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工生涯

我的军工生涯

——讲述\\范喜生，整理\\温情襄江红

（讲述者简介：范喜生 工程师，男，1933年11月出生，山西省左权县人，中共党员， 1948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92年离休。

1948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任华北兵工局兵工一大厂四分厂担任工会通信员、完成部工人等，1950年荣获“华北解放纪念奖章”；1954年随原工厂整编进入304厂；1955年度12月被选派前往苏联喀山学习炮弹延期引信专业；1956年12月苏联学习回国后调844厂，参与了我国高炮机械延时引信和炮弹火药延期引信的试制与生产工作，历任试制检验组长、检验工段大组长、工段长等职务，荣立大功一次并多次获得其他奖励；1965年10月支援三线建设被调往湖北9604厂历任技术员、工程师、车间主任等职。曾获1974年度襄樊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2年离休。

整理者前言 ：二○一九年中秋时节，地处汉水中游的古城襄阳酷暑褪去秋意渐浓，白日天蓝气爽，入夜星繁风清，阵阵凉风久违扑面沁人心脾。晚饭后央视《国家记忆》又一次勾起我的心事，这是一桩让我数度冲动却因故搁置多年的牵挂，是关于一位老军工战士军工生涯的故事。故事虽说不上离奇，亦非英雄模范般轰轰烈烈，然而，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却随国运跌宕起伏，伴中共兵器工业发展轨迹而延伸。记录他故事的想法早已有之，却顾虑其故事不够新奇而久未起笔。“十一”临近，七十周年国庆纪念气氛日趋热烈，

中秋节假期，笔者有幸集中时间，促膝亲耳聆听这位老军工老党员建国前后紧跟共产党的军工生涯，并整理成文，献给千万个为新中国创建与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毕生心血的普通参与者，也完成了我以此文向建国七十周年生日献上祝福的愿望。

本文共分五部份，分别是：从儿童团长到军工战士；从国级奖章到光荣入党；从赴苏学习到生产立功；从献身三线到安度晚年；军工生涯相册掠影。）

从儿童团长 到军工战士

1933年11月， 我出生在山西省辽县（左权县）城西南十八里的一个偏僻小山村——范家庄。山村依山临壑，村前沟壑高深延绵十好几里蜿蜒山下；村后山岭环抱青松翠柏郁郁、杨柳榆槐葱葱；村子四周桃树山杏树密布，春天时桃红杏白相继纷呈靓丽了整个山村；村里最不缺的就是泉水，最引以为傲的是泉水的口感甜棉、养生养颜的水质，不谦虚地说村里的男女老幼个个都是肤白齿皓。说不清泉水来自哪里，反正她顺着沟壑一路叮咚奔流不息，滋育了村里一代又一代人，生生不息。

山村偏远，坡地贫瘠，好在人少地多，广种薄收也能自给自足。我出生时家境也不错，有房有地有羊群，生活自给有余，只可惜好景不长，五岁丧母、七岁丧父成了孤儿，与哥哥相依为命。父亲是在母亲走后不到一年去世的，我清楚地记得他连续多日高烧不退，请了几个中医救治都未见好转，病情每况俞下。许是感觉自己不行了，父亲便叫我哥到他身边像是要交待些啥，可十岁的哥哥因莫明的恐惧而没敢靠近。于是他又叫我，岂料幼小的我更不敢近前，呆看着病榻上的父亲。当晚，父亲在万般绝望与无奈中咽了气，丢下年幼的哥俩找我们的妈去了。父亲临终前想交待何事一直是个迷，多年后，我和哥哥谈起此事时猜想父亲是要告知家里存钱数和放在何处吧！父亲去世第二天，舅舅和一个本家爷爷来到家里，从地下查找刨挖出一小罐儿银元，数数有四五十块，用这些钱还了看病欠款和安葬父亲后就基本花完啦。

父亲走后，膝下无子的舅舅提出要收养我，平日里性格温和胆小怕事的哥哥此时却态度十分坚决地反对。哥哥是不愿手足分离，日子再苦也要在一起。面对这种情况，大人们只好把我们哥俩托付给本家的三爷爷照顾，破碎的家由他管着。三爷爷丧偶无子，一女已出嫁。他人很好，很勤，种地、放羊、做饭、操持家务都是他，我们小，帮不上忙，整日里他一人忙前忙后穷于应付，日子过的一年不如一年。即便如此，三爷爷还是在我哥十三岁用四十块大洋给我哥娶了个大两岁的媳妇。自此以后，家里的日子又红火了起来。可是不久，日本鬼子的闯入打破了山村和小家的安宁与祥和。

