的甄別，識別忠奸而實現所謂的選賢任能，就能避免戰爭的失敗。
作者基於史實對上述觀點進行了批駁，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嘗試擺脫作為歷史學家生來俱有的民族情結，在人物評判及歷史事件解讀過程中，直面歷史真相，而並不夾雜對本民族的袒護，以期較為客觀、全面的評述當時事件經過，從而給予今人以歷史的啟迪。
書的結尾提出了以下問題：“中國大陸與西方的差距，比起百年前的鴉片戰爭時，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
這一追問，值得每一個國人深思。
《激進之踵——戊戌變法反思錄》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
田方萌 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戊戌變法發生120年後，基於近年出版的一系列史料和史學研究，羽戈重返歷史現場，力圖廓清層疊累加的迷霧，還原戊戌人物的真實面目。被後人貼上守舊、維新、革命標籤的諸公，在當時的政治立場未必如此涇渭分明。譚嗣同那樣的激進派，根據時機也會轉向改革；被罵為反動派的慈禧，骨子裡並不反對變法。翁同龢因屬“帝黨“，歷來被視作維新派，他的觀念其實很保守。
戊戌變法開啟了中國現代史上的激進主義思潮，從此中華民族遭受了多年的動盪和離亂。當代思想界對激進主義多有批判，羽戈則認為激進是一柄雙刃劍，其害在空疏高蹈，其利在破除陳規。激進主義的病症被作者稱為“激進之踵”，與其說這病在腳後跟上，不如說在天靈蓋上。欲治此病，則應醫心——國人的身份危機往往是激進主義氾濫的前奏。批判激進主義是容易的，理解它則需要一種知識社會學的分析。
《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
尤小立 蘇州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以筆者有限的觀察，陳平原教授的學術研究有兩次轉向：從文學史研究轉向思想史研究，又從思想史研究轉向文化史研究。而《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即是第二次轉向的代表作。此著2008年即有香港三聯書店版，十年後再度印行大陸版，或有推動國內圖像史研究的考慮。這裡面不僅有西洋“新文化史”“圖像證史”的優長，抑或化入了雷蒙德·威廉斯的“關鍵詞”，不過一切都是在晚清民初的“現場”之中。能從時代的眼光發現中國的大問題，又能尋覓到其中的趣味，亦是“獨上高樓”所應有的境界。所以，讀此書一定不要忘記一個“趣”字，——無論是文趣、意趣，還是理趣。
《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尤小立 蘇州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此著出得較早，1985年即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出版繁體字版。2012年，大陸簡體字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進，2014年再版，2018年10月是第三版，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學界都知道這部書是碩士學位論文，故無不感嘆、感慨作者的大器早成。其實，著中體現的仍屬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因是初生牛犢，所以無須瞻前顧後、左顧右盼，敢於歸納，又敢於下結論，條理自然清晰，見解自然明白，與太炎學問之冷僻、艱深，恰成對照。此點最可為青年學人所借鑑。
《國學的歷史》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
尤小立 蘇州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此著出版於十年前，與之配套的，則有2019年12月陸續問世的，收錄近百部晚清民國“國學”論著及相關內容的叢書——《近代國學文獻彙編》。桑兵教授在最新的一篇論文中說：“國學與經學的問題，過去、現在及將來還會不斷被提出，只是過去簡單視為文化保守，現在被當作民族主義，將來則可能成為證明我為何是我的關鍵”。（《國學形態下的經學——近代中國學術轉型的糾結》）近年來，有關“國學”的爭論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各說各話，一個是罔顧歷史。“罔顧歷史”就是不注意相關的研究史。而其中倡“國學”者更甚，完全是“我注六經”，對晚清民初的“國學”論著及幾次有關“國學”的論爭視而不見。結果自然是以高調搶山頭，以態度充學問，以願望代研究。《國學的歷史》將晚清民初有關“國學”的論說文章麕集於一處，正好可以讓今人駐足重溫，比照呼應，彌補缺漏。
《與民國相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
嚴泉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二十多年前，《讀書》雜誌曾經發起過人文精神的大討論，一石激起千層浪，人文精神成為上世紀90年代知識界炙手可熱的話題。但是在學術體制日益科層化的今天，人文精神的實現不僅沒有變成一種社會現實，而且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奢侈品，讓人可望而不可及。更讓人難堪的是，知識界的精神生活日益貧乏，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講，今天中國只剩下“沒有文化的學者”和“沒有趣味的文人”。
