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書法藝術長河中，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書法家，他們為人類的書法藝術留下了許多璀璨的精神財富，他們的作品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藝術瑰寶。
然而，縱觀書法歷史，你會發現幾乎所有的書法作品都是男性創造的，女性少之又少，可以這麼說，書法是男人的藝術。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女性在書法領域幾乎一片空白呢？這自然離不開古代女性的社會地位。
其實，透過書法藝術，我們也能從中窺探出古代女性的社會地位。
1、書法，有錢人才能玩得起的藝術
縱觀整個歷史，大凡能在書法上有所成就的女性，不是出身書香門第，就是出自達官顯貴的名流世家，說得直白一些，這些能在書法上有造詣的女性基本都是當時社會的官二代或者富二代。
蔡文姬父親蔡邕是東漢時期名臣，也是書法大家；
衛夫人家族世代工書，她本人她師從大書法家鍾繇，丈夫李矩擅長隸書；不但如此，她的侄子王羲之出身魏晉名門，王氏家族中，王羲之的岳父郗鑑、父親王曠、兒子王獻之、王凝之、兒媳謝道韞都精湛書法，堪稱魏晉時期最強書法世家。
武則天14歲進宮成為唐玄宗的才人，父親武士彠是唐朝開國功臣；薛濤的父親薛鄖在京城當官；
元代管道昇丈夫趙孟頫是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她本人被為封魏國夫人；南宋楊妹子是宋寧宗楊皇后之妹；
楊妹子書法
明代邢慈靜出身名門閨秀，幼年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藝術薰陶；文俶出身藝術世家，七代以詩文書畫傳家；王端淑父親是萬曆年間進士，官居禮部右侍郎；
清代曹貞秀家境富裕，父親曹銳擅畫山水畫，丈夫王芑孫同樣工於書法。
細數這些古代女子，大凡能在書法藝術上有所成就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出身官宦家族的大家閨秀。
她們從小就能得到很好的書畫薰陶，生長環境為她們提供了研習書法的有利條件。
另外，想要玩得起書法，筆墨紙硯必不可少，這些在我們現在看來很平常的東西，在古代卻是奢侈品，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是難以支撐的。
尤其是書法的載體紙張，更是一種奢侈品，電視劇中《長安十二時辰》有一幕，徐賓闡述大唐的造紙術時這樣說，藤紙告急，沒有替代品，紙價飛漲。
由於手工生產，生產紙張的數量有限，唐朝的很多卷子都是正面寫了在反面寫。
有這樣一個故事，杜暹年輕時擔任婺州參軍，卸任的時候地方的小吏送給了他一萬張紙，但是杜暹覺得這樣的禮物太貴重，只收了一張紙，剩下的全部退還給了小吏。
透過這些細節，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是盛世大唐，紙張亦是奢侈品，只有家境比較不錯的家庭，才有能力購買練習書法所需要的紙張。
宋代以後，造紙技術成熟，紙的產量、質量都有提高，價格不斷下降，紙張普及，但作為下層人民，每天都在為生存奔波，幾乎沒有時間去搞這種高雅藝術。
想要在書法藝術上有所成就，不僅需要經濟保障，這些現實條件也讓書法成為封建社會里的貴族藝術。
2、科舉，從來都是男人的事情，和女性無關
科舉制度成為阻礙女性研習書法的另一大因素，科舉的設立，為男性提供了實現理想抱負的途徑。
在擠破頭顱往前衝的封建時代，男人想要博取功名，寫好字是最基本的技能，就像現在的閱卷一樣，一幅好字能帶給人愉悅感，受到閱卷老師的青睞。
練習書法也就成了很多男性的日常功課。對於男性來說，科舉制度的設立進一步加強了書寫的要求。
而女性則被排除在科舉制度之外，書寫就顯得沒那麼重要。
3、女性和書法之間隔著不可逾越的男權社會
在數千年的封建社會里，雖然有那麼幾個時期，女性闖入權力的中心，但是女性始終處於文化圈、政治圈、教育圈的邊緣，也造就女性難以在書法藝術上有所成就，普通的女子即便是在書法上有造詣的女性，也因為身份地位的差異無法引起重視。
《周易·家人》中講:“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教導女性應該做好家務事，女性要服從男性，大小事務都有男性做主，這種惡劣的“生態環境”抹殺了女性的創造力。
- 社會風氣越開明，對女性的包容性越強，女性練習書法也就越成為可能；
唐宋時代，社會風氣開明，無論是經濟還是教育都創世界之最，開放的社會風氣也為女性提供了練習書法可能。
這一時期的湧現出了許多優秀的女性書法家，比如唐代的女性書法家有劉採春、李冶、魚玄機、上官婉兒、吳採鸞、薛濤、武則天等。
宋代朱淑真、楊妹子等人，底層女性有楚州有名的官妓王英英、徐州營妓馬盼、彭澤娼女楚珍、妓女謝天香，她們在書法上都有很不錯的造詣。
雖然唐宋時期的女性書法家在數量上屈指可數，但是相比其它時期，這一時期的女性書法家能在書法上取得較高的造詣，是其它王朝無法相比的。
這自然離不開唐宋兩朝開放包容的生態環境。
- 相反，社會風氣越守舊，對女性的包容能力越差，女性距離書法也就越遠。
男權社會里，通過各種思想滲透以及規章制度，奴化女性，封建禮教對女性的束縛愈演愈烈，“三從四德”成為女性做人的基本準則，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貞女烈婦不斷湧現，越來越變味。
19世紀末的中國大地上，不纏足的婦女寥寥無幾，不纏足的大家閨秀更是稀有物。
在文化生態惡劣的清朝，裹足風氣更盛，思想被統治階級奴化，纏足漸漸成了一種風尚，而這種極端摧殘女性身體健康的纏足潮流來自最先來自上層社會畸形變態的男性審美。
男性腳迷們甚至會根據女性腳的大小來區分貴賤美醜，三寸者為尊，四寸次之。三寸金蓮成為一種時尚，誰纏足纏的越好，就越歡迎，就越容易嫁得出去。
魯迅先生在《我之節烈觀》一文中說：“古代社會，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
在這種極端的壓迫和奴化下，女子講究從一而終，講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講究一切以丈夫為中心。
在古代“惡劣”的文化生態環境中，就算她們有智慧，善言辭，也依然逃不過的封建禮教的束縛，女性在地位上依然無法實現與男性平起平坐，女性習書法，無異於是對男權社會制度的一種挑戰。
縱觀兩千年的封建歷史，那些能夠突破男權社會的條條框框，取得書法成就的女性寥寥無幾，能夠像書法大家管道昇與趙孟頫夫妻那樣夫唱婦隨，一起舞文弄墨的寥寥無幾，能夠在書法領域創造出一片屬於自己天地的女性更是鳳毛麟角。
剩下的人，她們要麼為了生計，淪為風塵的女子；要麼飽受戰亂紛爭，流離失所，書法，也只不過是她們消遣解悶的一種愛好。
即便是蔡文姬這樣的書法大家，也在戰亂中活得戰戰兢兢；秦淮八豔個個精通詩畫，但依然逃不過戰亂的摧殘，撕開璀璨輝煌的書法藝術，從它的背後，我們也能窺探出古代女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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