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西夏學研究學者李範文於1956年前往西藏拉薩調查藏語，曾參與西夏王陵發掘工作。在西夏王陵考古發掘期間，他完成了《夏漢字典》的初稿，還寫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殘碑萃編》。目前，他正進行八體文鑑字典(漢藏滿蒙回西夏契丹女真)，甲骨文四角號碼字典的編纂研究工作。
前不久他在接受澎湃新聞特約採訪時，李範文談及了正在編撰的《甲骨文四角號碼大字典》，親身經歷的西夏王陵的發掘研究，西夏文與羌文化等話題。
李範文，知名西夏學家和音韻學家，陝西西鄉人，現居住和工作在銀川、北京，寧夏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56年前往西藏拉薩調查藏語，曾參與西夏王陵發掘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學求學期間(1952-1959)師從費孝通、夏鼐、王靜如(西夏學專家)，1953年李範文於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看到第一本西夏文文獻，對此產生濃厚興趣。1960年從中科院民族所辭職，前往西夏王朝曾經的首府興慶府（今銀川）專門研究西夏學。
在西夏王陵考古發掘期間，他完成了《夏漢字典》的初稿，還寫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殘碑萃編》。他對於宋代擬音(模擬古代語言的發音)也做出重要貢獻，著有《宋代西北方音》與《音同研究》。他也是《西夏通史》及《夏漢字典》的主編。 2013 年，因為對漢學做出的傑出貢獻，榮獲法國法蘭西學院東方學“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目前，他正進行八體文鑑字典(漢藏滿蒙回西夏契丹女真)，甲骨文四角號碼字典的編纂研究工作。
2018年，李範文先生在銀川的家中接受採訪時，談及了正在編撰的《甲骨文四角號碼大字典》，親身經歷的西夏王陵的發掘研究，西夏文與羌文化等話題。
李範文
編撰甲骨文四角號碼字典
澎湃新聞：您還沒有出版《夏漢字典》之前，您寫了兩本書《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為什麼您研究文字的同時致力於音韻學的研究？
李範文：如果我不搞音韻學，西夏研究沒法搞。 他們研究甲骨文的很多都是歷史系畢業，不懂音韻學，結果很多東西查出來，和我研究的音韻學一比較全都解釋對了。我下一步準備寫一部關於地名的考證，把各地區各地方的地名變化，把它聯繫起來，全部整理、考證一部書搞出來。
澎湃新聞：您還在進行文字研究工作嗎？現在在進行哪些研究工作呢？
李範文：現在參與進行的兩部書，一個是《四角號碼甲骨文大字典》，甲骨文原來他們收集了4300多字，我們現在收集了7000多個字。另一個是《中華民族八體文鑑》（八體指漢、滿、藏、蒙、維、西夏、契丹、女真這八種文字），而且我們現在基本把（中古時期往後）每一個時代的文字都收錄了。因為搞研究工作離不開字典，這部分工作還是要有人來搞，而且編纂字典太麻煩，是“會者不為”的一個事情。這本書它的特色、最全的就是那個甲骨文編。
我看我兒子的甲骨文書受到啟發，我比他多認識3200字，我認識而且都知道出處，我全部列表統一起來，把哪位先生考證的都列出來，把這些人的成果所有的都記起來，包括甲骨四堂，這是他們整個研究的精華，包括“四堂一宣”（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郭沫若鼎堂、董作賓彥堂、胡厚宣），我要把甲骨文八大家把這些人的研究成果全部收集出來，他們考證出來的那些字，可以說全世界除了他們沒有人做這些有價值的事。所以我叫它《當代甲骨文專家研究綜述》，這是這些年來甲骨文研究的最新成果綜合地給敘述出來。
澎湃新聞：甲骨文如何做四角號碼？
李範文：我給他做了一個“方圓便是六”，也叫“方圓六”，無論字形是方的也好圓的也好，都是“六”。你看，我們現在用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是王雲五先生髮明，口訣是胡適先生創作的《筆畫號碼歌》：“一橫二垂三點捺，點下帶橫變零頭，叉四插五方塊六，七角八八小是九。”我發明的這個“方圓六”（檢索甲骨文）它形狀是方的也是六，圓的也是六。
