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19世紀猶太銀行家們從德國起家迅速撲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核心的猶太金融集團 。英國方面有朗熱家族，德國方面包括奧本海默、佈雷施勞德、厄蘭格家族，法國方面則包括福爾德、海涅、斯特恩家族，美國方面包括貝爾蒙特、沃伯格、雷曼、高曼家族，這些家族形成了集團作戰的態勢相互通婚利益互鎖，逐漸形成了一張龐大而綿密的金融網絡，外人越來越難打入這個圈子。”
猶太金融家幫助俾斯麥建立德意志鐵血帝國
很明顯中國已經失去了建立遍佈全球的金融網絡的最佳歷史時機。儘管中國的國有銀行從上市公司的市值來看，在全球金融機構的排名中可謂風光無限，但是中國的銀行在國際的分支機構卻寥若晨星。沒有全球綿密的金融網絡，就不可能構建起連接人民幣創造源頭的中央銀行與使用人民幣的最終客戶的主動脈與毛細血管的金融循環系統。人民幣國際化絕不是學者們書齋裡坐而論道的閒談，僅僅是各國央行增加人民幣儲備或貿易結算使用人民幣那麼簡單。這樣還遠沒有實現對人民幣流通渠道的控制力，因為無法接觸人民幣的最終用戶，也就不得不依賴早已被國際金融集團牢牢控制的金融網絡。
國際銀行家們用了近300年的時間，在金融市場中反覆拼殺才創下的網絡渠道資源，憑什麼讓中國免費使用？進入別人的渠道是要交渠道費的。只要有金錢流經這個網絡，都必須交 上“買路錢”，而且還要世世代代交下去。中國的金融戰略如果不能伸展到全球，那麼人民幣流通域的控制權仍然掌握在別人手中。誰掌握著世界信用和資本流動的渠道，誰才是真正的遊戲規則制定者！渠道為王在金融市場上更是鮮血淋漓的真理，中國的國有銀行跨出國門建立全球金融網絡的難度勢比登天，在既有的世界金融網絡中插上一腳，勢必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群起圍攻，各國政府在這些集團的壓力之下，定會採取限制、防範、拖延等各種手段來阻止中國全球金融網絡的建設。這既涉及巨大的經濟利益又事關金融戰略的核心利益。西方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鼓動家們在這一關鍵領域將“兇相畢露”。
猶太人掌控下的美聯儲和華爾街
目前國有銀行建立全球網絡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中國銀行模式，另一種是工商銀行模式。中國銀行利用其悠久的歷史，特別是在國際業務方面長達近百年的積累，業已在全球擁有30多家分支機構，其中很多是在1949年之前就已經存在了的。儘管如此中國銀行近年來在其他國家開辦更多的分支機構的努力並不那麼順利，原因是世界金融渠道資源早已完成了“跑馬圈地”的時代，後來者想要分食這塊大餅，絕不會輕易得手。但中國銀行模式的優點在於能夠完全控制分支機構的運作，這樣的網絡節點是百分之百可以信賴的。工商銀行的模式則是在海外兼併其他國家的銀行，例如收購南非標準銀行可算是一個成功的典範。近年來工商銀行通過海外兼併大幅度擴張了海外分支機構的數量，大有後來居上壓倒中國銀行的氣勢。該模式優點突出就是一個“快”字。它的問題在於如何才能有效地整合當地銀行的資源，為我所用，這中間包括了企業文化、人事安排、債權債務清理、對當地法律法規的適應等。至於兩種模式的未來，現在還很難判定優劣長短這需要時間的檢驗。
從世界金融的發展史來看金融首先服務的就是貿易，對貿易的融資與匯兌成為金融擴張的重要途徑。當年匯豐銀行在中國的建立，就是為了擁有一個殖民地的“英格蘭銀行”，為洋行在中國的貿易進行金融服務，並在事實上行使中央銀行的職權。當今的中國商品早已銷售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中國在對外貿易規模上堪稱世界級別的超級大國，可是中國的金融機構還未跟上國際貿易的步伐，當中國商品擺上世界各國的貨架時，中國的金融機構還遠遠地龜縮在中國境內。中國的貿易公司和各類企業在全球擴張的過程中，幾乎沒有得到國內金融機構在當地的金融服務，它們不得不依靠當地的銀行或跨國銀行來打理所有的金融服務，匯兌、信貸、存款等鉅額利潤紛紛落入別人的腰包。以中國進出口總規模來看，這中間所涉及的巨大融資規模和盈利機會實在是金融“兵家必爭之地”。
猶太大金融家羅斯柴爾德家族族徽
對於國有大型金融機構而言，另外一種比較現實的發展路徑是參考日本綜合商社的模式。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與實業公司保持密切的空地協同作戰態勢，捆綁進入滾動發展。中國應該參照對等開放的原則，凡在中國設有金融機構的國家必須對中國的金融機構開放，這些金融機構在海外可以先從服務於中國企業與貿易公司的融資入手，逐步深入到當地的經濟活動中去。考慮到這一戰略推進的速度和效率，建立全球金融網絡的重任恐怕難以在短期內奏效。要打破目前的金融網絡困局除了正規軍的模式，還有就是游擊隊的打法，在“敵後”就地發展金融網絡。
中國的一大優勢在於遍佈全球的華商群體，這些人已經把中國的商品帶到了全世界的各個角落。鼓勵和支持當地人建立各類金融機構，對他們提供信貸支持用他們的貿易渠道建立金融渠道，這與當年山西票號脫胎于山西商號有著同樣的意義。由於這些貿易商號久在當地經營，熟知商業環境，客戶基礎穩固，其中不乏當年山西日升昌票號大掌櫃雷履太式的經營奇才，他們存在著向金融機構轉型的可能性。就如同在國外創業時猶太人開銀行，韓國人開商場，中國人開餐館一樣，創業人群往往能產生聚合效應，一旦一人成功將立刻形成示範效應。只要能夠獲得適當的金融支持，這些創業者們非常可能開創一種全新的金融網絡模式，成為當代的“山西票號”，並且能夠“匯通天下”。最終這些金融網絡將向中國在當地的企業和本地人提供各種金融服務，並接受所在國家的金融監管。他們可以向當地人提供按揭貸款、貿易匯兌、存放款和其他中間業務。中國的金融機構與他們保持信用往來，既可以培育這些海外龐大的金融觸角網延伸金融業務，也可以使國內令人頭痛的外匯儲備發揮更大的功效。這種模式的推廣能夠幫助中國建立起自己的人民幣流通網絡，並將這樣的金融觸角延伸到世界的任一角落。
當中國的過剩資本在國內缺乏投資機會而開始向全球擴張時，巨大的資本將在全世界尋找著礦山、森林、農場、水資源、專利技術、工廠、研究所或醫療高科技，大批的當地華人銀行家將成為巨大的人脈資源寶庫。金融作為中國未來發展的新的戰略支點，大批創業者的湧現將是必不可少的環節，在金融創業領域中猶太人就是中國人的榜樣，誰說天底下只有猶太人能夠從事金融行業？中國人一旦明白金融的巨大好處，在相應的金融支持之下，同樣具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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