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集回顧：
在構思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突然想起在我國北方廣泛流行的一部電視劇《鄉村愛情》中趙四的一句對白：“音樂是什麼呢？我的理解就是什麼呢……是通往人類的靈魂。”
在《鄉村愛情》的主要故事線的襯托下，出現這樣的對白似乎有點奇怪。但其實認真思考，真是這樣一句對白及其在這部電視劇中的場景，很好總結了我國對“主流政治”音樂的出發點和目標，那就是“貼近人民生活”和教化人民群眾。
這樣的出發點和目標的來源，自然是1942年舉辦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當時抗戰爆發後，全國各地大批文藝工作者奔赴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他們運用美術、舞蹈、音樂、戲劇等各種形式，熱情謳歌抗日根據地的對敵鬥爭，創作了一批優秀作品，極大地鼓舞了根據地軍民的抗日鬥爭。
延安文藝座談會及毛澤東相關著作
但是，各抗日根據地特別是陝甘寧邊區的文藝界，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一些人主張藝術脫離政治，藝術高於政治，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認為這些會妨礙創作。因此，一些作品要麼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要麼就是所謂“暴露”文藝。一些群眾看不懂、脫離根據地現實、甚至不適應抗戰需要的作品，在延安文藝界也時常出現。同時，文藝界長期積累的宗派主義等問題也帶到了根據地。
為了糾正文藝界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解決文藝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毛澤東提出：“希望文藝工作者積極投入整風運動，克服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創作出為人民大眾歡迎的優秀作品。”要求“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儘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在這樣的方針的指導下，一大批新的音樂作品——尤其是革命歌曲被迅速創作出來。革命歌曲的出現，無疑是成為中國共產黨一件非常有利的宣傳武器。因為中國幅員遼闊，要成功對社會形態進行改造（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改造成社會主義），就需要自下而上——即從基層人民到國家機器的改造，而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革命歌曲便成為了解決問題的機制之一，其目的是通過音樂語言直接作用於人類情感的特點，潛移默化地宣傳共產主義革命思想，從而達到社會改造的目的。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簡譜手稿
這些革命歌曲中，包括傳唱至今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南泥灣》《團結就是力量》《解放區的天》《咱們工人有力量》，以及從民歌改編而來的《軍民大生產》和《東方紅》。其中最為著名的，無疑是在後來大紅大紫的《東方紅》。
■《東方紅》雛形
最早期版本的《東方紅》曲調，源自陝北民歌《芝麻油》。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陝北地區流行的一首情歌《白馬調》使用了這一曲調，並影響了歌曲《東方紅》的最初創作。1942年陝北農民李有源，或說1943年陝北一名教員李錦旗根據《騎白馬》的曲調創作了最早期版本的《東方紅》。這首歌曲由於其歌詞的特殊意義，再加上又易於傳唱，因此很快便在解放區傳播開來。1945年10月24日，由延安魯藝六十多師生組成的東北文藝團到達瀋陽。以《東方紅》第一段為基礎，重新填詞，創作了後來流行的三段版的《東方紅》。當時共有4段，但第4段是歌頌東北民主聯軍的，隨著東北民主聯軍的撤銷，第4段也就不再傳唱了。當時參與討論修改的有公木、劉熾、雷加、嚴文井、王大化等，其中由公木執筆負責記錄，並由公木最終整理修改。
《東方紅》原作者李有源住過的窯洞
而我們如今見到的歌舞劇《東方紅》，被認為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上海文藝界分別創作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以及朝鮮大歌舞基礎上創作的。因為在《東方紅》成功演出後，時任總理周恩來曾強調，《東方紅》是“朝鮮的影響，上海的基礎，全國的力量。”
1960年10月至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隨團出訪朝鮮。在朝期間，代表團觀看朝鮮人民軍演出的大型歌舞《三千里江山》。此次演出，給劉亞樓留下深刻印象。回國途中，劉亞樓觀看了瀋陽軍區舉辦的晚會。年底，劉亞樓在杭州與空政文工團副團長張雙虎的談話中，表示“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戰爭，不懂得中國革命的歷史，應該運用文藝形式，對部隊、對青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瀋陽軍區唱了4首歌曲，空軍也要唱，你們文工團也要唱……”。為落實劉亞樓指示，空政文工團開始研究演出節目。由空政文工團總團副團長牛暢負責創作。創作之初，牛暢等創作者曾參考了《三千里江山》的節目單。最終，決定創作一出以革命歷史歌曲為主要內容的大歌舞表演，亦派出張士燮、朱正本、姚學誠、陳杰等詞曲作家至江西蒐集整理革命歷史歌曲。期間，張士燮、朱正本創作了歌曲《十送紅軍》。