比如說我們教小孩識字，無論什麼字，比如說阿拉伯數字5，它是兩筆寫成，4也是兩筆，我們按照這個口訣去檢索甲骨文，我們去教三歲小孩，他甲骨文也能教會的，“方圓六”口訣是這樣的：“一橫，二豎，三歪斜；四五圓，六七角，八九拐；同筆無筆（沒有筆畫）便是零。”
圖：王雲五先生（1888－1979），上海人，著名出版家、編譯家、教育家、圖書館學家，甲骨文四角號碼檢字法發明人。
西夏文與羌文化
澎湃新聞：銀川西邊是騰格裡沙漠，北邊是巴丹吉林沙漠，東邊是毛烏素沙地，是一個沙漠中央的綠洲。而且黃河在這一段是由南向北流的，形成了富饒的河套平原，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在這裡形成一種對話。寧夏在兩千多年前就開始了不同文明、族群間對話，所以在銀川這樣一個在沙漠邊界的地方，有很多可以討論的話題。您對銀川和“邊界”之間有什麼見解？
李範文：從歷史上來說，從秦漢時代與匈奴的戰爭，寧夏地區的軍事屯墾都是非常發達的，你看過去的人開挖的秦渠、漢渠，引黃河水灌溉都是從秦漢時期開始的，歷史非常悠久的。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我覺得居住在這個地方的人，他們的基因融合了不同民族，所以他們的體格比較強健，你詳細看他的人種類型的話，融合了不同民族，而且兼有遊牧民族和漢民族的血統，個子相對比較高。銀川平原這個地方在過去農業社會里只要和平，有黃河水灌溉是旱澇保收的，自然條件還是比較好的。對於各個民族來說，很多都是經過千辛萬苦過來的，比如党項民族來說，他們從青藏高原輾轉遷徙過來，經過一個苦難的歷程，靠著旱澇保收的“塞上江南”定居下來，他們與自然都形成了一種互相尊敬、珍惜的態度。他們不願意再打仗，打仗讓他們流離失所，誰願意打仗。所以我非常贊同 “世界大同”，戰爭太可怕了，大家互相幫助，都不要打仗。
寧夏河東灌區秦渠沿岸的農田和村莊，秦渠相傳修建於秦代。
澎湃新聞：西夏文是藏緬語系的，這個語系大家可能非專業人士知之甚少，您能為我們介紹一下藏緬語系和羌族嗎？
李範文：現在這個西夏文，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羌語支，實際上他們西夏人本身就是羌族。在原來古代的時候，凡是所有在華夏文明西邊，大概川西、隴南、西康這些地方牧羊為生的遊牧民族，都叫羌人。在安陽出土的殉葬坑，當時就是婦好（?－前1200年），她是殷王武丁的妻子，她帶領華夏民族征服羌人，帶領了一萬三千多人。（注： 甲骨文卜辭：“辛巳卜，貞□婦好三千，登旅一萬，呼伐羌。”《英國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 in Great Britain），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最後獲勝，俘虜了很多羌人。
澎湃新聞：羌文化和其他地方的文化互動是什麼呢？
李範文：大概三千多年前，其實推測來說還要早。所以大家都說四大文明古國，中國文明和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古印度一樣都是很古老的。臺灣大學傅斯年先生（1896-1950，歷史學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也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他提出來“夷夏東西說”（注：傅斯年先生1933年提出），認為在上古的時候，西方來的人和原來東邊原來定居的人混合，形成了後面的文化。老子李耳姓李，他的故鄉是現在河南東部(西周陳國)，當時陳國屬於楚文化圈，陳國的圖騰據考證也是老虎。比如說李氏，有種說法是“老虎”的意思，老虎按照西夏文（包括現代羌語）的讀音也是“Le”（音勒），“Le”的發音就和李很像了，而古楚語的老虎的讀音也是“Li”。所以李氏的“李”這個讀音很有可能來源於他們的圖騰老虎。結合傅斯年的觀點，很有可能楚文化是原來羌族遷徙到長江流域建立的國家。
《簡明夏漢字典》176頁中的西夏文“虎”的詞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李範文編
