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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也有散文化傾向：異秉
汪曾祺
作家簡介
汪曾祺，一九二〇年出生於江蘇高郵，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受教於著名作家沈從文。一九四〇年開始小說創作，一九四三年大學肄業，一九四七年在上海發表短篇小說《雞鴨名家》，一九四八年赴北平，經沈從文推薦供職於歷史博物館。一九五六年發表京劇劇本《范進中舉》，一九五八年被劃為“右派”，一九六二年調北京京劇團擔任編劇，一九六三年參加京劇現代戲《沙家浜》的改編，一九七九年重新開始小說創作，一九九七年五月病逝於北京。代表作品有《受戒》《大淖紀事》等。汪曾祺的語言自然質樸，敘事巧妙而不動聲色，類似閒話拉呱而意味雋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他的文學創作突破了一片蒼白口號體語言的重重包圍，開了一代新風，對其後的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影響。
閱讀提示
《異秉》寫擺“燻燒”的王二的人生，作家從他自己的努力做活、從他的消遣、從別人的評價、從他周邊的人與事的變化等各種側面來表現，於散淡的語言中，見得精心的營造。青年讀者需有些耐心，多讀、慢讀。
正文
王二是這條街的人看著他發達起來的。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就在保全堂藥店廊簷下襬一個燻燒攤子。“燻燒”就是滷味。他下午來，上午在家裡。
他家在後街瀕河的高坡上，四面不挨人家。房子很舊了，碎磚牆，草頂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乾淨，夏天很涼快。一共三間。正中是堂屋，在“天地君親師”的下面便是一具石磨。一邊是廚房，也就是作坊。一邊是臥房，住著王二一家。他上無父母，嫡親的只有四口人，一個媳婦，一兒一女。這家總是那麼安靜，從外面聽不到什麼聲音。后街的人家總是吵吵鬧鬧的。男人揪著頭髮打老婆，女人拿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著砧板詛咒偷了她的下蛋雞的賊。王家從來沒有這些聲音。他們家起得很早。天不亮王二就起來備料，然後就燒煮。他媳婦梳好頭就推磨磨豆腐——王二的燻燒攤每天要賣出很多回滷豆腐乾，這豆腐乾是自家做的。磨得了豆腐，就幫王二燒火。火光照得她的圓盤臉紅紅的。（附近的空氣裡瀰漫著王二家飄出的五香味。）後來王二餵了一頭小毛驢，她就不用圍著磨盤轉了，只要把小驢牽上磨，不時往磨眼裡倒半碗豆子，注一點水就行了。省出時間，好做針線。一家四口，大裁小剪，很費工夫。兩個孩子，大兒子長得像媽，圓乎乎的臉，兩個眼睛笑起來一道縫。小女兒像父親，瘦長臉，眼睛挺大。兒子唸了幾年私塾，能記賬了，就不念了。他一天就是牽了小驢去飲，放它到草地上去打滾。到大了一點，就幫父親洗料備料做生意，放驢的差事就歸了妹妹了。
分析
這家的特點是“和睦”，和則生財。
每天下午，在上學的孩子放學，人家淘晚飯米的時候，他就來擺他的攤子。他為什麼選中保全堂來擺他的攤子呢？是因為這地點好，東街西街和附近幾條巷子到這裡都不遠；因為保全堂的廊簷寬，櫃檯到鋪門有相當的餘地；還是因為這是一家藥店，藥店到晚上生意就比較清淡——很少人晚上上藥鋪抓藥的，他擺個攤子礙不著人家的買賣，都說不清。當初還一定是請人向藥店的東家說了好話，親自登門叩謝過的。反正，有年頭了。他的攤子的全副“生財”——這地方把做買賣的用具叫做“生財”，就寄放在藥店店堂的後面過道里，挨牆放著，上面就是懸在二樑上的趙公元帥的神龕，這些“生財”包括兩塊長板，兩條三條腿的高板凳（這種高凳一邊兩條腿，在兩頭；一邊一條腿在當中），以及好幾個一面裝了玻璃的匣子。他把板凳支好，長板放平，玻璃匣子排開。這些玻璃匣子裡裝的是黑瓜子、白瓜子、鹽炒豌豆、油炸豌豆、蘭花豆、五香花生米，長板的一頭擺開“燻燒”。“燻燒”除回滷豆腐乾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豬頭肉。