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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供奉元右丞相拜住畫像海雲寺之一
關於海雲禪師與元代“臨濟正宗”的考證
《元史•列傳•第二十三》記載：
“晉王即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百官耄宿前導，輿拜住畫像於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萬數，無不嘆息泣下。”
站在潼關城牆上，遠望從四面八方會聚來的山峰，波濤洶湧的黃河似發怒的雄獅，一個敏感的靈魂觸景生情：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寫出此千古詞章《山坡羊·潼關懷古》的元朝文學家張養浩，在海雲禪寺拜謁元代中興丞相拜住畫像後，百感交集，扼腕傷心，留下真情感念的詩篇《東平王拜住丞相畫像》：
“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視群奸不足爭。
壯志未酬還中彼，披圖老淚雨如傾。”
海雲禪寺在今天北京什麼位置？
海雲禪師是誰？
本期先從海雲禪師的考證開始。
首都博物館館藏的海雲禪師像（網絡）
今天，略知元史的人一般都知道，元世祖忽必烈尊藏傳佛教薩迦派宗師八思巴為“國師“。
《元史.本紀.世祖》記載，蒙哥汗憲宗三年（1253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召至潛邸，為忽必烈、察必夫婦等二十五人授佛戒。中統元年（1260年），世祖尊八思巴為“國師”。
其實在八思巴之前，忽必烈曾向漢傳佛教臨濟宗第十六代宗師海雲禪師行菩薩弟子禮，尊為“國師“，可惜海雲禪師在忽必烈登大位稱汗之前的1257年圓寂，故此後少為人知。
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追封 海雲禪師法號碑（網絡圖片）
編纂於元仁宗時期的《析津志》記載：
“國師塔至今九十四年，珠砌寶冠。世祖皇帝壬寅年間（1242年），在潛邸中，聞海雲宗師道業，遣使召至北庭，問以佛法，師對有契，以珠絡寶冠、西域無縫僧衣賜之，乃號‘燕國大師’。寶冠迄今本寺收貯，永為山門之寶。”
又記
“國師寶塔，塔去寺西南可十武。本朝丁巳年（蒙哥汗七年，即1257）四月四日，“國師”海雲示寂，建塔於此，初贈‘燕趙佑聖安國大禪師’，‘光天鎮國大士’。
《元一統志》記載：
“我國初，中和章公首主是山，初太師木華黎國王領兵平河東，取嵐州得僧，中觀沼公及弟子印簡，即海雲禪師北見太祖皇帝於行宮，奏對稱旨，呼之曰“小長老”，繼命居燕之慶壽寺，賜以固安新城武清之地，房山慄園煤坑之利，並京師之房舍，奉旨為“國師”，統領諸路僧尼教門事。”
建大都之時，城牆西南角因為有海雲禪師舍利塔，棄直取曲，繞舍利塔所在的大慶壽寺而建。《析津志》記載：
”至元四年（1267年），城京師有司定基正直師塔，敕命遠三十步許環而築之。”
到了蒙古第八個大汗，元朝第四個皇帝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時期，又重修了海雲禪師塔，再次封贈禪師，立碑為紀。《析津志》《元史本紀.仁宗》均有記載：延祐元年（元仁宗年號，1314年）春三月，下詔加贈“光天普照佛日圓明海雲佑聖國師”，重修其塔，敕翰林承旨程鉅夫撰塔銘，立於左。