那年月，鬼子到处扫荡，城里城外，山里山外，村村不落。别看我们村偏僻，可鬼子的铁蹄却未放过，抢粮食找八路是扫荡的主要目的。为了对付鬼子，八路军把村民们组织起来，白天鬼子扫荡，晚上八路军就悄然进村，组织村民开会，传授斗争方法，比如怎么站岗放哨，怎样挖地道、埋地雷、藏粮食等。

鬼子扫荡多是白天，村民们一般都有所防备，但也有例外。1942年正月29日早晨四点多钟，天还没亮，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范家庄村，当时我和嫂子正在区上参加八路军组织的“小花戏” （地方戏）演出，没在村里，家里就剩下三爷爷、我哥，还有一些为躲避鬼子而集中在我家南房睡觉的本村人。听到枪声大家迅速躲进了窑洞，可三爷爷却担心新买的砂锅被日本人打破，就点着油灯想把砂锅藏好再进洞。尽管灯光微弱可还是引来了鬼子，他们端枪冲进屋，一把将三爷爷拉到院子，逼问村里有多少民兵、多少枪、村民都藏在哪儿，三爷爷都说不知道。脑羞成怒的鬼子把扫荡赴空的怨气一股脑撒在他身上，活活把他打死，还用铁锹将他的头劈成两半。三爷爷的惨死使我对日本鬼子充满了仇恨。

十一岁那年我成为了儿童团长，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送取情报，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记得刚“上任”不久的一天下午，村长兼武委会主任范成洋找我，派我去丰坡峪村拿情报。这个村靠近县城，离鬼子炮楼也近，离我们村大概五华里，是我们村抄近路进城的小路，取情报就在这条小路的丰坡峪村路段。村长交待说：小路边有块大石头，大石头下面有块小石头，小石头下面压着情报。接受任务后，我见天色不早，便立即出发不敢耽搁。因为是第一次取情报，表面镇定，心里紧张，一路上尽量装成边走边玩的样子。快接近丰坡峪时，我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睁大眼睛，仔细观察，深怕漏掉了路边的“大石头”，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不一会儿大石头果然进入视线，确认后心中暗喜，三步并成两步靠近大石头，看四下无人，又抬头望了望远处的鬼子炮楼，心跳顿时加快。我轻轻坐在石头上，若无其事看着远处，右手却摸索着石头下面的小石头······。情报是个叠成结状的纸条，我拿着情报连跑带走天黑前赶在回到了村里，交给了村长。任务顺利完成，我很开心！打这以后我又多次完成取送情报任务。

取送情报没出过岔子，可站岗放哨却险些“走了麦城”。 哨位在村北岭上，每天都是一老一少两个人。有一天，是我和另一个老人站岗，两个人只看前不顾后，这时从身后突然窜出三个身着便衣的人来，那个时候鬼子和伪军也常常着便衣偷袭，所以，三个人从后山出现定是来者不善，有眼尖的村里人和山坡上种地的人见状撒腿就跑。等我俩发现他们时相距只有几步远了，想跑已来不及，急得话也说不出了，来人这时到先开了口“不要怕，是自己人，来查哨的”。 原来是来查哨的八路军，真是虚惊一场。虽然我们没挨批评，可我却觉得不好意思，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儿，从此后站岗放哨就多了个心眼儿。

