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環線以西，距離虹橋機場不到1公里的一片空曠廣場上，佇立著兩棟五、六層樓高的建築。暮色中，廣場一片寧靜，唯一特別的是一排綠色的行軍帳篷，入口處掛著一張指示牌，橙底藍字寫著“採樣區”三個字。這裡是長寧區最主要的一處集中隔離點。自春節啟用至今，已經“服役”70余天。全區第一個集中隔離點Y酒店和第二個隔離點Q酒店，就設在這裡。
初春時節的傍晚，記者在暮色中見到了隔離點的首任“點長”陸偉峰，和最新一任“點長”張紫歡。兩人的“任期”分別是春節假期至3月上旬，3月中旬至4月。從控制本地病例，到外防控輸入性風險，兩任“點長”在過去2個月中分別經歷了全然不同的疫情狀態。在“迎來送往”一批批隔離人員的日子裡，兩位來自上海基層年輕的80後衛生幹部，也在這次特殊的“戰疫”任務中，找尋到了新的價值和人生感悟。
“二進宮”的“點長小陸”
一晚上安置85名旅客
“餐桌上面缺什麼？”“茄子！”走進Q酒店的一樓大堂，記者耳邊就傳來陸偉峰嘹亮的嗓音。
當天傍晚，來自長寧區江蘇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幾名醫護人員即將完成Q酒店隔離點的工作任務，踏上回家的旅途。來自天山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陸偉峰雖然是“外援”，但同在Q酒店負責過集中隔離點的管理和服務工作，便欣然為這些“臨時戰友”按下快門，留下一張離別時的合影。
陸偉峰參與集中隔離點工作的時間線有些“崎嶇”。
長寧區首個集中隔離點設在Y酒店，一開始由新涇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負責管理，主要服務來自虹橋機場T1的湖北迴滬人員、長寧區內不符合居家隔離條件的居民以及密接人員。隨著隔離人員增加，長寧區決定開啟第二座集中隔離點，對人員進行分流。
就這樣，1月29日，大年初五，陸偉峰和天山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另外2名同事帶著簡單的行囊，來到了距離Y酒店僅一牆之隔的Q酒店。
“我們上午到抵達，中午11點‘開張’，下午就接收了來自虹橋機場的21名湖北旅客，這是我們接到的第一批人。”雖然已經過去2個多月，但陸偉峰對每個重要階段的人員數字始終記憶猶新。和其他隔離點一樣，陸偉峰和同事們根據上海市統一的疫情防控指南，將隔離點分為清潔區、半汙染區和汙染區三類。記者見到陸偉峰時所在的酒店大堂是清潔區；每層樓分別設有一個半汙染區，工作人員在這裡穿脫防護服和隔離衣；客房和住戶取餐、放垃圾的走道則是汙染區。
每個隔離點的工作流程各有不同。“大家都是第一次承擔隔離點工作，主要還是靠摸索，在安全合規的基礎上，怎麼順手怎麼來。”考察完了酒店的內外結構，陸偉峰和同事們果斷制定了Q酒店隔離點的人員接收流程。一名工作人員專門對接虹橋機場，一般提前20分鐘得知下班車抵達時間和具體人數；旅客下車後在酒店廣場集合，一人負責消毒行李，另一人帶領旅客經過汙染通道進入資料區進行登記；行李消毒後直接“坐電梯”送入旅客所在樓層，旅客則從酒店外的戶外消防樓梯上樓，拿好行李進入房間。再一次出門，就是完成隔離期的14天后。“隔離點環境不同，醫護人員數量、酒店工作人員數量也不同，我的工作就是要根據現場情況靈活調度，儘可能把每個人的工作效率提升到最高。”陸偉峰說。