本文帶您尋覓忽必烈的漢傳佛教“國師”——海雲大禪師。
尋找供奉元右丞相拜住畫像的海雲寺之一
關於海雲禪師與元代“臨濟正宗”的考證
首都博物館館藏的海雲禪師畫像（網絡圖片）
蒙哥汗七年（1257），海雲禪師“趣畫天風海濤飛雲之狀於（山西大同）華嚴西壁，詰朝而逝，年五十六。還葬慶壽之西南隅，賜諡佛日圓明大宗師。諸大弟子分舍利葬秦趙者，為塔七……”可知其舍利塔共有八座，分別建在燕京（今北京西城區）大慶壽寺、竹林寺，易州（今河北易縣）興國寺，鎮州（真定，今河北正定縣）臨濟寺，昌平（今北京昌平區）開元寺，山西雲中（今山西大同）華嚴寺、龍宮寺，興安（《元史•地理志》載上都路興州包括興安、宜興兩縣，今河北承德灤河鎮西南）永慶寺。這些記載海雲禪師生平的舍利塔碑文多已不存。
目前可見記載海雲禪師生平的碑石有四方：
一是其生前乙卯年（1252年）所立的《大蒙古國燕京大慶壽寺西堂海雲大禪師道行碑》（“西堂”為退隱不再擔任住持之意，“道行”尚未圓寂之意），碑文由燕京編修所次二官王萬慶（熊嶽縣人，今遼寧營口一東南部；“黃華老人”王庭筠侄子）撰，海雲禪師的弟子可菴智朗立，地點在大慶壽寺，現存北京法源寺佛學院；
大慶壽寺西堂海雲大禪師碑拓片（王萬慶撰文）
大慶壽寺西堂海雲大禪師碑拓片（王萬慶撰文）
二是其圓寂第二年1258年所立的《大禪師遺行碑》，碑文由王萬慶撰，海雲禪師的弟子可菴智朗立，地點在大慶壽寺；
三是元仁宗元貞元年（1295）趙孟頫撰寫的《臨濟正宗碑》，立於臨濟宗祖庭臨濟寺；
四是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所立的《海雲印簡和尚塔碑記》，敕翰林承旨程鉅夫撰塔銘，地點在大慶壽寺。
從這些碑文可知，海雲禪師是金元時期的大德高僧，深受金、元皇室的敬重，是禪宗五宗（五宗為溈仰宗、雲門宗、法眼宗、臨濟宗、曹洞宗，宋以後溈仰宗、雲門宗、法眼宗皆失傳，曹洞宗法脈遠不及臨濟興盛）之臨濟宗十七代宗師，對於臨濟宗在金元時期的興盛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海雲禪師受金和蒙古敕封，先後領燕京、金元全國釋教，影響了金元時期的佛教政策。
據《大蒙古國燕京大慶壽寺海雲大禪師碑》《海雲大禪師遺行碑》《海雲印簡和尚塔碑記》《慶壽寺西堂海雲大禪師道行碑》，以及《臨濟正宗碑》的記載，其基本生平如下：
海雲禪師，生於金朝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圓寂於蒙古憲宗七年（即蒙哥汗七年，南宋保祐五年，1257年），俗姓宋，法名印簡，道號海雲，山西嵐谷寧遠（今山西嵐縣）人。7歲出家，從中觀沼禪師受業；8歲削髮，11歲受金朝衛紹王（即完顏永濟）恩准破例受具足戒；13歲時隨師到鳳州（即金真定，今河北正定）廣惠寺（北距臨濟寺三百米左右），升座說法，傳為奇聞；金宣宗慕其名，遣使賜以“通玄廣惠大師”稱號；18歲時，太師國王木華黎統領伐金，率軍攻嵐城，城破後海雲師徒被執，成吉思汗譴使令 “存濟無令欺辱”，並問候中觀沼大禪師及其弟子海雲“老長老好！” “小長老好！”，此後天下皆以“小長老”稱海雲。師徒向太師國王木華黎獻“安民之策”而受到尊崇。太師國王木華黎奉成吉思汗詔，大加恩賜，延居興安香泉院，分別賜中觀沼大禪師 “慈雲正覺大師”，海雲“寂照英悟大師”，所需皆官給（《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一》）。