澎湃新聞：在北宋時期的東北亞地區的文化特別繁榮，尤其是語言文字方面，基本上是每一個民族都有一種文字，漢文字的書法藝術也發展到了一個巔峰，除了漢文、古藏文，就包括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八思八文多種文字同時出現，好像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李範文：這個現象我考慮，每一個民族它都有一個強烈的自尊心，為它這個民族的發展，希望能夠把它的文化繼承發展下去。併為這個目標奉獻心血。有文字的民族也好，沒有文字的民族也希望自己的文化發展下去。每個民族都是自尊自強的，沒有文字的民族它通過其他手段把文明傳下去。三星堆文明我覺得也是一個自尊自強的文明。
有一年我到北京，和張賢亮一起去的，遇見了四川省三星堆博物館的館長肖先進先生（時任三星堆博物館館長、三星堆研究院院長），他希望我有機會去四川三星堆去看看。後來我到四川大學去招收研究生，順路我找到三星堆去參觀。就是三星堆有一個很大很漂亮的青銅縱目面具，有人說這是獸面具，我個人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覺得這是對祖先的一種汙衊。因為四川有很多高山，“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但不是他們自願不相往來，而是這很多很多高山阻隔就不能互相往來。我們的祖先希望看的很遠，就像一個望遠鏡，希望看到山外的世界，我覺得實際上縱目就是這樣一個形象。
2019年，三星堆青銅縱目面具在意大利羅馬展出。
考察經歷與西夏王陵的發掘研究
澎湃新聞：您當年深入青海、西藏、四川等地考察語言，能談一下調查的經歷嗎？
李範文：我是五十年代去拉薩調查語言，住在牧民家裡，幫他們幹農活，聽他們講話，然後製作成卡片。對我影響最深的就是我的一個至交學長王堯先生（1928-2015，著名藏學家、語言學家，橫跨敦煌學、藏文學、宗教學等諸多領域，後來擔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國務院參事。師從中國藏學泰斗于道泉先生），他比我大三屆，是謝繼勝先生（籍貫寧夏平羅縣，1957年生於甘肅蘭州，藏學研究專家。浙江大學漢藏佛教藝術研究中心主任）的老師。王堯年輕的時候參加過新四軍，和他的堂哥是當時新四軍裡面的戰士，他就是長期在藏區考察研究的。
李範文先生收藏的《西康木雅鄉西吳王考》影印照片。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人巴卜爾、屋爾芬敦和美國人保爾斯曾相繼在四川省木雅地區作過調查，提出這裡的居民是蒙古征討西夏時南徙川、康地區的西夏遺民的說法。四川大學的鄧少琴教授為了驗證這種說法，曾兩度深入木雅地區調查，1944年寫成《西康木雅鄉西吳王考》一書。他也認為，木雅人非當地原始居民，而是西夏滅亡後，一部分西夏王族逃亡到這裡的，他們建立的新邦稱作“西吳甲布爾”（注：羌語意為西夏王的後裔）。
1980年李範文拍攝的木雅地區羌族婦女服裝照片。
澎湃新聞：您原來五十年代在中央民族大學主修的是安多藏文，是什麼原因使您走上研究西夏文的道路？
李範文：1953年的一天，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我在圖書館一下翻到王靜如先生的《西夏研究》那三本書，我一看西夏的字竟然那樣漂亮！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一問別人全世界當時沒有幾個人研究。我下定決心我一定要學習西夏文，結果當我正要深入學西夏文的時候被打成右派了，做這個研究就不行啦。我心想，你不讓我學，我就到西夏故地去，到那兒去學。所以到銀川這兒來（1960年6月），之後發現什麼都沒有。
1958年的銀川，這一年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1954-1960年，銀川人口增長一倍多，由十萬增長到二十二萬。
澎湃新聞：當時在銀川沒有發現研究西夏文的機構？
李範文：什麼東西都沒有，那個時候簡直是……你到處找都找不出來的，我在寧夏師範學院教書，但偷偷地來弄西夏文。等到公開研究西夏文就是在固原勞改後，調回銀川的寧夏博物館了（1970年）。
澎湃新聞：您在固原地區的條件怎麼樣？
李範文：我當時在固原縣古城公社店窪大隊第二生產隊勞動改造，條件挺艱苦。當地的老百姓對我特別好，我住在一個窯洞裡，一到下雨天，門口就要用泥土圍住，要不然水就灌進去了。好在我就被下放了一年，然後就調到寧夏博物館去了。