其实，小时候的也不光是站岗放哨取送情报。每年正月间，区上都要组织各村与八路军一起联欢，同台演出“小花戏”，每每参加演出我都是“主力”，也是一年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记得1942年的演出，我获得一等奖，得到一块香皂和一条毛巾，那时候这些可是好东西，我兴奋了好几天呢！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长达八年苦难与压抑的情绪瞬间释放出来，那就扬眉吐气的喜悦真是无以言表！左权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村里进行了土改，我们家土改前后没有什么变化，划了个中农。从此家里的生活平稳了，提心吊担、东躲西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左权解放啦，但全国还没有解放，华北地区的主要大中城市还在国民党手里。在随后展开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左权县作为老根据地和解放战争中的大后方每年都向部队输送大量兵员与物资，人们的支前热情普遍很高。打下临汾后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心更足了，支前热情进一步高涨。渐渐长大的我，心中也有些痒痒的，开始羡慕起支前的人们。转眼到了1948年秋天，机会终于来了，在家务农的我听村长说兵工厂来县里招收工人，一直想出去闯荡的我决定和村里的另外两个人到城里报名。负责报名的工作人员说十八岁以上才要，可当时我十五岁还未满，人家不要。我就给他们说好话，工作人员了解到我没了父母，孤苦伶仃，曾当过儿童团长的情况后，当即请示了他们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就爽快地点头同意啦。回来家给我哥说，他还有点不同意，说我还小，到外面吃不了苦。可我坚决要去，他拗不过我只好由我啦。

三天后，通知来了，我惜别哥嫂，带着平时盖的被子随本县的其他数十人一道出发啦。我们从左权步行出发，经武乡、襄垣，与这两个县的新招工人汇集成150多人的队伍，走了三天到达目的地——潞城县安居村，兵工厂就在这个村。从此，我便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兵工厂的一名军工战士，我的军工生产涯由此起步。

从国级“奖章” 到光荣入党

参加革命工作的这家工厂是兵工一大厂四分厂，其前身可追溯到八路军黄涯洞兵工厂。我所在车间有六百多人，分厂生产60、82、150等迫击炮弹，除了弹壳毛坯以外，炮弹的其他部分都在厂里生产完成。当然，这些情况多数都是后来知道的。初来乍到，看啥都新鲜，看啥都不懂，一切从头开始。同来的一百多人都被分配到了各个生产部门，唯独留下我在厂工会当勤务员。工会有郭主席（郭主席后来去了743厂），秦干事，何干事，还有我这个新来的勤务员，他们都是老资格，年长我不少，所以都叫我“小鬼”。我这个“小鬼”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踏实勤快肯干，每天的任务是扫地、烧水、送报纸、通知开会等。工会主席工作忙，为了不让他分心，我有时也会帮助主席家里挑水挑煤 。工会在一个大庙里办公，和伙房在一个院子内，我每天早晨都会去帮厨，天天忙忙碌碌也不觉得累，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们进厂后生产一直都特别忙，车间人手很紧，为什么这么忙，当时自己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在打太原。其实，1948年的秋冬，对我们党而言极不寻常。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都是结束在这个时候，平津战役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太原战役的外围战此时激战正酣。打仗就离不开炮弹，我们做为炮弹厂怎么可能不忙呢？

1949年元月，鉴于生产一线人手紧，厂里决定取消了工会的勤务员编制，郭主席在征求我个人意见后，调我到了完成部当工人。“完成部”工长叫石成玉，是名技师，来自山东，生产技术上主要靠他指导。我在“火冒组”工作，组长是李元祥（李组长后来任304厂厂长）。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弹药消耗量大，所以那段时间“完成部”车间的大门外总是停满了等着拉炮弹的大马车，产品一出厂便马上运往部队。为了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我们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要干到晚上十一、二点才下班，有时太晚就睡在工房。那时是供给制，每个月发的钱很少，吃住条件都很艰苦。住和吃的地方离“完成部”车间都较远，冬天宿舍不生火，山西的冬天屋里不生火那是相当冷的，我的被子又小又薄，晚上冷得彻夜难眠，我就早早起来跑到厨房帮着炊事员浇火做饭，取暖帮厨一举两得。吃的管饱，但天天都是小米饭窝窝头，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面，有不少人吃不了这个苦，开小差走了。和我一块从老家来的两个人是打铁的，就开了小差。我是无牵无挂，年纪小、身体好、精力旺，又是自己先择的路，加上每天起早贪黑也顾不上想太多，就坚持下来啦。