海雲19歲時，師父中觀沼大禪師圓寂，獨自前往燕京大慶壽寺，參禮拜於中和璋禪師門下，掌寺書記，一年後便付以衣缽，住持大慶壽寺。甲午年（太宗窩闊臺汗六年，1234年），海雲禪師受真定府五路兵馬大元帥史天澤所請住持臨濟寺。
關於海雲禪師在臨濟宗師中的序脈，住持大慶壽寺的年代也有爭議。
關於海雲禪師在臨濟宗正宗的脈序，有的記載為第十六代祖師，有的記載為十七代祖師。程文海《雪樓集•海雲簡和尚塔碑》：“達摩以禪宗倡南海，上六傳為大鑒，又五傳為臨濟，又十六傳而為父佛日圓明海雲大宗師”按此應為十七代；趙孟頫《臨濟正宗碑》碑文記載：“五祖演傳天目齊，齊傳懶牧和，和傳竹林寶，寶傳竹林安，安傳海西堂容庵，容庵傳中和璋（歸雲宣也出此法脈），璋傳海雲大宗師印簡”，按此序，海雲禪師為臨濟宗第十二代祖師。
歷代在今北京建都都城位置示意圖（網絡圖片）
關於海雲禪師住持大慶壽寺的序脈，碑文記載其接續中和璋衣缽為住持，明代嘉靖四年（1525年）大興隆寺（明代在大慶壽寺舊址重建後的寺名，也稱“雙塔大慶壽寺”、“雙塔寺”）住持真鑑、滿常重修大興隆寺塔院（位於今北京市豐臺區瓦窯村慶壽寺塔院，與代的大元慶壽不在一個地點，已改是其下院），所立的《大興隆塔院歷代住山題名塔》記載，開山住持為玄冥禪師，第二代住持為玄悟（玉）禪師，第三代住持為虛明（教）亨禪師，第四代住持為舜（有記載為德順）禪師，第五代住持為朗禪師，第六代主持為中和璋禪師，即海雲禪師的師父，第七代住持為白澗禪師，第八代住持為歸雲宣禪師,即中和璋禪師的師弟，海雲禪師的師叔，第九代住持為海雲禪師，其弟子可菴知朗為第十五代住持，其再傳弟子西雲子安（可菴知朗弟子）為第二十三代住持。
他不憚辛苦，以振興臨濟為己任，歷主名剎，為禪宗在雲燕之地的興盛殫精竭慮，是繼萬松行秀（曹洞宗，曾參學於潭拓寺、慶壽寺、萬壽寺）之後燕京著名的禪宗領袖。海雲禪師先後住持了燕京慶壽寺、竹林寺，易州（今河北易縣）興國寺，興安（今承德）永慶寺，昌平（今北京昌平）開元寺、真定（今河北正定）臨濟寺、雲中(今山西大同)龍宮寺、華嚴寺等諸名剎，弟子達千餘人。此外由於海雲禪師重興真定臨濟寺，時人稱之為“臨濟中興名匠”；元世祖忽必烈嘉許海雲主持“燕京普濟院”修建，賜其法號海云為寺額。
除了復興臨濟宗，尤其是雲燕地區的臨濟宗影響力，海雲禪師對於元代的佛教、道教僧道譜牒管理政策也有貢獻。
據《海雲禪師碑》及《佛祖歷代通載》：“乙未年（1235年），朝廷遣札忽（也譯作忽都護）侍讀選詩經僧道。”這是蒙古窩闊臺汗廷首次頒行的“僧道試經制度”，通俗說，就是出家人經過佛經考試合格後，方可發給度牒成為官方認可的僧人。這一政策出臺的背景是“以僧道儒免役、避役者眾”，“公（耶律楚材）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蒙古汗停對佛道的試經制度，是唐宋以來僧道須經過試經、特恩或進納途徑，取得官方認可合法僧道身份度牒制度的延續，是漢法對於僧道治理之法，實際就是僧道的戶籍管理方法，所不同的是獨留“試經通者許居寺觀”，意圖取消 “特恩”和“進納”兩種特殊方式。
首都博物館館藏——海雲禪師戴過的僧帽（網絡圖片）
