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1948年9月24日，发生在解放战争史那一场波澜壮阔，里程碑式的济南战役，不仅使华北与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更直接撼动了国民党腐败政权根基，由此一倾而塌。
解放阁，巍屹在济南旧城的东南角，风景秀丽的护城河畔，是一座全石结构的建筑，与黑虎泉隔河相望。该处原为日伪时期建立的气象台，七十年前的中秋之夜，济南战役打响，该处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城突破口。建国后，为纪念济南解放，当地政府在旧城城墙拆除时，保留该地并利用原有的城墙青石，建成高十米，巍峨壮观的解放阁，1985年于台上建阁，并请原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元帅题字，谓之：解放阁。
（济南解放阁远眺）
如今的解放阁，已成为济南一张著名的风光名片和文化窗口，每逢旅游旺季，这里都会摩肩接踵、游人如织。在这座威严耸立的解放阁东侧墙体上，还镌刻有当年为解放这座城市而献出宝贵生命的3764位革命烈士英名。碑墙上面排列整齐的烈士名录，一如列阵冲锋的队伍，在七十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中秋之夜，迎着清脆激昂的冲锋号，一往无前的从这个位置，向被日寇和国民党盘踞经营多年的济南内城发起攻击！
硝烟散尽，尤忆当年。在解放阁东侧墙体烈士名录中，镌刻着一位名叫孙景隆的烈士。当年烈士牺牲后，善后部门一直没有联系上其家人，这个名字始终在失联名单上挂着。直到2017年9月21日，家住济南的退伍军人，红色收藏家颜栋华先生，接到原二十七军军史办主任张克勤的一个委托电话始，才让失散六十九年的烈士家人找到了长眠在济南烈士陵园的孙景隆烈士。而孙景隆当年不平凡的革命经历，也因此付诸报端广为人知……
事件回顾
2017年时至清明，远居河北石家庄的八旬老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军史办主任张克勤同志，打电话委托济南朋友、原济南军区装备部综合计划部副部长、红色文献收藏家颜栋华同志，请他查询英雄山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孙景隆烈士的墓位，并嘱咐一定要在清明节这天代表自己给烈士敬献一个花圈表达心意。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耄耋老人如此念念不忘？
事情原委还要从源头说起，1985年，当年指挥济南战役的许世友与聂凤智将军赴青岛开会路过济南，计划去英雄山拜祭长眠于此的战友。临行前，许司令打电话给时任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同志，说：“我最近路过济南，想为解放济南的烈士，特别是九纵烈士墓地敬献花圈，请做好必要的准备。”作为老部下，又曾任九纵“济南英雄连”指导员的迟浩田立即派人查询落实，结果发现在济南英雄山诺达一个墓园里竟没有一座华野九纵的烈士墓。原来当年安置烈士墓地时，英雄山是八纵、十三纵以及渤海纵队的烈士墓区，而九纵烈士墓地大多分布在济南东郊各村镇上。许世友将军到济南后，得知此事感慨说：“既然九纵的烈士墓尚未找到，我就不在济南下车停留了，请代我向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的纪念碑献个花圈。”他停顿了一下，继续饱含深情地说：“毛主席点名让我打济南，原定要打几个月，结果我们八天八夜就打下来了，胜利来之不易，这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是解放济南的英雄，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解放济南九纵牺牲了一千多人，怎么就找不到墓地呢？埋到哪里去了？继续查找。找到后转告我一声，不然我们对不起牺牲的烈士，对他们的亲人也无法交代，就是对现在的干部战士，我们也无法面对，拿什么对他们进行传统教育呢？我们九纵不是有一个好传统：战斗中不准丢一名伤员和烈士吗？所以，战士奋勇杀敌，知道负了伤有人救、牺牲了有人管。”随后许世友同志抱憾离开济南。当年10月22日，这位战功卓著、威名远扬的将军在南京逝世。济南祭扫之行，成为他终生未了的夙愿。