為什麼經過二十多年的變遷，人文精神離我們不是愈來愈近，而是愈來愈遠呢？箇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人們對此也是眾說紛紜。但是近日讀完唐小兵先生的新作《與民國相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卻使我驀然驚醒。書中有一段話引自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兒梁再冰的回憶文章，讀來印象尤為深刻，“這些知識分子研究和創作的領域雖不相同，但研究和創作的嚴肅態度和進取精神相似，愛國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間有很多共同語言。由於各自處於不同的文化領域，涉及的面和層次比較廣、深，思想的融會交流有利於共同的視野開闊，真誠的友誼更帶來了精神力量。”
重新審視民國知識界，最直接的觀感，他們都是一群文人，身上洋溢著一種文人精神。這種文人精神，不僅表明他們是有專業的現代知識人，更重要的是擁有自己的精神家園生活，不時彰顯一種家國情懷。
《在商言商：政治變局中的江浙商人》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
嚴泉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在商言商：政治變局中的江浙商人》一書是馮筱才教授研究民國初期（1911-1927年）商人政治參與的代表性著作。無論是研究對象設定、方法路徑選擇還是理論觀點論證，馮著均是與過去學界相關研究成果迥然不同，其學術創新精神讓人印象深刻。馮著對商人政治參與動機的問題意識非常強烈，提出不少有挑戰性的問題，“中國近世商人真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嗎? 他們真的想構成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嗎?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他們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為此，馮著提出了“產權與秩序”這一解釋框架，指出自晚清開始，商人的財產權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 而且經常受到各種政治力的衝擊，於是財產權利的動搖與維護構成了近世中國商人與政治關係的核心。最後馮著強調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商人與政治的關係經歷了由被動到主動，由小商業環境的安定到大的社會環境秩序的追求，由圈外影響到圈內參與等轉變。但是在民國初年，一切均剛剛開始。這一看法無疑是具有全球史觀的視野，非常值得稱道。雖然書中並未展開比較論述，但是仍然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如果我們將清末民初中國商人與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工商業界的參與狀況，作一比較述評，就更加能夠感受到早期現代化進程中中英商人政治參與現象的相似性。
《創榛闢莽：近代史研究所與史學發展》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呂文浩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趙慶雲長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本所人研究本所，頗得地利、人事之便。他深入挖掘相關檔案、日記、口述史料，講述“文革”前十七年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開創中國近代史學科等方面的歷史事實，特別注重從社會政治史演進的脈絡和史學史演進的脈絡兩條線索呈現出動態的全景圖。舉凡研究所的淵源脈絡、學術著述、人才集聚、科研組織、學術活動、研究理念、資料建設等等內容，都能盡收眼底。但這本書並不是鉅細不遺地羅列研究所發展史的各種事實細節，而是著眼於這一國家級研究機構與中國史學特別是中國近代史學科發展的密切關係，選擇幾個重要問題展開有深度的專題研究。
《“女界”之興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與女性形象建構》
中華書局，2019年
呂文浩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是中國近代婦女史研究的新銳學者。這本書在已發表的4篇重要論文基礎上補充、修訂、擴展而成，具有堅實的研究基礎，4篇論文發表前後跨越十個春秋，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可以說是經過了“十年磨一劍”的辛勞。本書以晚清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天津的女學發展及其相關的女子形象建構為主題，既展示了中國近代“女界”形成時期女性的社會參與意識和意氣風發的精神狀態，也從當時社會的性別關係格局裡看到了這種積極向上的狀態背後隱藏的侷限性，或者說是傳統如何以一種變化了的形式在當時的新式知識人身上保持延續。作者的研究方法和選題頗為新穎，概念史、圖像史方法，話語分析方法都能嫻熟運用，所選擇的主題如女學生的遊移經驗、女學的視覺呈現、女界重要人物的形象製造等均為當前學術界的熱門話題。
《新記〈大公報〉再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呂文浩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有關《大公報》和張季鸞的學術性論著和通俗性文章早已汗牛充棟，了無新意。究其思想觀點，或以“小罵大幫忙”加以針砭，或強調《大公報》對國民政府的批評和對左翼勢力的包容，都反映出時代變化給予學術觀點帶來的影響。本書作者極其可貴的一點是，作為一個新聞專業出身的學者，能夠深入臺灣的國史館挖掘第一手的檔案資料，把《大公報》負責人與國民政府要員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具體的材料加以論證，使以往那種就報論報、論點先行的研究狀況得以扭轉。目前的新聞史研究頗多空泛之作，這種腳踏實地的史學風氣引入新聞史界必將給這一領域的現狀造成重要的衝擊。期待著史學界和新聞史學界的同行因此機緣發展進一步的協作關係，以新聞史為切入點拓寬並深化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 海外漢學 -