這一年是海雲禪師住持臨濟寺次年，當時漢傳佛教僧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汗廷的僧道試經政策，是“以識字者可為僧，不識字者悉令還俗。”
“僧道試經”政策在僧人中引起了較大的恐慌和反響。萬松秀行（曹洞宗）老人嘆曰：“自國朝革命以來，沙門久廢講席，看讀殊少” (《佛祖歷代通載》) ，擔心僧眾難以通過試經之考。“乃同禪教諸老宿並差官，請海雲董其事。”即請求備受蒙古汗廷尊崇的海雲禪師與汗廷溝通，爭取更為寬鬆的漢傳佛教僧道政策。
海雲禪師與汗廷關於僧道試經制度的辯論記載如下：
“丞相廈裡以忽都護大官人之言問之曰：‘今奉(原碑字殘下同)旨差官試經，以為識字者可為僧，其不識字者悉令還俗……’。師曰：‘若今了知此事，深知佛法，應知世法。即是佛法，道情豈異人情哉。古之人亦有負販屠釣者立大功名於當世，載在史策，千載而下，凜凜然如有生氣。且僧之作用，本去塵俗，不尚世學，以悟為期……建法幢、立宗旨、轉大法輪，當世豈宜與僧士同科。國家宜以卻邪，從儉養民，興修萬善，敬奉三寶，了知報應，以答上天佑助之恩，永延國祚可也。我等沙門之用舍何足……丞相以是言白於大官人，大官人從而聞。由是，雖承考試，無復退落。尋有詔肯，悉依聖祖皇帝存濟，聽僧道如故。’”
海雲禪師說服了汗廷，雖然推行了“經試”，但並沒有強令未通過“經試”的僧人還俗。海雲禪師的這一弘舉，保護了大量的僧道，影響深遠。元朝建立前的乙丑年十一月《通制條格》出臺前，聖旨明確“僧道年五十以上者，任便修行；五十以下行清高者，亞依例試經受戒，許為僧道。”顯然僧道管理制度還是有所放寬，不再是“一刀切”的“通過經試方可為僧道”。
海雲禪師的一生，深受金元朝廷的崇敬，屢受封贈。
先是成吉思汗稱其“小長老”，認可了其在雲燕地區佛教界的地位，賜以“達裡罕”，免賦役，伐金統帥太師國王木華黎賜其“寂照英悟大師”之號。
“歲在辛卯（窩闊臺汗三年，1231年），合罕皇帝（即窩闊臺）聞師（海雲禪師）之名，特遣使臣阿先脫忽憐賜以‘達裡罕’（蒙古語，‘稱心自在’之意）”；窩闊臺汗應該是再次重申、確認其父成吉思汗給予的政策和尊號。
“丁酉年（1237年），太祖皇帝二皇后以‘光天鎮國大士’號奉”師（海雲禪師）。” 程鉅夫《海雲禪師塔銘碑》‘皇太后尤深敬禮，累號燕趙國大禪師、佑聖安國大禪師、光天鎮國大士’(程海文《雪樓集》)。
“貴由汗二年(1247)，定宗頒詔，命師統僧，賜白金萬兩” (《佛祖歷代通載》)，此為蒙元帝國命僧官主持全國佛教事務之始。
“辛亥年(1251)，蒙哥皇帝即位，頒降詔恩，顯遇優渥，命師復領天下僧眾……給以銀章。” 確立了海雲禪師在佛教中的領袖地位。
“世祖皇帝壬寅年間（1242年），在潛邸中，聞海雲宗師道業，遣使召至北庭，問以佛法，師對有契，以珠絡寶冠、西域無縫僧衣賜之，乃號‘燕國大師’。” 1242、1252年兩次屈尊於海雲禪師住持之臨濟寺，問佛問治；建元后遵之以“國師”，是除了尊藏傳佛教八思巴為“國師”以外，唯一有記載尊漢傳佛教宗師為“國師者”。
現存北京法源寺的海雲禪師碑碑頂（網絡圖片）
海雲禪師圓寂後，尊崇、封贈依然不減。
“本朝（元朝）丁巳年（蒙哥汗七年，即1257年）四月四日，國師 海雲示寂，建塔於此，初贈‘燕趙佑聖安國大禪師’，‘光天鎮國大士’。”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城京師有司定基正直師塔，敕命遠三十步許環而築之。” “今天子即位之廿一年（即位年代為1260年，建元為1271年，二十一年即1291年），至正甲午（1294年，此處兩個時間推算有誤）二月廿七日，有旨以大慶壽禪寺賜皇太子作功德院。”