到1949年下半年，工厂的生产紧张气氛稍稍缓解了些。实际上，这个时候安阳、新乡战役都已结束，华北全境都已解放，生产节奏自然就慢些了。此时，工厂各方面待遇也有所好转，发的钱比以前多了点，除了用还能余下点钱。我用余钱买布、买花自己缝了床新被子，被窝暖和多啦。在待遇好转的同时，工厂对职工的教育管理也更加正规，党、团、工会等组织活动进一步加强。1949年9月9日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9月14日加入了工会。入团和入会这两件事，对自己思想促动极大，在厂里的这一年，虽然工作累点、生活苦点，但厂里的干部和师傅们对自己的帮助可不只一丁二点儿。除了领导的关心帮助，同事们之间相处的也像一家人一样，待在这里过的充实、心里亮堂。因此，入团入会后，觉得自己是组织的人啦，组织就是我今后的依靠！打这以后，我参加厂里的各项活动更加主动积极啦。努力工作、早日加入党组织成为了我的新目标，

1950年， 我们获得了“华北解放纪念奖章”。这可是国家一级的奖章，是平生获得的最高荣誉。奖章是厂里发下来的，当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但手捧沉甸甸的奖章，耀眼的“解放”二字顿时激起我浑身的热血。端详做工精致的奖章我爱不释手，想起一年多来同志一起披星戴月、加班加点的火热工作情景，真心觉得奖章来之不易，很光荣很珍贵。当然，这枚奖章在更高层面上的政治军事含义是当时做为普通工人的我们所无法感知的。要知道，解放华北的战争彻底消灭了蒋家王朝的重要支柱傅作义和阎锡山集团，这是毛主席亲自构划的与蒋介石反动集团进行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现在回过头来重温这段历史，我想，旁人也不难体会我内心的激荡：我一个懵懂少年有幸参与到这段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当中，怎能不是人生最大的荣耀呢？此后的几十年中，这枚奖章跟随我走南闯北珍藏至今。

1952年，工厂开展了三个月的业余扫盲活动，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上学。第一次是1943年，我十岁的时候，在家境还很困难的情况下，我嫂子为让我学点文化，把我送到离范家庄四十多里的八路军欧团（欧志富敬卫团）办的高小，学习了三个月，后因战乱和家里缺劳力辍学。扫盲学习让我识了更多的字，还拿到了毕业证，写家信再也不求人了，工作中也用上了。当年厂里实行了八级工资制，我被定为四级，收入比以前多了。1953年，经老同事老兄长崔生财介绍我认识了陪伴我一生的老伴，同年5月26日领了结婚证。婚后，我心情舒畅，家里的事情也不用我操心，一心赴在工作上。工作起来更加努力，不怕苦不怕累，当年又增加了一级工资，每月工资53元。

1954年7月22日是我铭记终身的日子。这一天组织上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喜悦之情可想而知。我把这一喜讯第一时间告诉了老伴，晚饭时，从不沾酒的我破例喝了一小杯白酒，结果头晕的不行。倒到床上想早点睡，可却辗转反侧一夜未眠。脑海里浮想联翩，从孤苦童年到参加革命工作，从面朝黄土的农民到合格的军工战士，从入团入会到今天入党，一幕幕像放电影般浮现眼前。其中有苦、有累、甚至有过生命危险（每天接触火炸药的我就曾在两次生产事故中幸存），但更多的是组织的培养教育和温暖。我能入党，除了自身主观努力之外，与入党介绍人崔生财（三线建设时期，崔调至福建闽西的一家三线军工厂任厂长）对我的关心帮助密不可分，我十分感谢和怀念他！

1954年，长治地区的兵工厂开始大调整，按专业化生产要求小厂并大厂，有关引信生产的被合并到304厂， 有关炮弹生产的合并到342厂，我们四分厂合到了304厂。机器开始搬迁，人员开始调动，完成部车间六、七百人走的只留下我们几个人，留下我们干什么，当时谁也不知道。

从赴苏学习 到生产立功

1955年元月份，我们几个等待整编分配的同志等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车间宣布：接上级通知，你们从明天起到长治北街学习俄文，组织上准备派你们到苏联学习。

“到苏联学习”这可是天大的喜讯！我心中既高兴又不安。高兴自不必说，那个年代，能到“老大哥”社会主义苏联去学习是无数人的梦想；不安的是，自己文化低，中文都还没学好，能学好俄文吗？转念又想，领导让你学，那是信任你，自己只有好好学才对得起领导的信任。想到这儿，我暗下决心：一定要闯过俄文关。那段时间每天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干，坚持晚睡早起学习俄文。不仅课堂上学，课下业余时间也学，就连吃饭都在学拼音、背单词，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自己感到入了点门，成绩比别人并不差，于是学习劲头更足了！

