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英雄的銀幕敘事，需要和既有的好萊塢模式有所區分
可以說，當下，超級英雄電影已然成為全球範圍內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和觀眾常常反思，為什麼中國還無法產生具有類似影響力、能夠在若干部系列片中不斷延續的英雄敘事？
漫威宇宙十年了，你疲勞了嗎？
不過，超級英雄電影在不斷衝擊票房紀錄的同時，也面臨著自我複製和價值觀固化的危機，不少影片因缺乏藝術創新而在口碑和票房方面低於預期。因此，在好萊塢超級英雄電影的經驗和困境的基礎上，以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文創產業為基石、打造中國人自己的超級英雄IP系列，成為當下業界和觀眾共有的關切。
超級英雄系列電影，是高度發達的電影產業和文創產業的一個縮影
超級英雄的流行並非偶然。首先，從產業功能上看，它的優勢在於為當代影視劇及其他文藝形態提供了一個核心品牌，具有不可替代的品牌效應。在經歷了經典好萊塢時期的明星品牌和類型品牌階段之後，作為新一代的品牌化策略，“角色”或“人物”可以視為某種明星效應和類型效應的綜合，帶來了更強的綜合品牌效應。這種效應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系列片的出現和崛起。以“角色”為核心品牌的系列電影的一個典型的案例是007系列的經久不衰，即使詹姆士·邦德的扮演者更換，也並不影響這種品牌效應；相反，扮演這個角色、執導這個系列電影、甚至在這部影片中出演女性角色，還成為了電影從業者獲得聲望、到達職業頂點的重要標誌。毫無疑問，在品牌塑造和系列化推動等方面，超級英雄是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影視手段。
007系列的時間線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超級英雄的流行背後體現出的英雄崇拜和英雄文化，可以被不同的民族和群體所共享。這也是今天我們呼喚中國式超級英雄的基礎。
超級英雄電影的產業價值和文化價值，也折射出電影產業和電影創作外部環境的重要性。跨越十年時間、超過20部系列電影，絕非是電影創作者自身的藝術靈感與專業水準所能夠達成。它的成功，首先需要一個成熟的電影產業和穩定的行業主體進行長期的規劃和投入，尤其是對於演員、片場、美術和特效團隊的統籌安排能力。環顧當下的中國製片機構，還很難找到一個能夠對未來十年的系列創作展開規劃、同時自身在財務和管理方面具備強大穩定性的製作主體。其次，基於特許經營的IP轉化與開發，也需要更好的版權保護意識和大文化產業的全面支撐。可以說，超級英雄系列電影，是高度發達的電影產業和文創產業的一個縮影。
從神話到俠客，深厚的傳統文化已經為中國式超級英雄的誕生提供了豐富資源
相較而言，我國超級英雄電影仍然處於起步狀態，不僅在工業化水平方面還需要一定的積累，在對類型規則的把握和對當代社會文化的表達上同樣具有差距。
同時，在產業改革之後近20年的積累下，中國文藝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也初步地體現出自己的性格和能力特點，在影片和敘事中面臨著獨特的倫理困境和外部責任。如果排除了嚴格對應和照搬的話，近年來國產影視劇和其他類型的文藝作品已經形成了三類各具特點的人物類型。
第一類超級英雄來自於中國傳統神話的當代改寫。和世界上大多數民族一樣，中華民族同樣具有濃郁的英雄文化基因；英雄人物和他們的歷險故事，已經成為了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身上所傳遞出來的對於善良、友情、正義、勇氣的褒揚和追求，體現出中華民族獨特的天下觀、義利觀和人生觀，是民族文化的寶貴財富，也為當下中國影視創作提供了優質的改編資源。這類超級英雄的代表人物是從1990年代《大話西遊》開始的對於孫悟空等取經四人組的當代重塑，2015年的動畫電影《大聖歸來》則更加接近當下超級英雄故事創作中的“番外”手法。
孫悟空酷起來也可以？
第二類和超級英雄相似的中國傳統英雄類型是俠客，武術可以視為他們獨有的超級能力，設置於一定歷史背景中的江湖則是他們行俠仗義的舞臺。不過，在《臥虎藏龍》之後，由於缺乏和當下中國乃至全球社會文化之間的精神關聯，傳統的武俠片在當代中國電影創作格局中也逐漸邊緣化。直到近年的《繡春刀》系列和《狄仁傑》系列，藉助風格化的藝術探索和電影重工業的視覺效果，才重新喚起了俠客這一中式的超級英雄。