最初節目定名為《狂飆曲》，又改為《光輝的歷程》。排練時，演員為三百人。後由於羅瑞卿反對歌頌空軍的意見，引發風波。劉亞樓要求“現成的歷史歌曲可以唱，不要另寫。”公演前夕，《光輝的歷程》一名被否定。依牛暢建議再度改名為《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
《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冊子
1961年8月1日，《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首次公演，後在民族文化宮禮堂演出。全劇共有九場16景，演唱46首歌曲，歌曲包括《秋收暴動歌》、《八月桂花遍地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主力會師歌》、《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到敵人後方去》、《大刀進行曲》、《游擊隊歌》、《南泥灣》等。有人物、情節、舞蹈、演唱，各場之間以朗誦詞串場。周恩來、葉劍英、羅瑞卿等人皆觀看過演出。在京演出八天，觀眾兩萬餘人。
■登臺亮相
時間來到1964年，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15週年，中央決定在這一年的國慶節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並邀請各兄弟黨和友好國家的領導人來華參加。這一年舉辦慶祝活動，是有其特殊意義的，除了建國15週年以外，當年還是中國渡過三年自然災害，並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中取得令人矚目的偉大成就的一年。既然要舉辦慶祝活動，就必須策劃大型的文化藝術活動。當時，文化部和中國音樂協會正籌辦規模較大的“北京音樂節”。但時任總理周恩來經過考察後認為，舉辦音樂節的條件還不成熟，不如創作一部反映黨的鬥爭歷史，展現毛澤東思想發展過程的大型歌舞作品。
同年上海文藝界為慶祝上海解放十五週年，便在第五屆“上海之春”音樂節上排演大歌舞《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上海文化局副局長許平擔任藝術指導。5月23日，在文化廣場舉行的“上海之春”開幕式上首演。此劇為八場十六景，有序曲一節。參演者有二千餘人。期間演出兩場，閉幕後又演出七場。首輪演出觀眾達7萬餘人。研究者認為《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的演出已相當成熟，將它視為《東方紅》的底本。有回憶稱，《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在創作過程中，曾直接借閱空政文工團《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的演出臺本。
6月18日，時任副總理的陳毅觀看《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演出後，指示中共上海市委，“班子不要散，請總理來看一次。”7月13日，就在觀看演出時，周恩來的心中醞釀著一個更大的創作設想：在國慶十五週年之際，北京也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詩相結合的史詩性作品，來完整地、藝術地反映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搞出一部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的歌舞一直是周恩來的心願。自60年代初以來，他幾次談到中國在歌舞方面沒有搞出一個稱心的東西來。建國初期看大秧歌還可以接受，現在還保持那樣的水平，就不行了。
周恩來從上海回到北京後，7月18日，在國務會議上提議，創作以中國共產黨歷史為題材、展現毛澤東思想的大型歌舞作品，作為國慶十五週年獻禮。他當時提出： “我們這回國慶要大慶祝一下。上個月我到了上海，陳總把我拉去看了一個上海兩千人的歌舞，很動心，我看還不錯。有這麼一個想法，就是最好在十五週年國慶，把我們革命的發展，從黨的誕生起，通過藝術表演，逐步地表現出來。”
7月20日，在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與主管文藝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對外文委副主任張致祥等人商討創作事宜。7月24日，周揚向陸定一、康生、周恩來、彭真正式提出請示。7月30日，周恩來擬定13人組成的領導小組，並親自擔任總導演，在排演的過程中每天都到現場進行視察和討論。在這個領導小組討論後，決定將這一部歌舞劇定名為《東方紅》。
8月1日，周恩來正式批准了周揚的報告，並對演出隊伍、朗誦詞等問題作了具體批示。此後，《東方紅》的創作與排演活動就緊鑼密鼓地開始了。不久，12位參加上海大歌舞的同志奉命進京，參加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排演工作。選擇演出人員時，周恩來考慮當時毛澤東提倡的“大學解放軍”，決定以部隊人員為主。提出演出人員以總政文工團為主體，中央歌劇團、中央樂團、東方歌舞團等政府文藝單位參與。因此解放軍各軍區文工團、地方系統專業、業餘文藝團體都有參加演出。演員除以駐京文藝團體為主外，抽調了南京軍區、濟南軍區文工團等單位人員，亦有來自上海的演員。共計三千餘人，其中合唱隊有一千餘人。
東方紅合唱