正当大家兴趣盎然埋头用功学习之际，万没想到的“坏消息”来啦！大概是1955年6月，上级突然通知我们停止学习、回厂工作、不去苏联啦。当时也没说原因。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大家一时都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好长一段时间我是饭吃不香、觉睡不好，见人不想说话，情绪一落千丈。

人生许多事，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两个多月后，正当一切渐渐归于平静之时，出国的事情却风回路转，好消息又来啦！1955年9月4日上级通知我们继续学习俄文，准备去苏联，学习地点不是长治，而是到东北沈阳。

到了东北才得知去苏联学习的事之所以一波三折，是有人违反上级意思造成的。本来上级组织是强调政治上可靠，凡是“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表现不好的人，不学习、不出国、回原单位工作”。可是执行时却把我们这些符合条件，又是党员，但文化偏低的给换下了，幸亏纠正及时。

三个月的俄语学习后，开始定做出国服装。标准是每人400元钱，做全年用的，从头到脚，想要做好一点的就得自己另外出钱。

1955年12月13日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出发，走了九天九夜到达喀山市。赴苏学习生活由此开始。

喀山市是苏联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被誉为苏联的“第三首都”，离莫斯科约800公里，位于苏联的欧洲部份，伏尔加河左岸，伏尔加河与喀山河交汇于喀山城东，城市被河流环抱，是苏联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最大的工业中心，也是兵工厂比较集中的城市。

我们学习的工厂离喀山城不太远，规模很大，我学习的专业是火工引信装配和延期压药。宿舍在总厂，我所在的车间离总厂尚有二十多里路，每天有汽车接送。同去苏联学习的有二十个人，我所在的车间只有我一个学员，环境逼着我上班时只能说俄语，因此我的俄语口语水平进步较快。口语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专业学习，使我很快适应了工作与学习环境。这也是在学习结束时，我的每个学习项目在考评时都打了满分的重要因素。

工厂对我们的到来十分重视，专门派了一个副总工程师负责我们的学习生活与娱乐。每天安排的井井有条，就连我们早中晚吃什么都安排的好好的。每到周末晚上大家都可以看戏、看电影或跳舞。冬天的星期天就组织我们学滑冰滑雪，夏天就去森林里游玩野餐或是游泳。工厂的普通苏联职工对我们也很热情友好，工间休息时常坐在一起拉拉家常、嘘寒问暖，周末一起跳舞、外出游玩。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当地人穿的是胶底鞋或毡靴子不怕滑，可我们穿的皮鞋“寸步难行”，苏联姑娘们就扶着我们的胳膊一起走。当时我们这些学员与苏联同事相处的十分融洽，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老大哥”同志式的关怀。

比起工作与学习，饮食是最难适应的。差不多半年时间才习惯了半生不熟的牛肉、小鱼、奶油和面包。国家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人每月500卢布，大使馆要求我们用完，我们大家商议后都同意按照每月300卢布使用的。既便如此，大家的伙食水平仍然不低，生活品质远高于国内，充分说明国家为培养我们是不惜代价的。学员们闲谈时对此都感促颇深，常常互相勉励绝不能辜负组织的期望！

时间不论对谁、也不论在哪儿总是公平的，身处异国他乡也一样过的飞快，转眼一年学习期满，该回国啦。临行前，大会家用攒下的生活费买了手表、收音机、照相机、留声机和绘图仪器。工厂送我们每人一套（30把）不锈钢餐勺。我所在的车间送给我一部洗相机，我回送车间师傅们茶叶、罐头和大中华香烟。

冬季的喀山是寒冷的，也是最富诗意的。记得我们来时，喀山城银装素裹盛装迎接，现在离开时，她飞舞起慢天雪花依依惜别。走的那天雪花粉飞天气很冷，但车间还是派七八个同志到火车站为我送行，大家相互告别，谈笑风声，回味着共同工作的美好时光，依依不舍之情挂在脸上······。我登上火车，透过车窗向欢送的人群挥舞着双手，接着拿出相机，看着寒风中的身影与笑脸，我的眼睛湿润啦，手指按动着快门记录下这感人的瞬间，内心由衷感谢苏联朋友带给我的知识、快乐和别样人生！