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極少紅燒、清燉，只是到燻燒攤子去買。這種牛肉是五香加鹽煮好，外面染了通紅的紅曲，一大塊一大塊地堆在那裡。買多少，現切，放在送過來的盤子裡，抓一把青蒜，澆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這個縣裡特有的。用一個三寸來長直徑寸半的蒲包，裡面襯上豆腐皮，塞滿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攔腰用一道麻繩繫緊，成一個葫蘆形。煮熟以後，倒出來，也是一個帶有蒲包印跡的葫蘆。切成片，很香。豬頭肉則分門別類地賣，拱嘴、耳朵、臉子——臉子有個專門名詞，叫“大肥”。要什麼，切什麼。到了上燈以後，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見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還忙著收錢，包油炸的、鹽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時候。一直忙到九點多鐘，在他的兩盞高罩的煤油燈裡煤油已經點去了一多半，裝燻燒的盤子和裝豌豆的匣子都已經見了底的時候，他媳婦給他送飯來了，他才用熱水擦一把臉，吃晚飯。吃完晚飯，總還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攤子，就端了一杯熱茶，坐到保全堂店堂裡的椅子上，聽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著他的攤子，見有人走來，就起身切一盤，包兩包。他的主顧都是熟人，誰什麼時候來，買什麼，他心裡都是有數的。
分析
寫王二擺“燻燒”的生意狀況：他的“生財”器具，他所佔有的位置，他賣的東西，都寫得扼要而鮮明，次序紋絲不亂。
這一條街上的店鋪、擺攤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近幾年，景況都不大好。有幾家好一些，但也只是能維持。有的是逐漸地敗落下來了。先是貨架上的東西越來越空，只出不進，最後就出讓“生財”，關門歇業。只有王二的生意卻越做越興旺。他的攤子越擺越大，裝炒貨的匣子，裝燻燒的洋瓷盤子，越來越多。每天晚上到了買賣高潮的時候，攤子外面有時會擁著好些人。好天氣還好，遇上下雨下雪（下雨下雪買他的東西的比平常更多），叫主顧在當街打傘站著，實在很不過意。於是經人說合，出了租錢，他就把他的攤子搬到隔壁源昌煙店的店堂裡去了。
源昌煙店是個老名號，專賣旱菸，做門市，也做批發。一邊是櫃檯，一邊是刨煙的作坊。這一帶抽的旱菸是刨成絲的。刨煙師傅把菸葉子一張一張立著疊在一個特製的木床子上，用皮繩木楔卡緊，兩腿夾著床子，用一個刨刃有半尺寬的大刨子刨。煙是黃的。他們都穿了白布套褲。這套褲也都變黃了。下了工，脫了套褲，他們身上也到處是黃的。頭髮也是黃的——手藝人都帶著他那個行業特有的顏色。染坊師傅的指甲縫裡都是藍的，碾米師傅的眉毛總是白濛濛的。原來，源昌號每天有四個師傅、四副床子刨煙。每天總有一些大人孩子站在旁邊看。後來減成三個，兩個，一個。最後連這一個也辭了。這家的東家就靠賣一點紙菸、火柴、零包的茶葉維持生活，也還賣一點躉來的旱菸、皮絲煙。不知道為什麼，原來挺敞亮的店堂變得黑暗了，牌匾上的金字也都無精打采了。那座櫃檯顯得特別的大。大，而空。
分析
老名號源昌煙店的衰落：“原來，源昌號每天有四個師傅、四副床子刨煙……後來減成三個，兩個，一個。……那座櫃檯顯得特別的大。大，而空。”極其簡略，寥寥幾字，說得明白。