“延祐元年（元仁宗年號，1314年）春三月，下詔加贈‘光天普照佛日圓明海雲佑聖國師’，重修其塔，敕翰林承旨程鉅夫撰塔銘。”
此等殊榮，金元以來，諸剎高僧少有。其原因既有金元朝廷統治者對佛教的尊崇與偏愛，也有統治的需求。據記載，成吉思汗遣使給太師國王木華黎的聖旨為：“道與摩花理，爾使人來說底老長老、小長老實是告天的人，好與衣糧養活著，叫做頭兒，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剌阿誰休欺負，交達裡罕行者。”顯然這是蒙古語的直譯，“摩花理”是蒙古語對音譯，即成吉思汗“四傑”之一，左萬戶，太師國王“木華黎”，時成吉思汗統軍“西征”花剌子模，木華黎伐金統領，署理漢地事務；稱呼中觀沼、海雲 “大長老、小長老”，實際是認可二人在漢地佛教界的領袖地位；“達裡罕”是蒙古語dargan,亦譯作“答剌罕”，意為“自由自在”，有此稱號者享受免除賦役。
民國時期金元大慶壽寺雙塔，左九層為海雲禪師靈塔
成吉思汗的這種定位，後續逐步得到驗證，憲宗蒙哥汗時期詔令其“統雲燕僧”，繼而“復領天下僧事”，世祖忽必烈更是將其尊崇為“國師”。
即使其去世後，元廷也還在利用其在臨濟宗的影響力，統領漢地的僧道事務。
而這一切背後的政治考量，還與南宋“五山十剎”為禪寺之傳禪中心，以此控制整個佛教叢林的樞紐。顯然蒙元帝國在治理金、宋故地時承襲了“以禪宗統領佛教叢林”的思想。
從表象或直接的因素分析，禪宗被尊崇，也與窩闊臺汗時期的中書令耶律楚材和元世祖時期的劉秉忠有一定的淵源。
《元史•太宗本紀》載：“太宗二年（1231年）八月始立中書省，以耶律楚材（1190-1244年，本遼金貴族，接受漢文化薰染較深）為中書令。” 耶律楚材“青年時期學佛於萬松行秀，號湛然居士”，萬松行秀是海雲禪師之前禪宗的代表性宗師。耶律楚材曾為臨濟宗大慶壽寺而上疏——《為慶壽寺化萬僧疏》。也是因為耶律楚材的力諫，窩闊臺汗開始接受中原儒家文化，《元史•太宗本紀》載：“太宗六年（1234年），敕修孔子廟及渾天儀。八年（1236年）正月於國都和林（即哈剌和林）修萬安宮，三月復修孔子廟及司天臺，立編修所於燕京，立經籍所於平陽。”
劉秉忠（1216-1274年），字仲晦，法名子聰（僧子聰），自號藏春散人，諡文貞。順德路邢臺縣（今河北省邢臺縣）人。為僧期間，他不僅接受了海雲弟子可庵朗的衣缽，還擔任過燕京大慶壽寺的第十八代住持，明嘉靖四年（1525年）《大興隆塔院歷代住山題名碑》記載：“第十八代（住持）藏春聰”， “藏春”為其自號，“聰”為其法名“子聰”。源於海雲禪師生前的推薦，至元元年（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令其還俗，後詔令其營建大都城於燕京，《順天府志》記載：“至元四年（1267年）新作大都，二師之塔適當城基，勢必遷徙以遂其直。有旨勿遷，俾曲其城以避之。”除了世祖忽必烈對禪宗“國師”海雲禪師的崇奉，必有劉秉忠的作用。
