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農民起義全過程的長篇小說，全書可分前後兩大部分，前半部寫“官逼民反”，好漢林沖、魯智深等一個個被“逼上梁山”，在宋江上山後，寫了幾場反土豪、打官軍的戰爭；後半部有五個部分組成，即徵遼、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及最後的悲劇結局。
正因為如此，在水滸學界，長期存在著“兩種《水滸》說”與“兩截《水滸》說”，有學者認為田虎、王慶兩部分是後來加的，今所見較早的百回本，徵遼之後緊接平方臘。但也有的研究者認為，徵遼也可能是插增的，因為第一，徵遼的事不同於受招安和平方臘，歷史上無跡可尋。其次，和平田虎、王慶一樣，徵遼中梁山一百單八人無一死亡，而在徵方臘時卻死傷實在慘重，匪夷所思而又頗不合情理，也難怪讓人心生疑竇。
然而，最讓人無法接受的還是這本書的思想內容。《水滸傳》前半部是寫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階級矛盾的，一個個梁山好漢的形象光彩照人；後半部寫了宋江受招安，從土匪盜賊搖身一變成為了朝廷鎮壓其他農民起義的“鷹犬”、“走狗”，寫忠臣反奸臣，是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的忠奸矛盾，前後反差實在太大。於是，有人說前半部是“英雄傳”，後半部則是“奴才傳”，系“手閒面厚之徒”的“狗尾續貂”。
那麼，為什麼施耐庵要寫宋江接受招安呢？歷史上的宋江是被逼接受招安的，因為最終實力上的不濟和內部的問題，而作為小說家的施耐庵是出於何種考慮而做這樣情節上的安排呢？
根據典籍記載和相關野史傳聞，大致版本有二：
版本一：愛國思想
作者寫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現出嚴重的思想侷限，但也反映了民族愛國思想。魯迅先生曾經這樣評述說：“其中招安之說，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為當時社會擾亂，官兵壓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離而為盜……但一到外寇進來，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時候，人民因為仇視外族，便想用較勝於官兵的盜來抵抗他。”
這話是有根據的，水滸故事流傳的時間正是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宋朝積貧積弱，周圍少數民族政權均虎視眈眈，《水滸傳》的後半部分寫宋江等人受招安，和這一背景不無關係。而徵遼部分的出現，則是這一思想的繼續和發展。至於忠臣反奸臣，也是和這一思想有關的。在小說結尾寫“史官有唐律二首哀輓”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說：“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水滸傳》的作者是把宋江作為忠臣來描寫的。第85回遼國歐陽侍郎招降宋江，吳用向宋江獻策：要富貴，投降遼國；要忠義，報效宋朝。宋江說：“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後已。”這裡的“盡忠報國”實際上就是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民族立場。也難怪，《水滸傳》又名《忠義水滸傳》。
宋江投降之後，“水滸”英雄始終受奸臣排擠、打擊和陷害，最後宋江等被□臣害死。這樣的悲劇結局，對於揭露統治者的罪惡，和作者對受招安者的鑑戒來說，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它描寫的梁山義軍受招安後儘管講忠義，打外敵，平內亂，還是不見容於當權執政者，還是落得悲慘的結局，深刻地傳達了一種歷史教訓。
版本二：求生之行
此版本系野史傳聞。元朝末年，爆發了全國性農民起義。施耐庵的《水滸傳》寫成之後，人人看了愛不釋手，一下子就抄傳到四面八方去了，尤其是在義軍官兵中更是大受歡迎。
這時，朱元璋起義成功，在南京稱帝。鼓吹造反，反對皇帝的書，皇帝是自然容不得的。所以，朱元璋一看到這部書，便大發雷霆：“好一個施耐庵！我幾次三番派人請他出來做官，他不肯出來，原來是躲著寫這樣的書！哼！”朱元璋心想：“我剛得天下，人心尚未歸順，那能容得這種鼓吹造反的書流傳？！”想罷，隨即在《水滸傳》上批了幾句：“此倡亂之書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謀，不除必貽患。”並下了一道聖旨，派人四處查找施耐庵，將他從白駒鎮抓來，秘密押送金陵，關進了刑部大牢。
入獄後，不審不放，使施耐庵百思不得其解。無奈中，暗地捎信求救於當時已任大明丞相的老同學劉伯溫。劉深諳內情，不便明講，託人以探監為名，捎去口信：曰“怎樣進，怎樣出。”
施耐庵苦思多日，終於悟出可能是寫書激怒了當朝。他馬上向刑部聲明：我的《水滸傳》才寫了前半部，還有後半部未寫出來呢！經刑部允許，劉伯溫託人送來文房四寶。施耐庵便以張士誠投降元朝皇帝、鎮壓紅巾軍為原型，把宋江寫成了受招安，去徵遼，打田虎、王慶、方臘，直到與李逵一起飲御賜藥酒自盡，至死不反叛，一生為皇帝效勞的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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