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推翻了统治中国260余年的满清王朝。从此，
民主共和的思潮蔚然成风，爱国图存的呼喊响彻天地。一时间，高堂市井奔走相告，思想救国、商业救国、军事救国，挣脱封建的枷锁后，不同的群体，竞相追求民族的解放。
辛亥革命推翻的，不仅仅是一个封建政府，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新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既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又是封建守旧眼中的“洪水猛兽”。回首峥嵘岁月，辛亥往事历历在目。时光的影像，把我们拉回那个特殊的年代。
革命第一人
革命事业绝非请客吃饭，也不是妄自尊大的纸上谈兵。寻求光明的路上，堆积着累累白骨。多少仁人志士为国捐躯，在他们心中，国为重，家为轻。许多出身官宦，家境殷实的子弟，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舍弃荣华安逸，选择最艰难的道路。
作为国父孙文的亲密战友，陆皓东既是发小又是战友。二人从小相识，惺惺相惜。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孙中山，给陆皓东带来新鲜的气息。这位同乡，从此成为革命的坚定跟随者。甲午海战的硝烟，更坚定了革命者的意志。1895年，孙中山在海外活动，陆皓东则在国内筹款，他拿着父亲的遗产，贡献革命的经费。
兴中会成立后，起义迫在眉睫。两位战友通宵达旦，商议着联合举事。陆皓东奉命设计起义旗帜——青天白日旗。广州起义的枪声没有打响，仓促起事，准备不足。先是主力队伍失约，再是枪械运送泄露，革命岌岌可危之时，本已经逃出安全的陆皓东，为了保护战友的信息不被泄露，在清军重重包围中壮烈牺牲。本该成为中山先生日后的股肱左右，却成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前仆后继者
出身于浙东名门的徐锡麟，其父徐凤鸣乃秀才出身，家有良田百亩，兼营绸缎油坊。然而，徐家小子却是个不安分因素，从小桀骜不驯，小小年纪总想着舞刀弄枪。30岁那年，徐锡麟东渡日本，在那里接触到革命的火种。加入光复会，成立大通学堂，学生都是实操训练，两年后，再度回国的徐锡麟，已经是安徽巡警学堂的官员，革命者掌管地方武装，起义迫在眉睫。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在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徐锡麟英勇战死。还没等到先杀恩铭，再斩端方（时任两江总督）、铁良（时任军机大臣），壮士徐锡麟就已经慷慨就义。与他一同被抓的，还有“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不是男儿身，却比男儿烈。刽子手们报复心切，将徐锡麟的心肝挖出，以作警示。
恐吓威胁吓不倒英雄，流血牺牲更值得追求。1911年4月，同盟会举行第10次起义，敢死队们已经攻占两广总督府，清廷的总督张鸣岐落荒而逃，起义将士们士气正旺。然而，赶来镇压的北洋军人多势众，起义军浴血奋战，寡不敌众，130余名将士，只留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那仅仅寻获到的七十二具骨骸，身后是无数父母妻儿的呼喊。
你是否记得，让人怆然泪下的《与妻书》？明知前方凶险，是否心生退意？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正值青年才俊，当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去时百余客，归来是亡人。为理想而牺牲的，有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80多人。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
星火在燃烧
那一年的武昌，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炙热的氛围中。这不仅仅是“长江火炉”的烘烤，更是政治风暴来临前的黑云压城。此前，革命党人的活动早已深入军营，驻防新军中的三分之一为之动容。祸不单行，时不与“清”，武昌城内部不稳，外部还拖走兵力。清廷的时运，在1911年彻底迎来钟声。
西南重镇川滇地区，由富商和乡邻发动起“保路运动”。四川镇压不住，求援朝廷，督办大臣端方搬来湖北的救兵，也拉走了武昌驻军的精锐。一切仿佛都是历史的安排，武昌起义少了更多阻力，10月10日的革命炮声，引起了“多米诺骨牌”般的效应。
先是湖南响应，继而北方的秦晋、南方的江浙粤桂等省纷纷揭竿而起。帝国的十四个省相继独立，几呈威胁京畿地带的态势。晋冀两省的革命义军，犹如一把巨钳东西夹击京师。惶惶不可终日的王室，最终在袁世凯保证声中，故作镇定。
袁项城老谋深算，借“足疾”拖延，一方面报复王室当年的排挤，一方面又待价而沽，利用革命党人与满清政府的鹬蚌相争，尽收渔翁之力 。等到清廷无可奈何之际，袁世凯又上演“逼宫”大戏，直闹的隆裕太后喂喂诺诺，换了天地。
王朝气数已尽，鼓破万人捶，轰隆隆作鸟兽状。山雨欲来风满楼，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降下。辛亥革命在志士仁人的努力下，用鲜血和生命，寻求着民族存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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