總之是海雲禪師成就了臨濟宗，其影響力如日中天。海雲禪師圓寂後，憲宗蒙哥汗曾一度詔令南無國師和少林寺長老雪庭福裕“主領全國釋教”，但很快有復歸臨濟宗海雲禪師一脈。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年（1266年）四月，敕僧道祈福於中都寺觀，詔以僧機為總統，居慶壽寺。”此“僧機”即，繼僧子聰劉秉忠掌大慶壽寺第十九代住持的“佛智晦機”，統漢地僧道，虞集《道園錄卷四十九》有《晦機禪師塔銘》。元成宗鐵穆耳大德九年，詔令海雲禪師的再傳弟子（徒孫）西雲子安住持大慶壽寺，賜佛號“佛光慈照明極淨慧大禪師”，並將高麗國王進獻的藏經一部計5048卷藏於寺，盡顯佛光，賜官榮祿大夫、大司徒，領臨濟宗事，顯然此時的影響力已有所下降。
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賜海雲禪師再傳弟子西雲子安禪師（大慶壽寺第二十三代住持）“臨濟正宗之印”，敕立碑為紀，趙孟頫撰《臨濟正宗之碑》文。趙孟頫《臨濟正宗之碑》後雲：“元貞元年（1295），成宗有詔，迎西雲（海雲再傳弟子）大宗師住大都大慶壽寺。今皇帝欽承祖武，刻玉為印，以賜西雲……領臨濟一宗事。仍詔立碑臨濟院，命臣孟頫為文。”文中的“今皇帝”，《畿輔通志》據程文海《雪樓集•大慶壽寺藏經碑》記載為元仁宗。以此可判斷，趙孟頫所書之碑，應立於元仁宗皇慶（1312－1313）年間，時為元中葉。
北京西長安街路北的慶壽寺雙塔 (1909年，網絡圖片)
元末元惠宗給予大慶壽住持鳳嚴（巖）大禪師及慶壽寺的禮遇更高。
光緒版《順天府志•卷二•寺觀•慶壽寺》載：“一日上御龍福宮光天殿，翰林學士承旨臣老童進奏曰：‘大慶壽禪寺昔世祖皇帝賜裕宗皇帝（真金）為之功德主，今本寺住持僧臣顯儀具疏，請皇太子主是山功德。’制曰可。仍命太師脫脫公提調寺事。並敕翰林院頒旨。”即元惠宗同意大慶壽寺住持顯儀禪師（即鳳嚴禪師，鳳嚴為其號，顯儀為法名）的請疏，把大慶壽寺賜為太子愛㷕識裡達剌的功德院，即太子為寺院的功德主。
這恩遇，來自於大慶壽寺住持鳳嚴（巖）大禪師事前與丞相脫脫的商議，並得到認同與支持。
光緒版《順天府志•卷二•寺觀•慶壽寺》載：“至至正十三年（即元惠宗1353年）六月詔冊皇子為皇太子，上以副祖宗付託之，重固天下之本，下以屬四海之望，開太平之治也。先是前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公詣寺修齊，今住持長老鳳嚴大禪師，儀公相剋，從容論寺之興建本末，與夫裕宗皇帝（即真金）功德之由，請援前朝故事，大師悅從之。”此記載可知，請求太子為大慶壽寺功德主是住持長老鳳嚴大禪師提議的。
大慶壽寺成為太子愛㷕識裡達剌的功德院後，得到了一系列的實惠：一是得到了元惠宗的 “大功德主”御書以鎮山門，二是免了寺田的稅賦，三是住持宣授‘佛慧淨智妙圓普照大禪師’，主臨濟一宗，賜金襴袈裟，近奉德音，特拜榮祿大夫，大司徒，授以銀章，秩規一品。
在元廷的支持下，海雲印簡一系被樹為“臨濟正宗”，臨濟宗在元代成為漢傳佛教最有勢力的一派，由是臨濟宗愈擴而大，在禪宗的發展史上是一個里程碑。
唐代，佛教禪宗經達摩祖師傳至六祖慧能，已逐步奠定在佛教傳播中的主流地位。嗣後發展衍生出五個流派：臨濟宗、溈仰宗、雲門宗、曹洞宗、法眼宗；至石霜楚圓門下，臨濟宗又分黃龍（傳與江西南昌黃龍山的慧南大師）、楊岐（傳與江西宜春楊岐山的方會大師）兩派，即佛教是所稱“五家七宗”。臨濟宗創於唐大中八年（854年），初祖為“義玄法師”，以“三亥”（三原則）“三要”（三要點）“四料簡”（四簡別）為要旨，禪風以“單刀直入，機鋒峭峻”著稱，常以“棒打口喝促醒悟”，謂之“當頭棒喝”。因義玄法師（即真定，今河北正定）在鎮州金滹沱河畔建臨濟寺，以寺而名，稱“臨濟宗”。