回国后，1956年12月26日我们被直接分配到844厂（西安国营东方机械厂）开始了新的工作与生活。844厂是苏联专家帮助下建设的，我到时工厂土建工程已基本完工，设备、干部和工人开始陆续进厂，各项配套建设和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处处呈现着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刚刚回国的我意气风发，被这种火红年代的特有气氛深深感染着，决定尽早回长治搬家，早日开始工作，投入到这种火热的工作生活之中。在处理完必要的工作后，我匆匆离厂起程赶往长治搬家。1957年元旦，我把全家搬到了844厂。

到厂后我被分配到技术科工作，这时我的工资也增加了一级，从5级到6级拿到81.68元，还提了干。

844厂1953年开建，56年基本建成，57年开始试制产品，首要任务就是要填补我们国家炮弹生产的两项空白。其一是高射炮机械延迟引信和自毁引信；其二是炮弹火药延期引信。我们这批人到苏联所学习的专业内容就是这两种引信的相关生产技术，实际上我们就是为844厂定向重点培养的生产技术骨干。工厂建好了，核心生产技术骨干报到了，生产设备也同步到位了，新厂所有的配套工作都在组织者的精算掌控当中，新中国项目建设项目的科学统筹水平之高的确令人叹服！

万事俱备后，工厂里成立了产品试制车间，我从技术科调到试制车间任检验组组长，与其他同志一道共同参与了工厂首项任务的试制工作，克服不少困难，按计划胜利完成了产品试制工作任务。试制工作的完成意味着我们国家掌握了高射炮弹和用于炸毁地下掩体的钻地炮弹的生产技术，为批量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

然而，产品试制成功只是实现产品生产能力的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随后的批量生产过程当中。转入批量生产阶段后，我被调到六车间检验工段任大组长。六车间是个大车间，负责机加工序，有四个生产工段和一个检验工段。检验工段也是个的大工段，人数有一百四五十人，其中有技术员一个，统计员一个，下设有四个检验小组分布在四个生产工段担负检验任务，检验人员中老工人很少，大部分是刚从农村招来的新徒工。徒工们不仅没有技术，就连工厂的一般常识都不懂，对新产品、新技术的要求更是一窍不通。即便是老工人对工厂进来许多新设备也是见所未见。检验人员整体素质低下的严峻现实摆在整个检验工段面前，成为检验工段完成生产任务、严把产品质量关的最大障碍。培训！从最基本的知识开始培训，除了培训别无选择！领导把培训的任务交给了我，其实当时我也才24岁，这么重的担子放在我的肩上，最怕的是辜负了领导的重托，压力是巨大的，畏难情绪与退缩的念头也是有的。但实说话，当时想的更多的还是新产品的成败，是肩负的工作责任，是国家的培养，是共产党员的荣誉！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履行好领导赋予的职责，坚决完成工作任务。生产启动后，我全身心投入到培训和日常生产的现场管控当中。既要不厌其烦地耐心给他们讲解专业知识和技术规范、进行理论培训；又要手把手教他们怎样使用检验量具和仪器、怎样识别合格产品和废品，确保正确操作；还要进行遵守工厂各种规章制度的培训教育。

对徒工的培养教育不仅仅是工作上的，还包括帮助他们改掉从农村带来的不良卫生习惯，其中个人卫生是最让人头疼的。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一大批新工人的专业和整体素质达到了生产技术要求，精神面貌有了洗心革面的变化，从而满足了生产需要，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各项任务，保证了产品批量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为工厂长期持续发展培养了大量检验技术工人和骨干，许多同志在随后的58年大跃进丰产运动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骨干作用，我也因此被工厂记大功一次，并颁发了奖章和奖金。由于一贯表现突出，1959年我被提为副工段长，61年任正工段长。