圖片說明：凌晨12點，隔離點迎來一批旅客入住。
2月上旬，隔離點人數降至個位，“小陸點長”一行三人也“功成身退”，回到了原有工作崗位。“那個時候大家以為，一切就要恢復正常了。”然而，回到工作崗位才過了一天，2月18日陸偉峰就接到通知，位於Y酒店隔離點的新涇鎮工作人員已經奮戰了近1個月，區裡決定派熟悉隔離點情況的“小陸三人組”去接班。
“當時也沒多想，以為跟之前一樣，過兩週隔離點就能‘關門歇業’。”2月19日，陸偉峰一行三人正式接管Y酒店，當時隔離點內尚有近70名隔離人員。加上2名周家橋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醫護人員，陸偉峰信心滿滿。“大家都覺得5個人輪班肯定夠了，萬萬沒想到……”
沒想到的是，2月下旬開始，海外疫情出現爆發趨勢，嚴防境外輸入成為疫情防控突如其來的新挑戰。3月6日起，上海對境外重點地區回滬人員採取全程封閉式管理。陸偉峰負責的隔離點開始接收過境人員，包括不符合居家隔離要求的境外回滬人員，以及在上海轉機超過12小時，或是次日要搭乘高鐵前往國內其他城市的旅客。
“人數一下子就暴增了。”過境政策發佈當天，陸偉峰和同事就迎來了一波讓他們措手不及的入住高峰。當天夜裡，4輛大巴同時抵達隔離點，平均每輛車都有約20名旅客。當時尚缺乏應對大客流經驗的駐點人員根據原先每天接收20-30人的工作節奏，將4輛車總計85名旅客一同請下車。雖然廣場足夠空曠，可以讓旅客保持安全距離，但人群仍迅速佔據了廣場每個角落。
那一天，Y酒店188間可住房瞬間有184間處於“有人”狀態，僅剩4個可用房供駐點人員調配物資。於是，一牆之隔的Q酒店再次啟用，幾天後迎來了新任“點長”張紫歡。
圖片說明：3月17日晚，隔離點人員入住情況。
20人1小時，到35人20分鐘
工作流程不斷優化
張紫歡來自長寧區衛健委醫管科。1月23日小年夜，長寧區衛健委火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組，張紫歡作為7名成員之一開始了連續8天的奮戰。“每天晚上11點半之後才到家，最晚凌晨2、3點回家，早上八點半再準時到崗。”之後是長達1個月週而復始的“抗疫”工作。直到3月10日，這位快人快語的80後幹部被派往Q酒店，與第二天即將撤離的陸偉峰進行交接。3月12日，張紫歡正式接手Q酒店隔離點的所有事項。
伴隨著緊湊的交接節奏的，是上海根據海外疫情不斷調整的重點國家範圍和人員過境政策。這意味著，張紫歡將面臨更復雜多變的旅客情況。在這一背景下，工作人員在隔離點每天都要做什麼？兩位“點長”分別描述了兩個片段。
陸偉峰記憶猶新的仍是85名旅客一同抵達隔離點的那晚。穿著防護服、隔離衣，面對廣場上突然“空降”的人群，陸偉峰和同事們第一次有了緊張感。“以前每天只需要接收20人，旅客到了隔離點就直接下車、登記，取行李然後進房間，乾脆利落。”然而，同時接待85名旅客，讓只有5名工作人員的隔離點差一點就變得手忙腳亂。
“5個人全部上崗，酒店工作人員也穿上防護服幫忙送行李，凌晨才把所有人安頓好。”只有幾攝氏度的氣溫裡，大家穿著防護服流了一身汗。陸偉峰說，也正是這次“突然夾擊”，讓他意識到，必須馬上根據疫情變化，調整隔離點的工作流程。
第二天，陸偉峰就重新分配了每個人的崗位：一個人負責上車問詢，先對旅客進行簡單分類，誰第二天要轉機或坐高鐵，誰需要隔離14天，都分得明明白白；一人負責收集資料和引導旅客，還要把不會使用智能手機，或是沒有國內手機號、無法登陸微信小程序在線填寫登記表的旅客分離出來，單獨填寫紙質表格，確保每個人的信息都詳盡無誤；另外2人負責樓層保障和問題解答，為錯過飯點的旅客提供泡麵、礦泉水，解答各式各樣的問題。