数据统计，华野九纵当年作为东线攻城主力部队，参加济南战役时牺牲的干部、战士计1466人。为了完成许世友将军的心愿，经迟浩田政委组织协调，二十七军很快成立由机要处处长张克勤为组长的三人寻墓工作小组。张克勤接到任务后，在当时济南市民政局杨处长陪同下，历时两个多月，走遍济南周边1700多个安葬有烈士的零星墓地，最终核实清楚，华野九纵当年牺牲革命同志全部安葬在济南东郊的各烈士陵园。据二十七军（九纵）军史中记载，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期间，历城区孙村镇一带是华野九纵后方一、二、三战地医院所在地，纵直及三个师重伤员均在此抢救。而更令张克勤兴奋地是，这次拉网式的寻访工作中，在孙村镇西徐马村烈士陵园内，竟然意外找到了孙景隆烈士墓地。
（1985年国家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书）
孙景隆（1917--1948）,又名孙京龙，孙景龙，山东省烟台莱阳谭格庄西崖后村人。入伍前,孙景隆任村民兵连长，1947年2月,响应中共胶东区党委“大参军”，“大反攻”的号召，孙景隆身先士卒带领全村民兵积极参军。入伍后，他被任命为华野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六班副班长。1948年9月16日，解放济南战役打响，作为攻城爆破手，孙景隆在抢占济南旧城东南角气象台时壮烈牺牲。
济南城头上的第一个插旗手
众所周知，在攻打气象台的争夺战中，把象征胜利的“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大旗插上济南城头的，是七连通讯员宋炳科同志。原七十三团政委王济生同志在《驰骋华东战旗红——济南第一团征战纪实》一书第213页中也提到这次插旗过程，他写到：“城头上的混战和拼杀，更显出七连「常胜连」的本色……弹药打光了就寻找敌人的子弹，子弹没有了就用砖头石块……终于打垮了敌人敌整编七十三师十五旅一个主力团的十多次反扑，牢牢守住了突破口……再次表现了「常胜连」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指导员命令宋炳科，把红旗插上气象台的顶端。在硝烟弥漫、火光闪闪中，依稀看出红旗在招展。鼓舞着全团和兄弟团队奋勇攻城。”
但当年负责指挥抢占气象台的七十三团三营七连指导员彭超(建国后，转业至无锡市机关工委工作)，2009年12月，在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编辑的《铁军》杂志第12期，第P21页上，以“十八角钱的故事”为题，对第一位擎旗手做了纠正，并饱含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发生在济南旧城东南角的这场争夺战，他写道“……这时，我发现气象台这个制高点就在不远处，便叫负了轻伤的战士（副班长）孙景隆，把红旗插上气象台。这个战士扛起旗就向气象台奔去。刚接近气象台就被子弹击中倒在气象台下。这时一颗子弹打进了我的腰部，我也倒在了地上，当我苏醒过来时，卫生员正在为我缠绷带，通信员向我报告说，连长头部负伤仍在指挥战斗。我使劲想站起来，腿却不听使唤。这时战士们把还有一口气的孙景隆抬到了我身边……”
（右一孙景隆烈士，摄于1947年）
“……孙景隆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小布包已被鲜血浸透。我接过小布包，只听小孙说：“指导员，这是党费。”话刚说完，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和周围的伤员们都哭了。我擦了擦泪水，又命令战士宋炳科赶快把红旗插上气象台。红旗一旦插上，就会鼓舞士气，也会挫伤敌人的斗志。宋炳科是个机灵鬼，他知道气象台里有敌人，就扛着旗，左躲右闪，并一连射杀了好几个敌人，终于把红旗插上了气象台。”
