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驚世駭俗的女子

勃朗寧夫婦驚世駭俗的私奔由“醜聞”變成傳奇。他們是否始於童話終於神話？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她為何深陷通靈術？

她終身未嫁，卻寫了無以數計的狂野情詩。在一樁持續近百年，充斥著緋聞、官司的家族恩怨裡，她始終是主角，卻又始終不在場。女王隱士狄金森如何迷之存在於生前身後？

讓整個法國文藝圈動盪不安的喬治·桑，是異類？天使？女權先驅？

新民說新書《三種愛：勃朗寧夫人、狄金森與喬治·桑》，為電影《唐山大地震》原著作者張翎最新非虛構作品，以小說家的眼力和步履，解讀三位著名女作家的傳奇命途，並附有實地探訪她們故居的一手圖片。

本書作者張翎

那些年，那些驚世駭俗的女子

張翎 文

小說寫得久了， 我的大多數熟人朋友都理所當然地以為我畢業於某某學院的中文系。少數幾位真正瞭解我背景的，在向他們的朋友介紹我時，則會說我畢業於復旦大學的“外語系”。每當此時，我總會不厭其煩地糾正他們：是“外文系”不是“外語系”。“語”和“文”在別看來只是皮毛級別上的一字之差，不值得一個頭腦正常的人為此糾結。但對我來說，這一字之差的背後，是一個巨大的觀念差別。實用主義者已經把一門語言從它蘊含的人文背景裡剝離開來，把它製作成一樣簡單的勞動或貿易工具。對那種“外國語是 ×× 武器”的說法，我實在不敢苟同。我忍不住要為此發出點類似於嬰兒不適時發出的嚶嚶聲——那是我的微弱抗議，即使我的聲音聽起來微不足道，甚至有那麼一點矯情。

多年前我考入的那個學科， 全稱是“復旦大學外文系英美語言文學專業”。進入外文系是一個糾結痛苦的決定，至少在當時。不，準確地說，那都不能叫作決定，因為在權衡的過程中，我起的作用遠非是決定性的。報考外文系，是許多考量因素相互碰撞之後形成的一個妥協。當時“文革”剛過去三年，記憶的陰影還緊緊尾隨著我們。我父母跟其他人的父母沒有太大差別——都希望能以自己的人生經驗為鑑，替子女設計一條遠離災禍的太平安穩道路。

在那個年代，所有的大學畢業生都由國家包管分配，工齡相同的畢業生薪酬沒有差別，所以收入多寡並不在父母們的考慮範圍。我那一生膽小謹慎卻沒有因此受益的父母，堅定不移地相信從醫是我的最好選擇，因為無論在什麼年代，人總會生病，醫生在刀光劍影裡也能安然生存。向來乖巧聽話的我，在那一刻卻有了一絲至死不從的決心。我想象中的高考志願表上，每一個空格里填的，都應該是中文系。雙方經過一個頑強的僵持階段之後，最終得出了一個並不興奮卻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我不考醫學院，也不考中文系，而是用我自學了數年的英文基礎，去衝擊外文系的大門。

命運給我的嘲諷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為了謀生，我後來還是成了一名聽力康復醫師——那是多年之後發生在另一個大陸的事。

我就這樣陰差陽錯地進入了復旦大學的外文系，像個被逼著嫁了個次等丈夫的女子，多少有點無精打采。在外文系就讀的最初日子裡，我內心有著強烈的挫敗感——為尚未展開就已夭折的文學夢，為置身於一群見過世面的上海同學而產生的自卑情結。興奮點被真正點燃，是在第二個學年，當基礎語言培訓階段結束，課程逐步向文學傾斜的時候。那個年代的外文系，課程設置環環相扣，相當細緻全面。除了專業英美文學的必修和選修課，還有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哲學、歐洲文學史課，駱玉明、豐華瞻、索天章、葛傳槼等諸位先生，都曾經是任課或講座課的老師。他們別具一格的授課風格，在我記憶中烙下永久印記。

我的大學時代，原版英文資訊非常貧瘠，學生只能依賴從外文書店購買的紙質粗劣的影印本原著和文學史料（那時大家都毫無版權意識），以及學貫中西的老教授們的口授，漸漸進入一個由許多振聾發聵的名字組成的偉大文學傳統。喬叟、彌爾頓、莎士比亞、狄更斯、哈代、巴爾扎克、雨果、霍桑、惠特曼……他們都是清一色的男人。