10月2日，《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公演。全劇採用了歌舞、大合唱、齊唱、獨唱、群舞、獨舞等多種藝術表現方法，並且有民族樂隊和西洋管絃樂隊聯合演奏。全劇共分八場，全部史詩由30多首曾在歷史上產生廣泛影響的革命歌曲和20多個舞蹈組成，其中包括5個大合唱、7個表演唱，穿插18段詩朗誦，變換場景37處。由於取得巨大成功，在人民大會堂連演十餘場。至10月16日結束時，共演出14場。出期間，毛澤東、周恩來、彭真、賀龍等人曾於10月6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舉辦的國慶晚會上觀看《東方紅》演出。《東方紅》的後兩場《祖國在前進》及《世界在前進》遵照毛澤東的意見刪除，在電影版中亦如此，只選取序曲和前六場。
值得一提的是，《東方紅》結束演出的同日，正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日，而在莫斯科，時任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被解除了領導職務……
■幕後故事
據說，周恩來策劃並批准《東方紅》，其用意除了要證明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文藝成就外，還想通過這個題材給一些優秀的藝術家、文藝家加上一層保護色。
用現在文藝界的行話來說，周恩來是《東方紅》的總策劃。周恩來的這一策劃，固然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關，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
1964年，作為意識形態的文藝領域，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火藥味越來越濃了。自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哨兵”、中宣部文藝處的特殊“處長”江青在文藝界到處插手。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澤東先後寫下了有關文藝的兩個批示，對建國後的文藝狀況作了不切實際的“左”的估計。這種估計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國以來的文藝成就，就文藝界大張撻伐。一大批優秀的作品和作家、藝術家遭到批判和打擊。在這樣一種氣氛下，周恩來策劃並批准一個有三千多人參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證明建國以來的文藝成就外，還想通過這個題材讓一些優秀的藝術家、文藝界權威參與《東方紅》的創作與演出，給他們加上一層保護色，也藉此機會展示一下藝術家的強大陣容和實力。因為《東方紅》主題鮮明，是以歌頌中國共產黨、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主題的，沒有人能將此打倒、推翻。
周恩來的這一用意在他當時的一些講話中及對有關問題的處理上表現得很明顯。如在參加《東方紅》創作與演出的隊伍問題上，考慮到當時毛澤東提倡“大學解放軍”，他決定以軍隊文工團為主。但是，周恩來又特意強調說，總政文工團是主力，但不能驕傲，中央歌劇團、中央樂團、東方歌舞團等政府所屬文藝單位都要參加。這樣一來，部隊的各大軍區文工團、地方系統的專業、業餘文藝團體都加入了演出行列。
在挑選專業人員問題上，周恩來強調說：要挑選最優秀的演員，毛主席的詩詞一定要寫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員來唱。周恩來指示在《東方紅》中選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時期的音樂作品，其中包括賀綠汀作詞作曲的《游擊隊歌》和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當時因賀綠汀和田漢受“批判”，江青說《游擊隊歌》又松又軟，有人主張拿下這兩首曲子。對此，周恩來不以為然：對民主革命時期的作品，包括對30年代的作品，要一分為二。有些是人民群眾批准了的東西，我們為什麼不能採用？不能以人廢言，以過改功。藝術家有失誤，我們就沒有失誤？
在把握歷史本質的前提下，周恩來十分注重細節的真實。在表現紅軍長征一場中，如何正確表現紅軍一、二、四三個方面軍，當時有些爭議。有人主張統稱為紅軍就行，有人認為只提中央紅軍就可以。周恩來不同意這樣處理。他說，張國燾雖然很壞，但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是好的，不應歧視。毛澤東也同意周恩來的看法。後來，三個方面軍都表現了，歡慶三個方面軍會師的歌也是周恩來親自改定的。
毛澤東和周恩來觀看《東方紅》
的確，在《東方紅》的創作與排演中，周恩來是名副其實的總導演，從作品主題的確立到藝術表現手法和原則的把握，從某些細節的處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裝顏色的選擇，周恩來無不親自過問。據說1964年10月15日，周恩來陪同日本松山芭蕾舞團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樹子觀看《東方紅》，並領著他們到演出後臺參觀。清水和松山提出了許多絕對屬於藝術上的專業問題包括燈光設置上的一個具體問題。周恩來娓娓道來，十分內行地一一做了使他們滿意的解釋。清水驚奇地睜大了雙眼：“總理，你怎麼會這樣清楚地知道這些事情？”在一旁的中國演員自豪地回答說：“總理是我們的總導演啊！”清水和松山感動地說：“你們是幸福的，只有你們中國有這樣的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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