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读唐宋词常存一疑窦，晚唐李商隐何以不作词？以他的高华才情，以他的灵心慧性，倘若赋词，必在温、韦之上。他若赋词，唐五代词的发展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格局。因此李商隐之不作词实在是晚唐词坛的一大遗憾，至少我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后来，读到缪钺先生《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谓：“
义山之诗，已有极近于词者……盖中国诗发展之趋势，至晚唐之时，应产生一种细美幽约之作，故李义山以诗表现之，温庭筠以词表现之。体裁虽异，意味相同。”指出了“义山诗与词体意脉相通”的特点。在我似也隐约感觉到这也可称李商隐不作词的原因之一，因为词本质上仍是诗，只是一种变体而已。温、韦是以一种变体来适应诗的发展趋势，而李商隐无需变体，只是在表达方法上作了大胆的变革，也同样适应了诗的发展趋势。在李商隐的探索中，成就最显著、对后人影响最深刻、最与词体意脉相通的也许该数其无题诗了。
李商隐
在李商隐之前，卢纶曾有一首以“无题”为题的七律，究竟是作者有意取此题还是原题亡佚，编集者所加已无从确认。但“无题”在卢集中仅此一例，而李商隐集中标以“无题”的作品近二十首，显然是有意为之。这些作品有明显的特点，大多以爱情相思为题材，风格细美幽约，哀感顽艳，文辞精丽，声韵谐畅。李义山之赢得后世青睐的原因至少一半得归之于这些华美的“无题”诗章。这些“无题”诗曾引起后人极大的研讨兴趣，话题之一就是这些作品究竟有无“寄托”，也即在表现爱情主题时，作品有无更深层的政治或其他内涵。
爱情相思
无题诗中部分诗作的寄托较明显，如“重帏深下莫愁堂”、“八岁偷照镜”之类；也有一部分纯是写男女之情的，如“照梁初有情”之类。但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则历来聚议纷纭，所谓“寄托在有无之间”的，令人难于把握。于义山诗深有研究的陈伯海先生在论及“无题”时有过一段精论，颇有助于我们对“无题”诗寄托状况的思考：在腐朽势力的重压之下，他的匡救国家的心愿，终竟只能化作一曲如梦如幻的相思。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这就必然要在他的爱情相思的绝唱里捺下深深的印记。爱情的歌唱与人生的感怀融成了一片，从相思的苦痛中曲折地透露出时代苦闷的心声……王蒙先生自八十年代后期也倾心于义山诗，且时有发人深省的论议，如：“无益无效的政治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拓宽了、加深了、熔铸了他的诗的精神，甚至连他的爱情诗里似乎也充满了与政治相通的体验 。”
爱情诗意境
（《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这观点与陈伯海先生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确实，对无题诗我们无需一定坐实某诗有政治寄寓，某诗是纯写相思。我们应该明白，像李商隐这样一位具有强烈政治热情的诗人，在自己的理想抱负遭受挫折与打击后郁郁无助的心境中，即使是爱情题材的作品，也难免有与政治、人生相关的悲剧印迹。这似乎不仅适合于诠解义山“
无题”，甚至可以推及其他诗人的相类创作。另外，于无题诗中最传诵的名句，诸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这类情意执著，跻攀爱的精神圣境的佳句舒芜先生有过值得注意的分析，他认为这些声音“不是轻薄调笑的声音，而是真挚严肃的声音，不是施以爱宠的声音而是祈求允诺的声音……我们又听到辍响千年的地位平等的男求女的声音了”。
爱情诗意境
这倒是指出了李商隐“无题”诗中所写爱情与其他诗人的判然不同之处。实际上这也真是李商隐“无题”最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从爱情题材的作品看，“无题”确是攀上了一个高峰，《花间集》中偌多抒写相思的篇章实无法与“无题”同日而语。这样看来，有了“无题”，李商隐即使不作词似也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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