澎湃新聞：西夏王陵發掘的時候您處在怎樣的狀態中呢？
李範文：這個西夏陵發掘的時候，實際上我不是搞考古發掘的，他們不讓我參加考古隊，因為我是右派。我自願到那兒去的，給考古隊的人當勤雜工，當時管理伙食是我、招收民工是我、打掃衛生是我、去銀川城裡採購一些日用品也是我，什麼活兒我都幹。我是業餘搞西夏文字的。
西夏殘碑拓片
澎湃新聞：當時勤雜工就只有您一個？
李範文：就我一個。但是我的待遇不是按照考古人員的待遇，人家都發皮大衣，一個月發一塊肥皂，毛巾，我是編外人員就沒有了。我一共在西夏王陵待了七年（1972-1979）。後來考古人員撤走，把我留在那個地方看守王陵。然後我們的工作組來了之後，發現我是上過大學讀過研究生的，長期在那裡做工作卻沒有考古人員待遇，後來才把我按照考古人員待遇，發了個皮大衣、毛巾。但是寧夏博物館領導對我們非常好，人員分工明確，他們去搞考古發掘，我們是搞文字，還有人查資料，就是準備寫《西夏通史》。我是從那個時候打下的文字基礎，我當時一有時間就蒐集西夏石碑殘片製作卡片，最後一共收集了三千八百多片西夏石碑殘片，這就為我後來編字典打下基礎。鍾侃先生當時是寧夏考古的第一把手，他是西北大學畢業的，西夏王陵、水洞溝就是他主持發掘的。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也是我非常好的摯友。
1988年，李範文正在校勘《夏漢字典》。該書於1997年10月出版。
1980年，時任寧夏考古研究所所長的鐘侃先生主持了對水洞溝第四次發掘，圖中，鍾侃先生正在寧夏靈武水洞溝某探方內作業，攝影師不詳。
澎湃新聞：卡片您現在還有存下來嗎？
李範文：卡片都是我自己做的，現在都捐給寧夏博物館了，在寧夏博物館收藏。我身邊的卡片現在是寧夏博物館給我做下的，我原來的幾盒子卡片都是我自己用三合板訂的，卡片盒子、卡片都是我用刀切下的。這些卡片都是當時寫下的。你看，這是我現在用的甲骨文卡片。
李範文先生在整理甲骨文卜辭卡片
澎湃新聞：這些都是研究甲骨文的卡片？
李範文：是的。我做了2年多的西夏文卡片以後，四川大學人家也做了。帶了13個人，人家準備十年完成，我說那好傢伙，人家13個人十年完成的工作量，我要100年還完不成呢。我去看費孝通先生。他是我五十年代在中央民族大學的老師，當時是副院長，1957年被打成右派了。我是院學生會主席，他們叫我去揭發費先生是右派，我沒有揭發，自然就把我也判成右派了。打成右派後就不能研究西夏文了，便被分配去搞甲骨文了，後來我說，那我乾脆跑到寧夏去研究西夏文吧（1960年）。
澎湃新聞：您再次回到北京是什麼時候？
李範文：我再次回到北京，已經是1973年，過了13年才回到北京。當時我去看望老師夏鼐先生和費孝通先生。費孝通先生留我在家裡吃了一頓飯。看望夏鼐先生時候，天色陰沉，夏鼐先生指著窗外的天空說：“你看這個天不可能永遠都是黑的，總有晴的時候。”
澎湃新聞：算起來，您在寧夏已經待了50多年了。
李範文：銀川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活著是寧夏的人，死了是寧夏的鬼。1960年我就留到寧夏，當時再怎麼窮、怎麼困難我也不會離開。在1990年，我們要和四川大學合起來培養這個西夏學研究生，但是回來以後因為籌備時間非常短，我們回來以後想登個招生廣告時間都來不及了，所以那次聯合辦學就沒有辦成功，回來我們馬上在寧夏大學召開了一個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會議，這個會議負責人就是張奎先生（當時寧夏大學校長），還有劉迎勝先生（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絲路研究、元史研究領域的權威），他們非常支持，然後就是黨委書記和人事處的人都到我家來，來都希望我紮根寧夏大學來培養西夏學博士研究生。我後來為什麼沒有去四川大學，因為寧夏社科院當時非常非常窮，而且我一直在寧夏社科院，原來寧夏社科院的領導也對我們西夏學非常支持，我想我一走的話寧夏社科院在西夏學方面人就非常少了。
後來到日本去訪學，很多日本學者想盡辦法都讓我留到日本，我就說一起去到日本有那麼多人，為什麼非要請我留下來？有日本學者說你一個人弄了三部書出來了，他們三個人才弄了一部書，當然這是他們開玩笑了，有些日本學者也很厲害，比如西田龍雄先生（1928-2012，日本京都大學教授，著名西夏學和藏學家，曾任日本語言學會會長）。你看饒宗頤先生一百多歲，他2018年2月6號去世了，現在光明日報用了一整版紀念他。這就是文化和學術的價值。