1960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让每一个亲历者都刻骨铭心的记忆。我是干部定量要比工人少，加上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幸好可我有个好老伴，特别会操持家务，精打细算，做饭前米面都要用秤称一下。孩子们吃不饱，她就去挖野菜做窝窝头，捡麦子，捡扁豆，每顿吃饭的时候都是让我和孩子们吃饱，她是剩多少吃多少。星期天我就骑自行车到很远的地方买高价红薯、高价锅盔模和高价菜等。那个时期家家都吃不饱，我晚上下班后也去捡麦子，一直捡到看不见了才回家。

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我可是深有体会。为了不让孩子们饿肚子，不得不把从苏联带回来的照相机、留声机、洗像机，还有绘图仪器都卖掉买了高价粮，就这样还不行，老伴又把省吃减用攒下来的400元积蓄都用来保命啦。考虑到左权哥哥一家也一定很困难，过年时还给寄去30元钱，聊表共度难关的心意。1961年为了孩子们吃饱肚子，老伴带着两个小点的孩子回了长治老家，大姑娘因为上学和我在家。有一次我们到城里吃砂锅炖豆腐，饭后剩下一个馒头姑娘拿在手里，刚走出饭馆就被人一把抢了去。那人得手后，当即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馒头顷刻间下了肚！抢就抢了吧，这人是饿急啦，所以也没去追究他什么。那个时候啥东西都得凭票购买，有钱没票在饭馆里也吃不上羊肉泡馍。偶有一次得到车间发的一张羊肉泡馍的票，我早上六点就赶到城里，整整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吃到。

艰苦的日子磨砺人的身心，也考验人的信念。我们这些经历过旧社会的人，对共产党、新中国有着特殊感情和坚定信念，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不完全理解。困难时期尽管食不果腹、重病缠身，但毫不夸张的说，自己共产党员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工作的脚步依然踏实坚定，工作从未受到影响，加班加点、开会学习仍是家常便饭。其实，那个年代即便是非党同志，也普遍能从思想上体凉国家的暂时困难，这正是工厂的生产工作照常运转的根本原因所在。由于工作过于劳累，营养又供不上，我得了黄疸型肝炎和浮肿病，病重期间幸有老婆悉心照料，方才转危为安，痊愈康复，也没落下太明显的后遗症。

1962年因工作需要厂里调我到火工装配车间检验工段任工段长。63年又增加一级工资，工资标准为90元整。在这个工段，我一直工作到1965年10月。

1965年国家要求各省建设军工小三线，大的工厂必须全力支持援建小三线建设，从图纸到干部工人成套支援，844厂是国家大型军工厂需要对口援建的厂很多，湖北国营9604厂就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厂干部科范部长找我谈话传达了厂里准备调我去9604的意向，并征求我的意见。说实话，单从个人利益考虑，我是极不情愿离开的，毕竟在这里工作了近十个春秋，人熟地熟，建功立业，又深得组织上的信赖和重用，对这块热土充满感情，以至于离开很多年后我们全家还时常回想起在西安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然而，我们那个年代“个人服从组织”的组织原则早已成为根深蒂固思维定势。于是，在自己尚未完全想通的情况下，回家做通了老伴的思想工作······。

从献身三线，到安度晚年

1965年10月18日我告别工作和生活九年多的西安，来到湖北投身于9604厂的创建工作。刚来时在湖北省工业厅办公和吃住，那时候9604厂还只是个番号，厂址定在随县大红山，但筹建工作尚处在案头阶段。我是军工单位支援方第一个报到者，在武汉住了两个多月，随9604厂党委书记老红军刘文州一同参加了省里组织召开的工厂筹建专题工作会议，省里和地区有关领导出席此会。会议确定的建厂方针是：靠山、隐蔽、钻山洞、不准盖高楼和高烟囱，要求飞机在高空看不出是工厂像农村等。

1965年12月1日，我和厂技术人员，还有第四设计院的同志到达隋县开始实地戡察。六天后，省领导指示：隋县离武汉太近，不符合战备要求，厂址要迁到襄樊。襄樊有铁路、公路和水路，比隋县好。接到指示后，我们立即收拾设备，集合向襄樊出发。当时的襄樊是县级市，属于襄阳地区行政专署管辖。除襄樊外，襄阳地区行政专署还管辖着襄阳县、隋县等八个县。