《中國古代的社會與國家》
譯者:呂靜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陳映芳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社會學教授：
這本史學著作在日本學術界早有“60年代的驚世之作”、“東洋史的《聖經》”等特殊評價，中國的譯介已經晚了半個世紀。對於中國許多缺少古代史和史學史知識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以及未經社會科學方法論訓練的歷史學者來說，閱讀這本書多少會是種挑戰（尤其作者提及的不少國際學術文本尚沒有被譯介進來）。惟其如此，這本著作在當下中國學術界、特別是研究生培養中的重要性，更值得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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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社會與國家
京東
《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林來梵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中國歷史學研究領域裡的大家之作。基於雍正硃批諭旨等歷史文獻，復原了雍正的帝王像，並對這位孤獨、勤勉、註定難以得到理解的獨裁君主，給予一定同情式的理解。全書視角獨特，筆觸生動。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14年
萬昌華 山東泰山學院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任何朝代都會由盛轉衰，然而為何至清代卻由朝代更迭轉變為“文明之衰”？或許這一問題需要自下而上地審視一番。孔飛力教授在書中描述一件從“叔侄交惡事”演變至全國性恐慌的“叫魂”事件，刻畫出所謂盛世之下的病變——因人口膨脹和人口流動而導致的民生日困、傳統熟人社會面臨挑戰和不平衡加劇等現象。孔飛力教授認為在“叫魂”案中，乾隆君臣刻意利用政治手段放大化“叫魂”案為皇權對官僚的重新洗牌，這不過是在皇權基礎破敗不堪情況下，以塑造“敵人”來團結“同志”的舊手段。而這種皇權大夢下的擺弄，不過是朝代衰變、文明沒落前夜的最後掙扎，並讓中華文明的帝制之路越走越窄。
孔飛力教授在此書中將1768年視為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夜，並以深厚筆力描寫“前夜”之“瘋狂”。其行文筆調既在細節描述中穿針引線，接續線索，以販夫走卒和鄉村愚夫之境況揭示盛世空虛，又在宏觀構建中貫穿古今，一語中的，以中華帝國之衰落揭示中華文明之衰落。讀此書時，除去對歷史學研究的視角啟發，更兼刺激讀者思考在歷史大潮中，如何秉持人文關懷之心觀視文明的前夜和黎明、自救與他救。
《中國與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
周俊 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生：
美國哈佛大學的傅高義先生最具知名度的著作可能是《鄧小平時代》，但他其實也是一名日本問題專家。傅高義先生之所以俯瞰中日兩國漫長的交流史，是為了讓躁動的人們冷靜下來理解這樣一個事實——中日兩國相互欣賞、相互學習是一條不能忽視的歷史主線。
《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裡》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周俊 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生：
日本京都大學的石川教授堪稱史學界的名偵探。其代表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在國內一面世，致使洛陽紙貴。然而，這本文集主要彰顯了石川先生充滿灰色幽默的選題藝術和廣博的學識。晚清被稱為“睡獅”是什麼含義？“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上原本寫著什麼？孫中山遺書為何會存在幾種版本？石川先生將歷史表面厚厚的灰塵輕輕拂去，一語驚醒夢中人。
《巨龍的胎動：毛澤東、鄧小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臺灣商務印書館，2016年
周俊 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生：
2014年，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日本的《講談社·中國的歷史》10卷本。該系列從夏王朝開始闡述，卻在中華民國時期戛然而止。原作當中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第11卷因故無法與國內讀者見面，其後卻在臺灣出版。今天的我們從何而來？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本書中有樸實且中肯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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