张克勤主任回忆说，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会接触一些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同志，彭超便是其中之一。记得当时，无论电话中还是见到彭超，他总是嘱咐再三，让帮他查找一个叫孙景隆的战士。他告诉张克勤，“济南战役打完后，在伤员和牺牲名单中却一直没找到孙景隆，随后部队参加淮海战役，他的名字就暂列入“失踪人员名单”，准备以后再查。可自从离开济南后，部队一直转战，团营以下人员变化很大。当年第一个攻上济南城头的李永江同志(战后获“济南英雄”称号)也牺牲在朝鲜战场，再后来部队天南海北的换防，查找烈士机会越来越少了……”
时过境迁，无论志书还是军史中，对济南解放战役的评述、记载都已尘埃落定，为何一个普通战士，依旧让这位垂暮之年的指导员彭超耿耿于怀，寻找烈士下落的目的，难道仅是为了证明孙景隆是第一位城头的擎旗手？原来，在指导员彭超手里，还一直保存着当年孙景隆烈士牺牲前，委托他转交的十八张带血的党费……
十八张带血的北海币
彭超在这篇“十八角钱的故事”一文中继续写到： “……上午8点多，太阳的光芒驱散了夜间的寒意，在战士们打扫战场的间隙，我把孙景隆烈士给我的小布包取了出来，里面一层是旧报纸，报纸内有一份决心书：请上级考验我，如果够条件的话，请批准我入党，这十八角钱就作党费。下面署名：民国三十七年，战士孙景隆。（原件已经作为文物存放于济南博物馆）。我数了一下，内有我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发行的纸币，面额都是一角钱，一共十八张。当时战士们每月只发一角钱津贴，用来买点日用品。小孙这位十八岁的烈士，参军才十八个月发的十八角钱的津贴，一分也没花竟留作「党费」。”
（胶东北海银行一角币）
1983年国家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明书显示，孙景隆同志牺牲时年龄为三十一岁，彭超同志文中的年龄此处显然是笔误。据张克勤同志回忆，彭超当年曾跟他多次提到，孙景隆烈士是「济南连」有名的三个十八，即：参军十八个月，党龄十八个月，牺牲前交的最后一次党费是十八角（即一元八角北海币）。
当张克勤把找到孙景隆烈士墓并迁至济南英雄山安葬的消息，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彭超同志时，彭超激动不已，连连说，这下好了，我一定要去看看他。1998年9月24日，济南迎来解放五十周年纪念日。彭超作为特邀代表，专程来到这座曾浴血奋战过的城市。当他踉跄着走到这位让他牵肠挂肚、苦苦找寻了几十年的战友——孙景隆烈士墓前时，禁不住老泪纵横，喃喃地说：“孙景隆，我可找到你了！”为了却多年的夙愿，使济南人民更好记住烈士的英名，彭超同志郑重的将那十八张染血的党费，转交给了济南战役纪念馆，为烈士遗存找到最好归宿。这十八张北海币，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纪念馆已将其定名为“染血的党费”。
许世友将军的女儿许华山，在2018年5月23日出版的《洛阳日报》上，也以“寻找济南战役的二十七军烈士”为题，记录了当年彭超寻找了烈士孙景隆的曲折经历。她写到：“……七十三团打济南的时候，当七连登上城头后，指导员彭超指示战士孙景龙将红旗插到城头气象台制高点，孙景龙在插旗的时候不幸中弹负伤，被战士们用担架抬下去。战后，彭超就再也没有见过孙景龙，而牺牲烈士的名单中也没有找到孙景龙的名字。几十年来，彭超一直在寻找孙景龙，这位第一个将红旗插到济南城头的战士，今天终于在济南烈士陵园找到了。他是一名英雄，应当永远被铭记。”
一字之差，
让烈士回家之路度过了漫长的69年
2017年4月5日，家住济南的红色文献收藏家颜栋华先生受托给烈士扫墓之事，被当地媒体连夜以“当年他第一个把红旗插上济南城头”为题作了报道。见报第三天，颜栋华突然接到一外地陌生电话，详细一问才知道是孙景隆烈士的后人来电询问墓地详细位置。后来，颜栋华感慨地说，“因为一篇报道，竟然让孙景隆烈士跨越了六十九个春秋终于找到了家！”
（孙富强与张克勤主任）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烈士的回家之路，度过了如此漫长的光阴岁月？孙景隆烈士的孙子孙富强——烟台市劳动模范、享受政府津贴的数控加工工程师，查找爷爷下落主要由他负责。他告诉笔者，“当年，由于奶奶徐珍芳不识字，误把爷爷的名字说成“孙京龙”上报到县民政局。第二年县里来人核实后，村里牺牲的参军民兵家里都发了「烈士证书」，我们家自始至终都享受着烈属待遇，至于爷爷牺牲经过、安葬地点我们家人却一无所知。奶奶是2010年去世的，生前也曾听人讲，爷爷是在打济南牺牲的，是个爆破手。孙富强在家行四，上面有三个姐姐，他戏称自己是「超生游击队」一员。问其原因，小孙解释说，“奶奶在世时曾嘱咐过父亲，一定要生个‘带把儿的’（即男孩）好继续寻找爷爷的下落。”笔者能体会到，对于这样一个家庭而言，看似不起眼的玩笑话，期间却包含许多难以名状的酸楚和无奈。
