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桓帝临死前的半年，下令将党人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其实，是桓帝生前的布局，而要开始本章的内容，不妨让我们先来解析一下桓帝生前的布局。
一、临终布局
桓帝自己打压士族，但是他身边的窦皇后和其父窦武却亲近士族。因为就在两年前，窦皇后还不是皇后，当时的皇后是邓氏，邓氏后来因为郭贵人的谗言，被废去皇后之位，幽禁而死。郭贵人以为皇后之位非己莫属，但是半路又杀出个田贵人，更得君宠，桓帝也想立田贵人为皇后。但就在这个时候，士人的领袖陈蕃，出来说田贵人出身卑微，应该立窦贵人为皇后。桓帝迫于士族的压力，只能改立窦贵人，由此，窦家与士族关系日渐亲密。
那么问题来了，陈蕃为什么在邓皇后被废的时候，不跳出来替邓皇后喊冤？等着皇后之位空缺，又急忙跳出来怂恿桓帝立窦贵人？其实很简单，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同样也是士人领袖之一。就在当年在士人的互相吹嘘中，出现了什么“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八元”“八凯”（排名分先后）等等荣誉称号。“三君”的含义，就是三位“一代宗师”；“八俊”就是八位人中俊杰，“八顾”是八位道德模范，“八及”就是八位学习引导者，“八厨”就是八位仗义疏财的豪士等等等等。这都是文人们互相抬举、互相吹捧之后的产物。
陈蕃之所以出来怂恿桓帝立窦贵人为皇后，是因为陈蕃和窦贵人的父亲窦武都位列“三君”之中。窦贵人做了皇后，窦武就成了国丈，桓帝又没有子嗣，将来的朝政，起码很有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把持在士族手中。
桓帝对这一切，不是不知情，所以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发动了第一次党锢之祸，陈蕃也被免官。桓帝更加清楚的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士族被打压，宦官的权力骤然膨胀，他留下亲近士族的外戚窦武，肯定会给士人平反，进而再次平衡宦官权力。这样继位的新君一来可以凭借给士人平反来收买人心，二来可以利用士人和宦官的斗争，左右逢源，将大权揽入怀中，就像他当年做的那样，先干掉了梁冀，然后不断的平衡各方势力，实现皇权最大化。
然而桓帝忽略了一个问题，在继位的皇帝年幼、主少国疑的情况下，权力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也不会出现真空的。皇权衰落，其他人必定就要趁虚而入。这在历史上出现过太多次，而几乎每一次都伴随着血雨腥风。
二、陈、窦身死
公元167年12月，汉桓帝去世，享年36岁。
12岁的汉灵帝继位，大权旁落。窦武任大将军，执掌朝政，随即召陈蕃入朝共同辅政。同时，窦皇后也成了窦太后。窦太后为了报当年拥立之恩，就将朝廷大事都交给陈蕃处理，陈蕃立即将士人平反，士人得以纷纷返回朝堂。但是窦太后也很清楚宦官同样是政治平衡所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再加上宦官和她主动交好，所以她同样对宦官示好。这引起窦武、陈蕃等人的不满，两人决定，要利用手中的权力，诛杀宦官，而且是尽数诛杀！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掌控经济基础的士族不能允许一个强有力的皇帝存在，他们要实现土地和财富的进一步集中，进而建立起门阀政治，就必须要架空皇权，所以他们是绝对不能容忍宦官作为皇权的守卫者而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想法太美好，现实太凄惨”。在窦武之前，东汉王朝已经有两位大将军死于宦官之手，而窦武，马上就是这第三位。二十多年后，还有第四位。终东汉一朝，宦官集团完成了对大将军这个百官之首的四杀成就。
窦武等人要全面诛杀宦官的奏章，在公元168年9月的一天夜里被宦官们看到，宦官随即决定，先下手为强。就在这天夜里，十八名宦官歃血为盟，要先杀窦武和陈蕃。他们立即控制了年仅13岁的汉灵帝并劫持窦太后，随后把持宫门，矫诏让窦武进宫。窦武怀疑有诈，直接进入军营，率领几千名士兵，要杀进宫中，诛杀宦官。宦官集团则见招拆招，正好当时的一代名将张奂（上一章开始提到的“凉州三明”之一），率军征讨匈奴得胜回京，宦官就立即派人通知他，说大将军窦武谋反，要求张奂带兵勤王，诛杀窦武。由于张奂刚班师回朝，对京城的形势并不了解，于是带兵与宦官汇合，同窦武的军队对峙。
几乎同时，陈蕃也带领八十多名学生手持兵刃要与窦武汇合，不料半途被宦官的军队截住，当场被生擒，随后被宦官矫诏杀死。
而窦武在与宦官集团对峙之时，兵力上也逐渐呈现出劣势，而且自己的手下由于长期驻扎在京城，对树大根深的宦官集团已经有所畏惧，雪上加霜的是，宦官集团的外援张奂所部可是当时东汉王朝一等一的名将所带领的铁军。窦武的军队自知不敌，士气开始涣散，宦官抓住时机向窦武一方进行攻心：“你们为什么要跟着窦武谋反？先投降者有赏！”很快，窦武一方的军队就溃散殆尽，窦武骑马出逃，但不久被宦官的军队包围，被迫自杀。
这次事件而言，窦武、陈蕃两人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比宦官集团差了十万八千里。窦、陈两人，要把宦官全部诛杀，那么宦官集团为了活命，必定抱团取暖，还会爆发出最大的力量进行反抗。而当宦官集团占据优势，他们这个时候却没有对窦武的军队斩尽杀绝，反而说出先降有赏这种诛心之语以瓦解窦武的军心，孰高孰低，可见一斑。
窦武、陈蕃两大士族领袖，同日身死，接下来的，就是一场更为惨烈的党锢之祸。
三、第二次党锢之祸。