圖片說明：凌晨2點，工作人員出發迎接即將抵達的旅客（上圖）；早上7點，工作人員出發將旅客送往浦東機場轉機（下圖）。
“剛入住時，大家問的最多的就是吃飯怎麼解決、行李找不到怎麼辦，還有人關心自己的機票改簽、機場班車情況。”陸偉峰告訴記者，從吃喝拉撒睡，到一卷衛生紙的補給，旅客們的問題事無鉅細，都需要工作人員第一時間解答。雖然看似細枝末節，但對業務能力卻是極大的考驗。
好在，隔離點每天都保持與虹橋機場和長寧區衛健委、全區10個街鎮的緊密溝通：機場要送來多少人，分別來自哪些國家、乘坐哪些航班、大約幾點抵達，都會提前告知隔離點；隔離點要送多少人去機場轉機、航班號有哪些，也會第一時間傳送給機場。“大家有來有往、分工明確，回答旅客的時候也就胸有成竹。”
圖片說明：凌晨3點，仍有新的旅客抵達隔離點。
3月下旬，張紫歡和同事們接收了一輛載著35名旅客的大巴。看到車上滿載的旅客，張紫歡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讓團隊另外8名小夥伴“別慌”。緊接著，他派了一名護士先下樓接應，同一時間，負責報表的人員在一旁更新旅客信息，2名醫生負責接收旅客做核酸檢測。張紫歡自己則作為機動人員，隨時到各個樓層解決疑難雜症。“有人要泡麵，有人找不到行李，有人把自己鎖在門外，這些問題全都找我解決，其他人負責嚴守自己的崗位。”
給手機套上保護膜後，張紫歡從酒店2樓開始，逐層上樓解決工作人員反映在微信群裡的問題。每解決一個樓層，他就發送一遍英文單詞“clean”，意為“問題徹底解決”，頗有好萊塢大片的風範。解決完最後一層密接人員的問題後，所有旅客才都安頓好進入房間。此時，張紫歡又看了看手機，距離35名旅客下車才剛過去20分鐘。
“我們第一天接手時，一車22名旅客花了1小時才安頓好，現在35個人只要20分鐘，當中只隔了10天不到。”每天利用飯點見縫插針地開總結會，相互找尋工作中的高光亮點和差錯不足，使得張紫歡帶領的9人隊伍迅速成長。效率，也在這樣日復一日的“搶逼圍”狀態下，不斷得到提升。
防護服總是等15分鐘再脫
俄羅斯小哥臨走堅持要送伏特加
每天為隔離點少則60戶、多則180餘戶“居民”送一日三餐，早晚測兩次體溫，還要時不時送快遞、接收新入駐旅客、送完成隔離的旅客離開，隔離點的“點長”們也因此多了一項重要工作：科學高效地“調度”每一套防護服。
“比如，今天下午有3個人要去機場轉機，我就儘可能讓他們離開的間隔不要太長，工作人員穿一次防護服，就能把三個人都平安送走。”陸偉峰說，雖然後期防疫物資不再像春節時那樣緊張，但大家還是儘可能節省裝備，尤其是防護服這樣脫下就不能再重複使用的裝備。因此，儘可能把要乾的活湊在一起完成，成為每一個駐點人員無時無刻不在思考的問題。
張紫歡曾幾次遇到隔離人員出門放垃圾時不小心把自己鎖在門外的“囧事”。然而，要幫旅客開門，工作人員必須穿防護服。可開一次門就穿脫一套防護服，顯然過於“奢侈”。實際上，工作人員早就在便籤上寫滿了待辦任務，把送快遞、修電視遙控器、查看網絡等旅客需求尚不迫切的事項先積攢下來，等到誰需要穿防護服“上班”時，再統統轉交給對方完成。