孙富强又说，“1988年，重修解放阁后，在新增的五百多位九纵烈士姓名中，家人已发现里面有孙景隆烈士的名字了。因为民政局给我们家的烈士证写得是“孙京龙”，姑奶奶（孙景隆的胞妹）的履历表中家庭成员一栏写的是“孙景龙”，而济南烈士墓碑上写得却是“孙景隆”，一下子出现三个音同字不同的名字，这就为寻找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
2017年4月5日这一天，孙富强闲来翻看手机，忽然出现一条“当年他第一个把红旗插上济南城头”的新闻，当“孙景隆”这个名字再次进入他的视野时，小孙开始不淡定了，他意识到这位同音不同字的孙景隆烈士，八成就是他们苦苦寻找多年的祖父！于是，他急切地通过媒体联系上济南的颜栋华先生。随后，又在颜栋华的帮助下，与远在河北的原二十七军军史办张克勤主任接通了电话。至此，小孙从张克勤老先生那里得到准确的答案：孙景隆、孙景龙是同一个人。同时，他还知道了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即当年彭超寻找他的爷爷孙景隆的经历，以及在济南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的那十八张染血的党费。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2017年4月8日，在得悉孙景隆烈士安葬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准确信息后，孙家后人相约从莱阳赶到千里之外的济南。在济南战役纪念馆，当走到陈列着有孙景隆烈士鲜血的十八张北海币展柜前，孙景隆烈士年过七旬的儿子弯下身子俯在柜子一角，眼含热泪，低头细细端详着带有父亲血迹的那十八张北海币，久久不肯起身……。讲解员告诉孙家后人，彭超指导员，当年将烈士党费捐赠纪念馆后，一直是馆内重要革命文物，每次展出时，都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从展馆出来南行二百余米，便是安葬孙景隆等烈土的墓区。然而就是这百米之遥的距离，孙家后人却走了漫长的六十九个春秋。
大家边向墓区行走，边听颜栋华先生介绍，二十七军军史办主任张克勤作为部队代表，在迁墓时，曾见证的过一件神奇事情。
颜栋华说，“当年，孙景隆在城墙上重伤后，立即被担架移送至纵队野战医疗所救治，但最终因伤重抢救无效牺牲。由于处于战时状态，加之济南天气炎热，随即就地掩埋并插木牌作了标记，当时与孙景隆先后埋葬于孙村西徐马村的还有九纵的另外四十五位烈士。为了完成许世友老首长的遗愿，1987年清明，在省、市两级政府及民政部门关心下，从孙村西徐马村陵园内，把孙景隆烈士和另外四十五名战友的遗骸，一起移入济南英雄山安葬。而位于陵园南坪二区的空闲位置上，恰好就预留着四十六座墓穴，这让当年迁葬的工作人员无不感慨万千，说一切似乎都是天意安排。”
（孙景隆烈士墓）
行至孙景隆烈士墓前，家人们摆上从家乡带来的苹果、白酒和一抔黄土。当工作人员“向烈士一鞠躬”的话音刚落，沉默许久的儿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已感情，跪爬在父亲墓地上，失声痛哭起来。时隔近七十年的漫长等待与苦苦寻找，孙景隆——这位济南城头插旗手，今天终于可以跟随亲人回家团聚了！为烈士寻亲做出大量工作的红色收藏家颜栋华先生动情的说，“国家和人民对烈士的尊崇，是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精神的源泉，烈士用鲜血铸就了这坐城市的新生，这里的人民不会忘记，这里的土地更不会忘记！”载：中国文史出版社《穿过硝烟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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