当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在汉桓帝合理把握节奏的情况下，并未大开杀戒；然而这一次，13岁的汉灵帝显然没有汉桓帝的火候，他和太后都被宦官控制，只能任凭宦官摆布。于是宦官集团抓住窦武和陈蕃“谋反”的罪状，开始了大清洗。他们对窦武和陈蕃的门客尽行诛杀，随后将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前一章提到的名士李膺等人，同样被下狱致死，死者超过百人。上下各级都对“党人”这个群体痛下杀手，被处死和流放的，多达六七百人之多，还有为数众多的士族党人再次被禁锢终身，这也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据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八年之后的公元176年，有人上书为党人鸣冤，但是汉灵帝却没有就坡下驴为党人平反以平衡宦官势力，反而进一步打压党人，将上书人处死后勒令党人的五族也和党人一样，禁锢终身，不得做官。
又过了3年，到了公元179年有人再次上书，为党人说话，此时终于意识到打击面过大的汉灵帝终于下令，解除党人五族身上的禁锢，但是党人本身，依旧禁锢终身。
又过了5年，到了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此时宦官中的另类，一位名叫吕强的宦官，向灵帝上书，说党人被朝廷禁锢多年，心中颇有怨气，如果与黄巾军联合，那么会动摇社稷根本。
为了缓解内部矛盾，汉灵帝终于下令，解除禁锢。
然而，禁锢解除了，被禁锢近二十年的士族，还会再认同你这个皇帝吗？
十几年前，他们只是想架空皇权，但是并不想换掉你这个皇帝，党人所追求的，只是削弱皇权之后建立的一种类似君主立宪的政体，士族们的利益决定着国家的走向，皇帝本身只要扮演充当吉祥物即可。但是你给他们带来党锢之祸和血光之灾，他们，自然而然就不再拥护你。
公元188年，陈蕃的儿子陈逸等人，密谋趁汉灵帝北巡的时候起兵废掉汉灵帝，改立合肥侯登基。他们在动手之前，想要争取当时已经在天下颇有盛名的曹操（各位看官表示：终于出来一个熟人……）的支持。然而曹操却一口回绝，理由是：“废立这种大事，往往都是不祥的，而且你们这些人，看着过去伊尹、霍光的事情简单，却考虑不到现在到底面临着什么困难。再说就凭你们这几号人，朋比结党这点实力，比得上当年西汉吴楚七国之乱时期的七国吗，合肥侯比起当年的吴王楚王又如何呢？这不是自己作死吗？（太祖曰：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而且曹操一生都以这段话为信条，未做过废立皇帝的举动。
后来这个事情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实已经表明，这些士族，对于汉灵帝乃至整个东汉帝国，已经不再有认同感。从此开始，东汉王朝，在读书人和士族的心中的形象，已经轰然崩塌。以至于后来天下大乱，士族之人，却不愿意再为东汉王朝尽那犬马之劳，他们都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主公，准备用自己的平生所学，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士族与东汉王朝离心离德的时候，东汉的基层治理工作同样遭到了重大打击，那些寒门子弟同样要带给内外交困的东汉王朝一记重创。一个姓骆的和七个姓张的，把东汉的基层搅了个天翻地覆。
那么他们都是谁？请听下回分解。
题外话：为什么要写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其实是一段知名度很低的历史，似乎与三国关系并不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事情的发展，往往以渐变为主，以突变为次。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两次党锢之祸之前，东汉的经济基础已经动摇，士族掌控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经济基础的实际持有者，他们的权力不断扩大，而作为先发达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想到的是通过垄断晋升渠道实现阶级固化，而并没有将好处分给那些没有发达起来的人。这样做就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甚至妨碍了整个国家的运转，进而引起反弹，殃及自身。
而掌控经济基础的人，通常都要政治话语权，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攫取更多的利益，这也就能想通为什么西方有些国家的内阁，会大量充斥着经济巨头，本质就是这个道理。而当皇权削弱的时候，这些掌握经济基础的人会用自己的财富和实力，获得最大的话语权，这也就是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军阀混战和三国鼎立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说过，历史，可以为镜，其实我们看到的，又何止兴衰？
（党锢篇完）
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五十一）
范 晔《后汉书》（《陈王列传》《党锢列传》《窦何列传》《宦者列传》）
陈 寿《三国志》（《武帝纪》含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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