1914年，斯坦因繪製的黑水城平面圖。這是第一次將黑水城按照比較精確的比例繪製而成的平面圖。
澎湃新聞：20世紀80年代，我們國家的西夏學研究有了長足進步，尤其在80年代後期，當時的蘇聯和中國對於漢學研究開始進行學術交流和訪問，聽說1987年，我國派出10名漢學研究專家前往蘇聯進行訪問研究，西夏學方面派出您和史金波先生前往蘇聯列寧格勒進行學術研究，當時是怎樣的情形呢？
李範文：“黑水城文獻”在我們所有研究西夏學的學者心中有著崇高地位。20年代初期俄國的科茲洛夫（1863－1935，俄國探險家，20世紀初曾發掘位於內蒙古額濟納旗的西夏黑水城遺址和位於外蒙古的匈奴諾彥烏拉墓地，獲得大量西夏、匈奴和漢朝文物）在黑水城（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西夏“黑水鎮燕軍司”所在地，屬於西夏的“左右廂十二監軍司”之一）盜掘了數萬卷西夏佛經和大批西夏繪畫雕塑運到了俄國聖彼得堡，其中還包括一些宋代珍貴書籍比如《劉知遠諸宮調》（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諸宮調版本，出土於黑水城。50年代後期中蘇蜜月期，在1957年到訪蘇聯的中國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的努力下，1958年蘇聯將*在內的5部西夏文佛經與文獻送還北京圖書館）和版畫比如《四美圖》（全名《隨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木版畫，於黑水城出土。1914年被到訪蘇聯的東京帝國大學狩獵直喜博士發現，將影印本帶到日本，這幅印刷於一千年前的精美版畫引起轟動。）和用古藏語、波斯語、回鶻文寫成的文獻。俄羅斯藏黑水城文獻的總量佔世界所有西夏文文獻總量的80%，其中還有多部珍貴的西夏文字典，我們後人破譯西夏文全靠這些字典。1913年中國著名古文獻專家羅振玉在俄羅斯漢學家伊鳳閣（1878－1937，俄國漢學家和西夏學家，通曉滿語、漢文和日語，他是俄國最早研究西夏語言學的學者之一，與聶歷山齊名。在蘇聯“大清洗”期間被處決）手中得到一紙《掌中珠》（即《番漢合時掌中珠》是1190年西夏學者骨勒茂才編纂的西夏語和漢語雙解詞典），這是我們中國人第一次見到俄國藏的黑水城文獻。
《番漢合時掌中珠》裡面《天相中》編目下描述星座的一紙。《番漢合時掌中珠》是1190年西夏學者骨勒茂才編纂的西夏語和漢語雙解詞典，全書共37頁，共收錄詞語414條，每一詞語並列四項，自右向左為西夏文漢字注音、西夏文、漢文、漢文西夏文字注音，此書完整本現藏俄國。
弗拉基米爾大公宮（The Vladimir Palace），19世紀後期為俄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所建，立面為新文藝復興式樣，是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所在地。
1987年的冬天，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教授作為訪問學者到訪蘇聯，當時中蘇關係較為緩和，蘇聯允許我們到列寧格勒（即現在的聖彼得堡）的東方研究所（位於弗拉基米爾大公宮）特藏閱覽室閱覽西夏文獻，那一年列寧格勒氣溫達到50年最低（1987年1月10日，氣溫達到-34.7℃），特別寒冷，我們倆花了三個星期閱覽了全部西夏文獻，那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中國學者首次親眼目睹黑水城文獻全貌。我也有幸成為第一批見到這批文獻的中國人，當時這批文獻靜靜地躺在12個高大的書櫃裡，有的上面落滿了灰塵，有的已經殘破了，但總體來說，保存的很好。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裡，很多中外的學者都是靠這批文獻走出研究西夏學的第一步。
（作者王開現工作生活於米蘭和銀川，從事建築和藝術方面的研究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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