王二來了，就佔了半邊店堂，就是原來刨煙師傅刨煙的地方。他的攤子原來在保全堂廊簷是東西向橫放著的，遷到源昌，就改成南北向，直放了。所以，已經不能算是一個攤子，而是半個店鋪了。他在原有的板子之外增加了一塊，擺成一個曲尺形，儼然也就是一個櫃檯。他所賣的東西的品種也增加了。即以燻燒而論，除了原有的回滷豆腐乾、牛肉、豬頭肉、蒲包肉之外，春天，賣一種叫做“鵽”的野味——這是一種候鳥，長嘴長腳，因為是桃花開時來的，不知是哪位文人雅士給它起了一個名稱叫“桃花鵽”；賣鵪鶉。入冬以後，他就掛起一個長條形的玻璃鏡框，裡面用大紅臘箋寫了泥金字：“即日起新添美味羊羔五香兔肉”。這地方人沒有自己家裡做羊肉的，都是從燻燒攤上買。只有一種吃法：帶皮白煮，凍實，切片，加青蒜、辣椒糊，還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蘿蔔絲（據說這是最能解羶氣的）。醬油、醋，買回來自己加。兔肉，也像牛肉似的加鹽和五香煮，染了通紅的紅曲。
分析
寫食物，如上節的“蒲包肉”、這節的“羊羔”，都細膩而傳神，彷彿看見了，很簡單，也想買。
這條街上過年時的春聯是各式各樣的。有的是特製嵌了字號的。比如保全堂，就是由該店拔貢出身的東家擬製的“保我黎民，全登壽域”；有些大字號，比如布店，口氣很大，貼的是“生涯宗子貢，貿易效陶朱”，最常見的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小本經營的買賣則很謙虛地寫出：“生意三春草，財源雨後花”。這末一副春聯，用於王二的超攤子準鋪子，真是再貼切不過了，雖然王二並沒有想到貼這樣一副春聯——他也沒處貼呀，這鋪面的字號還是“源昌”。他的生意真是三春草、雨後花一樣地起來了。“起來”最顯眼的標誌是他把長罩煤油燈撤掉，掛起一盞呼呼作響的汽燈。須知，汽燈這東西只有錢莊、綢緞莊才用，而王二，居然在一個燻燒攤子的上面，掛起來了。這白亮白亮的汽燈，越顯得源昌櫃檯裡的一盞煤油燈十分的暗淡了。
分析
簡單地介紹了春聯的式樣，用“生意三春草，財源雨後花”來寫王二，其中特別寫到一個物件“汽燈”——從燈光較為暗淡的“長罩煤油燈”到明亮的“汽燈”，實際的物件變化，也可以作為一種象徵來看。
王二的發達，是從他的生活也看得出來的。第一，他可以自由地去聽書。王二最愛聽書。走到街上，在形形色色招貼告示中間，他最注意的是說書的報條。那是三寸寬，四尺來長的一條黃顏色的紙，濃墨寫道：“特聘維揚×××先生在×××（茶館）開講××（三國、水滸、嶽傳……）是月×日起風雨無阻。”以前去聽書都要經過考慮。一是花錢，二是費時間，更主要的是考慮這與他的身份不大相稱：一個賣燻燒的，常常聽書，怕人議論。近年來，他覺得可以了，想聽就去。小蓬萊、五柳園（這都是說書的茶館），都去，三國、水滸、嶽傳，都聽。尤其是夏天，天長，穿了竹布的或夏布的長衫，拿了一吊錢，就去了。下午的書一點開書，不到四點鐘就“明日請早”了（這裡說書的規矩是在說書先生說到預定的地方，留下一個釦子，跑堂的茶房高喝一聲“明日請早——！”聽客們就紛紛起身散場），這耽誤不了他的生意。他一天忙到晚，只有這一段時間得空。第二，過年推牌九，他在下注時不猶豫。王二平常絕不賭錢，只有過年賭五天。過年賭錢不犯禁，家家店鋪裡都可賭錢。初一起，不做生意，鋪門關起來，裡面黑洞洞的。保全堂櫃檯裡身，有一個小穿堂，是供神農祖師的地方，上面有個天窗，比較亮堂。拉開神農畫像前的一張方桌，嘩啦一聲，骨牌和骰子就倒出來了。打麻將多是社會地位相近的，推牌九則不論。誰都可以來。保全堂的“同仁”（除了陶先生和陳相公），替人家收房錢的掄元，賣活魚的疤眼——他曾得外症，治癒後左眼留一大疤，小學生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巴顏喀拉山”，這外號竟傳開了，一街人都叫他巴顏喀拉山，雖然有人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輸贏說大不大，說小可也不少。十吊錢推一莊。十吊錢相當於三塊洋錢。下注稍大的是一吊錢三三四，一吊錢分三道：三百、三百、四百。七點贏一道，八點贏兩道，若是抓到一副九點或是天地槓，莊家賠一吊錢。王二下“三三四”是常事。有時竟會下到五吊錢一注孤丁，把五吊錢穩穩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收房錢的掄元下到五百錢一注時手就抖個不住）。贏得多了，他也能上去推兩莊。推牌九這玩意，財越大，氣越粗，王二輸的時候竟不多。
分析
