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漫長的發展軌跡中,翻譯作為一種特殊的交流媒介,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自古以來,又與其他國家保持外交關係和友好往來。民族相異,國家不同,語言和文字就千差萬別,兩個操不同語言的民族,只要進行交往,就離不開翻譯。在中國,最早記載翻譯的書籍是《周禮》和《禮記》。兩書記載了周王朝設有“寄”“像”“譯”等翻譯官職,其具體任務就是負責接待四方民族和國家的使節與賓客及通譯事宜。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設“九譯令”“譯官令”“譯官丞”等官職;兩漢、魏、晉、南北朝和隋代都大體上沿襲了秦朝的這種做法。遼、金朝佔據了中國北方的廣大地區,以少數統治著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多數,為了語言溝通,需要大量的譯員,於是在州以上官署置譯史,從事筆譯。同時,還首置通事,從事口筆譯工作。
在元朝,有蒙古譯史和回回譯史之分。明朝永樂五年設四夷館,原為八館,後又增添兩館,學習蒙古、西藏、印度、暹羅及回教等國家的語言。畢業的學生分發各部,充當譯員。清朝更加重視翻譯。清軍入關前,就建立文館,以“翻譯漢字書籍”和“記注本朝政事”。清軍入關後,設立“筆貼式”,以溝通兩族語言。清朝的科舉考試,還特設翻譯一科,在中央一級設立多種翻譯機構。這些機構負責滿漢蒙藏諸語言之間的翻譯。鴉片戰爭以後,有識之士和政府組織的西學翻譯,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東漢以前,我國的翻譯活動主要是各民族為溝通交流所需要的口譯。佛教傳入中國後,才出現了大規模的書面翻譯。這種佛經的翻譯肇始於東漢,發展於魏晉南北朝,“翻譯”作為一個詞出現,就是在南朝的梁慧皎《高僧傳》中:“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譯,而法顯遷化。”到唐代臻於極盛,至宋代逐漸式微,入元代已近尾聲。在這一千多年的時間裡,出現了很多優秀的翻譯家,如東晉時期的釋道安、唐代的玄奘等。他們不但有大量的翻譯實踐,還提出了自己對於翻譯標準和方法等方面的見解。
唐代,佛典的翻譯到了一個相當的水平。玄奘不但提出了“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翻譯原則,而且還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典範。諸如增補、省略、變位、分合、替代等一些在現代翻譯教科書中常講常練的翻譯技巧,在玄奘的譯經中已經運用得存乎一心,十分熟稔了。
明清時期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被耶穌教會人士稱為“中國聖教三柱石”。但是,他們的主要和有影響的譯著,是西方科技類著作,開鑿了引進外國先進科學技術的先河。清末,馬建忠在其《馬氏文通》中提出“善譯”的標準,要求翻譯時要力求與原文在意思上無一毫出入,而且使讀者讀了譯文後能達到與原文讀者相同的感受。這提法,已與現代等值翻譯理論非常接近。
中國近代翻譯事業的開拓者嚴復以翻譯西方政治經濟和科技著作為主,他更為言簡意賅地提出了“信、達、雅”三原則,被不少人奉為圭臬,歷久不衰。除了這三字理論外,嚴復在翻譯主導思想方面的論述也是我國近代譯論的精華。他在1894年寫的《論世變之亟》中,指出世人所注意的西方“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跡”,即使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者,“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可見,他提倡翻譯西方社會科學,是自覺地抓了根本,是為了直探資本主義“命脈之所在”。如果說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早在明末、清初就得以萌芽,那麼當時的翻譯家們積極譯介西方的先進思想、先進技術所從事的艱辛勞動則是功不可沒的。
嚴復之後,又有許多文學家、翻譯家,如,林紓、魯迅、茅盾、郭沫若、錢鍾書、傅雷、陳西瀅等,他們都提出了自己關於翻譯標準的觀點,對翻譯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此外,還有林語堂、朱生豪、艾思奇、賀麟、陳康、朱光潛、金嶽霖等,他們在翻譯理論上都有各自獨到的見解。
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新政之後,伴隨著全球信息時代的降臨,翻譯事業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涉獵的領域之廣,從事的人數之眾,譯著的數量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為國家的繁榮昌盛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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