圖片說明：穿上防護服連續工作8小時後，工作人員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每套防護服脫下來之前都要‘三思’。”陸偉峰說，所有工作“clean”後，再多等15分鐘脫下防護服，已經成為了團隊共同的默契。無論是隊伍中年輕的90後，還是臨時加入“抗疫”戰鬥的酒店工作人員，忙完手頭工作時都會在對講機、微信群裡多問一句，“還有事兒嗎？”只有過了15分鐘仍無人響應，大家才會“依依不捨”地脫下防護服，趕緊去休息。
Y酒店最高峰時，曾同時居住了210名隔離人員。除了送飯、量體溫、收垃圾，光“訂外賣”這件事就眾口難調。張紫歡介紹，隔離人員可以點定性包裝的外賣，比如礦泉水、薯片，但是奶茶、麻辣燙這樣沒有塑封包裝的主食、餐點，則都不能進入客房。這些均是出於對隔離人員健康安全的考慮所作出的規定。“有旅客說，吃壞了算他自己的，我們有些哭笑不得，但也很理解，只能跟對方說‘再忍幾天’，‘出去’後喜茶、一點點就能隨時喝了。”
圖片說明：陸偉峰為旅客處置生活垃圾、轉交快遞。因為皮膚偏黑，工作人員在他的防護服上標註了暱稱，還配上了醒目的“加油”二字。
當境外重點地區從4國逐步擴展到8國、16國後，張紫歡和同事們也親身體驗到，何為“萬國飲食文化”。“好幾個意大利人都是素食主義者，還有外籍旅客不吃豬牛羊，這些我們都在規章制度允許的範圍內儘量協調解決。”
有一位熱情的俄羅斯小哥，在即將結束隔離期時主動邀請陸偉峰到他上海的家中做客。一問才知，“小哥哥”有兩瓶珍藏多年的伏特加，堅持要送給新認識的中國同齡人“小陸”。“我和他經常在微信上聊天，雖然是簡單的英文交流，但是大家都很愉快。”離開隔離點那天，俄羅斯小哥才第一次看清照顧了自己14天的陸偉峰和其他工作人員，一句中文的“謝謝”讓每個人的心裡都感到暖暖的。
相對繁瑣的是語言交流。張紫歡和陸偉峰盤點了一下，他們總共接待過來自意大利、韓國、日本、美國、德國、法國、澳大利亞、印尼、西班牙、荷蘭、俄羅斯、英國等大約15個國家和地區的境外旅客。除了簡單的英文溝通，長寧區還為隔離點配備了來自團區委的外語志願者和來自科大訊飛的專業翻譯機。除此之外，陸偉峰還在隔離人員中找到了臨時幫手，請中國留學生在微信群中擔當翻譯，負責與外籍旅客溝通。
圖片說明：旅客們離店前與陸偉峰合影。
“3月初我們接待的第一批韓國旅客，就是靠留學生們幫忙交流的，很感謝這些年輕人。”說起這群95後、00後留學生，身為80後的陸偉峰和張紫歡都不禁要向新一代年輕人伸出大拇指。而在他們身邊的90後醫護人員，更是讓兩位“大哥哥”感到欽佩。
“每次遇到凌晨4、5點發車去機場送人的任務，都是90後們一馬當先。”張紫歡說，“90後”們雖然嘴上說著是讓“老人家”們多休息一會兒，但年長的工作人員都明白，這是年輕人主動要求擔綱使命、扛起重擔。張紫歡隊伍中最年輕的護士生於1997年。一次，隔離點一下子接收了20餘人，卻臨時只有一位醫生負責採樣，這名年輕的小護士馬上穿戴好防護裝備，主動要求協助具有一定危險性的採樣工作。
“來之前我們隊伍裡都相互說好，來了就不可能只做自己的分內事，特殊時期肯定要相互幫襯、相互補足。”張紫歡說，看到這些既有個性又深明大義的“90後”“95後”同事，自己也感覺像看到陽光一樣舒暢。
圖片說明：隔離點採樣區。
保潔阿姨也很辛苦
旅客留下便籤紙讓工作人員“淚目”
隔離點的工作對醫護人員的體力也是一大考驗。“境外回來的行李普遍都比較重，箱子也更大，我們有位一直健身的男隊員一次幫助一對韓國母子抬箱子，走到3樓就覺得很累，只能開玩笑說自己練得還不夠。”陸偉峰說，身穿防護服期間不能飲食、上廁所，吃飯時間也不準時，對工作人員體力要求極高，隊員們也經常互相調侃，“回去就趕緊健身。”