1965年12月7号我们到达襄樊，住进襄阳地区招待所。厂址选在襄樊，但具体位置同样需要实地堪察确认。在省、地、市领导的带领下，我们先后在欧庙和尹集一带戡察比较。先选的是尹集马家凹村，那个时候虽然无招商引资一说，但投资建厂能带动一方经济的道理谁都懂，因此，襄阳县领导对选址工作十分重视，听到说选址马家凹后，县长雷厉风行迅即安排民工开始修路并亲临现场督战。路已开修，可地区领导说马家凹离水源太远，粗水管件数量不够，只能改址。经慎重考虑，最后9604厂厂址选定在现址。

厂址确定后，我们和设计院的同志又搬出地区招待所，借住846厂旧房子办公，睡觉打地铺。从这时起工厂的全面建设开始了。大食堂是第一个要盖的，设计院开始设计图纸，我们技术人员就开始选择大食堂位置，那时山沟底部是桃园，桃园地势相对平坦，适合盖食堂，但领导要求不占桃园，食堂靠山边盖。还要求生产区的重要设备要进山洞，生活区也不能集中，要分散，不能盖楼房要盖眼农村一样房子。要向二汽学习盖干打垒，盖了部分干打垒试验房后，发现本地土质不适宜建干打垒房屋，便停建了干打垒。

生活区开建但尚未完工的时候，厂领导就开始催促我回去搬家了。1966年3月1日我们家迁到襄樊。刚来时，厂里的房子还没竣工，全家人就借住在846厂的破房子里，不久又转入厂里尚未装好门窗的新建平房中。房子是砖瓦与土坯绲合结构的，狭小低矮极为简陋，冬天八面透风其冷无比，夏天闷热潮湿蚊蝇肆虐。住房艰苦，道路也很差，走在没有硬化的路面上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最糟糕是做饭无柴无煤，全靠四处捡拾柴草烧火做饭。总之，生活条件不是艰苦，而是艰难。当时的环境之艰苦远远超出家人来前的想象，对于刚刚离开繁华都市，刚搬出楼房、走惯柏油水泥路家人们而言，两种生存环境的反差是巨大的。

生活条件虽然艰难，但我的工作热情未减、工作态度未松。建厂初期，为使从零起步的工厂早日走向正轨， 我与厂里的创建者们一道，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一心赴在工作上，从车间生产线设计、工装准备、人员培训，到为工厂的早日投产而努力，都有我的辛勤汗水和心血。

在后来几十年的工厂发展建设中。无论是在老产品的生产，还是新产品试制与批量生产的过程中，都能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不畏难，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度过了无数个忙忙碌碌地日日夜夜，多次受到表彰和奖励。1975年元月被授予“1974年度襄樊市优秀共产党员” 光荣称号。

时光荏苒， 9604厂从无到有，又从国有到改制，转眼已是半个多世过去。

我从32岁参与9604厂筹建，到1992年59岁离休，在9604厂工作27个春秋，至今生活了53年。我把一生最美好的工作年华献给了国家的三线建设，也献给了9604厂。作为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军工战士，听党话，跟党走，是我最初的选择，也是我一生的追求。我今年已八十六岁啦，但做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史命”仍然也必须是自己的座右铭。党和国家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待遇，过着幸福安祥晚年生活，我觉得现在最该做、也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传播正能量。2014年我被评为市直企业片区“离休干部先进个人”，这既是对我的鼓劲，也是对我的鞭策，我当壮心不已，牢记史命，继续奋斗！

回顾我七十一年的革命工作历程，从三晋太行到三秦大地，从渭河之畔的古都西安到汉水穿城的美丽襄阳，我感到经历美好、问心无愧、人生无悔！

军工生涯相册掠影

范喜生近照。拍摄于建国七十周年前夕

范喜生所获“华北解放纪念奖章”

到苏联喀山学习结业证书 第三排左起第七为范喜生

赴苏联时期学习生活剪影

赴苏联时期学习生活剪影 下排右起两张系回国出发时来车站送行的车间同事（该照片为范喜生拍摄）

西安844厂工业丰产运动“大功奖章”

西安844厂党委干部班结业照 四排右起第三为范喜生

在844厂任工长时工段同事入伍留念 前排右起第三为范喜生

在西安844工作时的生活照

湖北9604厂筹建工作组全体合影 后排右起第二为范喜生

1974年度襄樊市优秀党员表彰大会出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