“狄仁傑”是從電視紅到電影的中國IP
最後一類是新主流電影中塑造的當代英雄。在結合了類型化敘事策略和主流化的價值建構之後，從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到《戰狼2》《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流浪地球》，這些影片為中國的觀眾帶來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當代英雄人物形象，通過驚險樣式塑造出具有當代氣質和傳奇色彩的“超級英雄”。這些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塑造都盡力避免“高大全”敘述，而是大膽地進行了類型化改造，合理地突出了事件的傳奇性、緊張性、戲劇性和動作性，其所塑造的所有英雄都個體化了，都有了明確的個體心理動機和與性格統一性有機聯繫的人性弱點，進而使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的主流價值獲得了新的意義。
超級英雄首先是人物而不是符號，需要具備情感和價值上的共享功能
當前，基於中國的文化土壤塑造國人自己的“超級英雄”形象，尤為能夠呼應社會各界在文化傳承、藝術創新和跨文化傳播等方面的訴求，滿足國人的英雄情結和新時代對於英雄形象的期盼。而如何發掘超級英雄人物在中國電影行業和文化背景中的共性和特性，既使用類型規律梳理和解決當前創作方面的問題，同時又保持對中國獨有的文化傳統的自覺意識，則需要以好萊塢超級英雄影視作品為參照系統，觀察與分析中國的幻想影視劇在創作方面的特點、問題和發展潛力，尤其是思考如何讓人物塑造回到作品創作的中心位置，以英雄人物為龍頭帶動整個敘事和創意的藝術水準和文化品質。
人物回到創作的中心，首先意味著超級英雄類型創作中的人物塑造應當成為影視敘事和視聽語言的核心考量。在“電影重工業”的呼聲下，我國的幻想類影視作品近年來出現重製作不重藝術、重奇觀不重人物、重場景不重情感、重明星不重角色、重設定不重細節的傾向，因而故事情節和人物轉變也缺乏紮實的情感基礎和內心刻畫，最終無法真正地在價值觀和情感的層面打動觀眾，也就無法在國際化、系列化和IP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流浪地球》在這個春節見證了中國科幻的加速度
雖然國產影視作品不一定完全藉助超級能力這一要素來探討人性的異化和迴歸，但需要賦予人物自身的內在張力和人物變化弧線的可信動機，在觀眾主動代入人物的過程中完成對青年觀眾的征服。在這方面，前些年的動畫電影《大聖歸來》為我們提供了為數不多的成功經驗。經典文學中孫悟空的俠義精神被移植到江流兒的身上；而剛剛脫離牢籠的孫悟空由於失去了神通法力而變成了一個沮喪低落的毛猴小混混。可以說，江流兒和孫悟空這對錯位的人物形象，成功支撐起尋找自我的人物內在動機。而由於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功，這部影片的觀眾群體也得以拓展到全年齡段，青年觀眾群體更容易從這樣一個接地氣的孫悟空身上找到自我的投射和認同感。
人物回到創作的中心，還意味著創作者要以人物為媒介，營造出和當代社會、現代文明以及青年觀眾之間的共享性，這既包括了生活質感上的共鳴，更包括了情感和價值上的共享。尤其是對於當下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來說，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超級英雄，這樣的英雄所具有的超級能力是否具備可信性，英雄能不能撫慰當下中國觀眾的真實焦慮，都是嚴峻的審美和社會性的難題。
《戰狼》的英雄範兒來自熱血
最近幾年，《紅海行動》《流浪地球》等當下新主流電影已經在建構超級英雄方面做出了有價值的嘗試——相比於西方超級英雄的帶有宗教文化色彩的“拯救劇”模式，中國式的“超級英雄”，一定是要植根於中國人的現實焦慮和渴望之中，但它又必須建設性地尋求這種表達的社會理解度和全球共享性。如何讓中國的超級英雄更加具有跨文化的可接受性，塑造和表達全球觀眾可以共享的中國價值和中國形象，我們的創作還有很長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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