愛瑪客服務產業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主管柏榮盛在3月中旬也參加過Q酒店隔離點的服務工作。回憶起3月17日那個酒店“爆滿”的夜晚，老柏掐指一算，當天他上下樓總共拎了近200個行李箱。“晚上旅客來了，拎100個左右的箱子上樓，平均每個旅客至少有2個行李箱；早上5點開始，又要拎70、80個箱子下樓，虹橋高鐵站最早的火車6點就發車了。”
圖片說明：工作人員們穿戴防護服、為旅客轉交快遞。
同醫護、酒店前臺、保安們一樣忙碌的，還有隔離點的保潔阿姨們。張紫歡說，隔離點最忙碌的幾天，每天大約有80人離開、75人入住。而在他們入住前，必須保證每間客房都清潔、消毒一新。疫情期間，酒店只有3名保潔阿姨。每天早上10點開始，待消毒人員完成離店旅客的房間消毒後，阿姨們就穿上防護服，開始逐個打掃。“走”完一整套標準的清潔流程，至少需要半小時。
“一位保潔阿姨每天最高的清掃負荷是15間房，這還是疫情發生前，不穿防護服、體力消耗沒那麼高的狀態。”而今，面對每天每人25間客房的清掃量，保潔人員也開始支撐不住。好在，近期酒店工作人員陸續從外地回滬，總算換上了一批新的保潔。
讓工作人員們稍微感到“無語”的情況也不是沒發生過。“因為是在酒店隔離，時間久了，一些住酒店的習慣也會流露出來。”陸偉峰告訴記者，最常見的是催快遞、催外賣。“我們不是要精打細算防護服嘛，所以會跟旅客溝通，比如隔1、2個小時再送上樓，快遞也會消毒後送進客房，大部分人很理解，但也有人一直打電話催促。”
圖片說明：一位老年旅客臨走時留在房間內的便籤。
“雖然是集中隔離點，但我們還是希望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讓大家的生活更方便一些。”陸偉峰說。根據他的觀察，來到隔離點的旅客一般有兩種心理狀態：一類是“焦慮迷茫型”，表現形式是經常詢問工作人員“萬一我發病了怎麼辦”；第二種是“心平氣和型”，表現形式是幾乎從不問任何問題。陸偉峰說，大多數旅客幾天後逐漸適應了“隔離生活”，會開始在微信群主動發表情包、有趣的視頻段子，這都讓工作人員們感到鬆了口氣。
被問及這麼多天來在隔離點“迎來送往”旅客們的感受，之前頗為健談的張紫歡卻只緩緩突出了一個字，“累。”他還真不是跟記者“吐槽”。翻開Y、Q兩個隔離點3月中旬至下旬的日程表，每天中午12時開始，陸續有來自兩大機場的人員抵達隔離點，一直到第二天凌晨2、3點，前一晚最後一批旅客抵達。但到了凌晨4點，需要趕早班機的轉機旅客就陸續動身，工作人員又要穿上防護服，護送大家前往機場或高鐵站。“每天睜開眼，就是兢兢業業地完成好工作，自己的活幹完，輪到休息了趕緊睡，沒有多餘的力氣和時間有任何其他想法。”
張紫歡的手機相冊中，珍藏了不少與工作人員、離店旅客的合影，還有好幾張字跡各異的便籤，有些署名是“一個隔離者”，還有一張中文便籤署名是“一老太”。“不相識的兄弟姐妹們，為你們的默默奉獻點贊！有你們真好！”張紫歡說，每當保潔阿姨遞來旅客們在房內留下的便籤，或是看到微信群裡用各種語言留下的感謝語音、文字，工作人員們都會一次次被感動。“我們做的事情還是有這麼多人認可的。”
特殊的時節，有些人的回家路跨越千山萬水，有些人相處14天卻未曾見過真顏。但真誠的付出和滿懷理解的感恩總能衝破一切藩籬，為彼此留下最真摯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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