寫王二“發達”後的兩件事情：1.聽書；2.推牌九。這也有分別：愛“聽書”的王二是揀每天下午一點到四點的空閒時間去聽，既滿足了“聽書”癮，又不耽誤他下午出來擺“燻燒”的營生（他的明智之處）；“推牌九”是“過年賭五天”，因為“過年賭錢不犯禁”（他的有張有弛）。“聽書”稍微簡略一些，“推牌九”就不厭其煩地詳寫，他的兩個賭友，掄元、疤眼，都各有性格，而發達了的王二跟他們相比，又有不同——（王二）把五吊錢穩穩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收房錢的掄元下到五百錢一注時手就抖個不住），這些是細微的人物性格刻畫。
王二把他的買賣喬遷到隔壁源昌去了，但是每天九點以後他一定還是端了一杯茶到保全堂店堂裡來坐個把鐘點。兒子大了，晚上再來的零星生意，他一個人就可以應付了。
且說保全堂。
這是一家門面不大的藥店。不知為什麼，這藥店的東家用人，不用本地人，從上到下，從管事的到挑水的，一律是淮城人。他們每年有一個月的假期，輪流回家，去幹傳宗接代的事。其餘十一個月，都住在店裡。他們的老婆就守十一個月的寡。藥店的“同仁”，一律稱為“先生”。先生裡分為幾等。一等的是“管事”，即經理。當了管事就是終身職務，很少聽說過有東家把管事辭了的。除非老管事病故，才會延聘一位新管事。當了管事，就有“身股”，或稱“人股”，到了年底可以按股分紅。因此，他對生意是兢兢業業、忠心耿耿的。東家從不到店，管事負責一切。他照例一個人單獨睡在神農像後面的一間屋子裡，名叫“後櫃”。總賬、銀錢，貴重的藥材如犀角、羚羊、麝香，都鎖在這間屋子裡，鑰匙在他身上——人參、鹿茸不算什麼貴重東西。吃飯的時候，管事總是坐在橫頭末席，以示代表東家奉陪諸位先生。熬到“管事”能有幾人？全城一共才有那麼幾家藥店。保全堂的管事姓盧。二等的叫“刀上”，管切藥和“跌”丸藥。藥店每天都有很多藥要切“飲片”，切得整齊不整齊，漂亮不漂亮，直接影響生意好壞。內行人一看，就知道這藥是什麼人切出來的。“刀上”是個技術人員，薪金最高，在店中地位也最尊。吃飯時他照例坐在上首的二席——除了有客，頭席總是虛著的。逢年過節，藥王生日（藥王不是神農氏，卻是孫思邈），有酒，管事的舉杯，必得“刀上”先喝一口，大家才喝。保全堂的“刀上”是全縣頭一把刀，他要是鬧脾氣辭職，馬上就有別家搶著請他去。好在此人雖有點高傲，有點倔，卻輕易不發脾氣。他姓許。其餘的都叫“同事”。那讀法卻有點特別，重音在“同”字上。他們的職務就是抓藥，寫賬。“同事”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每年都有被辭退的可能。辭退時“管事”並不說話，只是在臘月有一桌辭年酒，算是東家向“同仁”道一年的辛苦，只要是把哪位“同事”請到上席去，該“同事”就二話不說，客客氣氣地捲起鋪蓋另謀高就。當然，事前就從旁漏出一點風聲的，並不當真是打一悶棍。該辭退“同事”在八月節後就有預感。有的早就和別家談好，很瀟灑地走了；有的則請人斡旋，留一年再看。後一種，總要作一點“檢討”，下一點“保證”。“回爐的燒餅不香”，辭而不去，面上無光，身價就低了。保全堂的陶先生，就已經有三次要被請到上席了。他咳嗽痰喘，人也不精明。終於沒有坐上席，一則是同行店夥紛紛來說情：辭了他，他上誰家去呢？誰家會要這樣一個痰簍子呢？這豈非絕了他的生計？二則，他還有一點好處，即不回家。他四十多歲了，卻沒有傳宗接代的任務，因為他沒有娶過親。這樣，陶先生就只有更加勤勉，更加謹慎了。每逢他的喘病發作時，有人問：“陶先生，你這兩天又不大好吧？”他就一面喘嗽著一面說：“啊，不，很好，很（呼嚕呼嚕）好！”
分析
對老字號藥店保全堂的介紹嚴謹而有趣，讀這部分，我們知道了這樣類型的老字號藥店的規矩，知道各色人等的不同位置等級：管事、刀上、同事，他們之間的不同職業特點和行業的規矩，寫得清清楚楚。最後落到一個相對可憐的“同事”陶先生身上……這算得上是風俗畫了，即便我們現在沒有這種經驗，但小說看來一清二楚，應該是可以做歷史中的物質文明研究的材料。
小說也有散文化傾向
《異秉》是汪曾祺先生一九四八年的舊稿，一九八○年五月二十日重寫。因此，這小說的內容、風物，都是一九四八年前的風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有和善、體諒、圓融，可以轉圜的——一九四八年前的風物，我個人理解是汪曾祺先生有意的，讓這些人與事，脫離七十年代末的浮泛語境，人物才能較為真實生動地顯現出來。