北京門頭溝潭拓寺海雲禪師塔（網絡資料圖片）
宋以後，禪宗其他宗派漸式微，“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盪無際。久盛於今”（黃宗羲編《明文海》），形成一家獨大的局面。臨濟宗傳播廣泛，佛理蕪雜，有人提出“臨濟正宗”概念，以正佛理。
宋後期至元初，臨濟宗分為南北兩大傳承系統。
北方以海雲禪師為代表，其悟境宏闊，說法圓融，受到包括大批蒙古皇室、貴族的信眾崇奉，從成吉思汗、窩闊臺汗、貴由汗、蒙哥汗崇敬有加，請其出面掌管漢傳佛教事務，元朝開國皇帝元世祖忽必烈更是追從受了菩薩戒，成為其正式弟子。
南方以中峰明本為代表（比海雲禪師早，與海雲禪師同時代者為天如惟則禪師），因參學天目山高峰原妙禪師，也稱天目中峰和尚，元仁宗為太子時尊禪師為“法慧禪師”，即位後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贈金襴袈裟；元英宗賜金襴僧伽黎衣；禪師圓寂後，被稱為“江南古佛”，元文宗又追諡 “智覺禪師”，塔號“法雲”；元惠宗初年，追封禪師為“普應國師”，敕令將禪師三十卷語錄與文集收入佛教大藏經中。（《佛教藏•第七十三冊八一三•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天目明本禪師是臨濟宗的宗師，既弘揚單提向上，直指人心的禪宗，又時時推舉淨土法門，常曰：“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著有《懷淨土詩》一百零八首。中峰明本禪師（1263-1323年）弘法年代較早，主要在金及元早期，其圓寂時，萬松行秀才出生，承其衣缽者為天如惟則禪師（1286-1354年），住持蘇州獅子林正宗禪寺。
然而元代之後，蒙元朝廷敕奉的以海雲大禪師為代表的臨濟正宗系統不被承認。
明廷更是另起爐灶，以義玄禪師從希運禪師學法，希運禪師得奉於新百丈山之淮海禪師正傳，希運禪師在江西宜豐黃檗山駐錫宣揚禪宗新法，義玄師弟常觀也在江西宜豐五峰山開法堂，雖未創宗派，然門裔不衰，故而敕封黃檗山為臨濟祖庭。有明代《重修峴山寺記》碑文為證，其碑文記載為“臨濟正宗派”“海、義、廣、福、慧、成、定、圓、明、清、淨、通、□、□、□、祖、續、洪、昌”（□為闕字，即臨濟宗師排行）。
故而蒙元之後，海雲禪師的嗣法弟子的事蹟多不見於史。但是海雲禪師的聖名播於僧俗兩屆，後來諸多與臨濟宗有淵源的佛寺冠以“海雲”之名，甚至是其它宗派的佛寺也尊崇其名，以“海雲”為寺之名，今可見如廣東番禺區員崗與陳村之間雪峰山海雲寺（原址重建，又稱隆興寺、金甌寺、雪峰寺），其寺創於南明永曆二年（1648年），開山住持天然和尚即是禪宗曹洞宗第34代傳人，其師為33代傳人道獨大禪師。
海雲禪師靈塔石棺中的鈞窯香爐（網絡圖片）
海雲大禪師，是臨濟宗的大宗師，成就了北方臨濟宗在金元時期的興盛，以蒙元汗廷漢傳佛教“國師”之名輝耀於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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