在小說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鬥爭”，而是“和諧”——雖然管事幾次打算請陶先生走人，但陶先生也還在藥店裡。這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一九八○年“文革”剛結束不久時出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於那個時代的反思，也有間接的衝擊力。這跟阿城的《棋王》末尾的“和棋”，有異曲同工之意。
汪曾祺先生的小說有散文化傾向，語言節奏平緩而有張力，被稱為“閒話體”小說、詩化小說，但此“閒話”非市井閒話，而是經過作家精心提純，在似乎“拉家常”的節奏中，隱含著脈脈深意，人物走向也從平淡中走向平和散淡，而非通常那樣“走向絢爛”。
汪曾祺對明代散文、小說都極其熟悉，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深受明清散文傳統影響，傾心晚明小品集大家張岱的作品，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汪曾祺的“閒話”小說類似明代的《豆棚閒話》，講一些並非激烈的現實矛盾衝突，並不是設計極緊張的情節來吸引人，而以白描手法來關注普通鄉村、市井人物——寫人事而非時事，避開了現實的喧擾，反而更加空靈、紮實。他的語言精練有致，表達鮮活，三言兩句就把一件事寫清楚、把一個人講明白。這樣寫一個普通時世的普通人，時代背景不明朗（大概給出的是民國時期），人物的分類也不明朗，不像後來那樣分成三六九等“地富反壞右”之類。王二他們生活的地方是一個小城市，以風物人情來看，恐怕是汪曾祺先生的故鄉江蘇高郵。
小說裡的王二是個市井人物，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交遊，都有自己的侷限，但做人都踏踏實實，不坑蒙拐騙。王二家是家和事興：他每天下午四點多到晚上九點多，做一個下午擺攤的“燻燒”，用心用力，誠誠懇懇，把這不起眼的一個小熟食攤，做得穩穩當當且慢慢擴大——從寄居老字號中藥店保全堂的側廊，漸漸做到進入了另一個老字號源昌煙店的店堂裡，佔了人家半邊的店鋪。這對一個勤勉的人來說，是逐漸發生的，不是突然得到的。但王二因此就積攢下了一些家當，先從養了一頭驢開始，到不斷開發新熟食如羊羔肉、野鳥桃花鵽、鵪鶉等，口碑信用俱佳，生意越來越好，以至於他本人產生了兩個明顯的改變：一是去聽書，二是推牌九。而這兩件事情，本來也不見得是有趣的，但作家都細細道來，把那些來龍去脈寫得頭頭是道。
汪曾祺先生的小說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出現，如一陣春風吹過，消融了當時瀰漫在文學與語言中的政治口號話語，讓人們看到了文學之為文學的獨特魅力。現在讀來，這些三十多年前的作品，甚至還是七十年前的作品，並沒有一絲一毫的時代侷限。可見人事之於文學，還是最根本、最貼切的，而流行的時髦貨，總是轉眼就消失了。
小說以沖淡的氣息、虛靈的語言，傳遞出一種淡淡的生命常態氣息。汪曾祺不以惡意測度人事，即便是保全堂的許先生拿門閂狠命地打那可憐的陳相公，他也不用聲討的、革命的口氣，而是通過那個煮飯的老朱來消解：“他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思考
小說是寫人的，文學是人學，不是其他什麼玄學。但要在塵世千千萬萬的人中，寫出一個“王二”來，卻需要作家的獨特眼光和高明技巧。小說的結尾寫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張漢”講故事，簡單地回到王二身上，順勢點題“異秉”，王二不解何為“異秉”，“張漢”再加解釋。小說的開頭和結尾，也都是很難的，這部小說如此收尾，也是奇特。
延伸閱讀
灕江出版社《汪曾祺自選集》（1987）、百花文藝出版社《汪曾祺散文選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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