我在這一串熠熠生輝的名字中尋找女人，女人的名字是後來才出現的，稀少且彼此間隔遙遠，正應了一句英文成語“few and far in-between”。

女人的名字雖少且間隔遙遠，但一旦出現，便帶著響亮的不可複製的獨特回聲，立刻抓住了我的心。她們在文學史上炸開了一條狹小卻深刻的溝壑，固若金湯的男人世界於是就有了裂縫。女人隨時有可能掉落淹沒在縫隙中，所以她們得奮力攀援，以求在男人的世界裡立住身子，於是就有了各種奇聞逸事。

比如那個帶著女兒來到巴黎，用一根雪茄和一杆羽毛筆將半個法國文壇收編到她的男式馬褲下，又讓另外半個文壇用唾沫淹沒自己的喬治·桑；還有那個與有婦之夫公開同居，使整個倫敦社交圈子避之如瘟疫，只能以男人筆名發表作品的喬治·艾略特；還有那個對每一個經過她生命的有頭腦的男人寫盡曖昧奉承之語卻終身未嫁，生前沒有署名發表過任何一首詩作，死後卻被冠上和惠特曼、愛倫·坡齊名的“美國夜鶯”之稱的艾米莉·狄金森；還有那個連下樓梯都需要弟弟背抱，卻膽敢以一場異國私奔在英國文壇上炸起一地飛塵的伊麗莎白·巴雷特·勃朗寧；還有那個讓徐志摩驚若天人，在男人和女人的懷抱裡輪番索取溫暖卻最終心懷寂寞地死去的曼殊菲兒……

“變裝大佬”喬治·桑，最後一幅圖是她男裝的樣子

這些女人在她們生活的年代， 被歸入有傷風化的圈子，大多處於聲名狼藉的境地。即使依照今天相對寬鬆的社會標準，她們依舊是驚世駭俗的異類，但毫無疑問她們創造了歷史。她們師承了男人們創造的文學傳統，卻沒有中規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來的道路上。她們從男人的源頭走出來，走入了一個分支。這個分支漸行漸寬，漸行漸遠，最後成為和源頭相映生輝的另一條河流。假如從世界文學史的版圖上抹去這條分支，河流將不再是河流——至少不再是完整的河流。

我必須承認，當年我對這些女作家情感經歷的興趣，遠超過對她們文學價值的探究欲。我至今對自己幾十年前的八卦精神毫無羞愧懺悔之心。正是對她們情感生活的追索，引領我一步步地走入她們的頭腦和心智。其實，在那個男人一統文壇的世界裡，女人的文采是不可能繞過男人而另闢蹊徑的。

把女人的文學史說成是女人與男人的關係史，儘管粗魯殘酷，令人難堪不安，但離真相本身並不算過於遙遠。她們同時使用著腦子與身子，和男人的世界展開充滿智慧與勇氣的互動和博弈。她們被男人的才華刺激，同時也用自己的才華刺激男人；她們被男人的身體徵服，同時也用自己的身體徵服男人；她們被男人稱霸的文壇鉗制，同時也利用男人的聲望和地位，甚至男人的筆名，悄然滲入瓦解並重塑男人的世界。

在和男人博弈的過程裡，寫書的女人創造了獨屬於自己的聲音，情愛的，慾望的，文學的，社會的，政治的。

她們在風花雪月的書寫中，魯莽地插入了對貧窮不公、性別差距、黑奴貿易、戰爭、獨立等社會問題的見解，瓜分了慣常屬於男性的話題。男人們一夜醒來，突然發覺那些他們一直以為是花瓶和飾物的女人，除了對詩歌的韻腳、小說的橋段略有所知，居然也懂得邏輯和哲思。男人的心情非常複雜——震驚，疑惑，讚歎，嫉妒，仇視，不屑……各種情緒紛沓而至，兼而有之。夢醒之後的男人迅速分化，有的成為女人最堅定的盟友，有的成為女人最堅定的敵人，有的冷眼靜觀事態的發展。分化的過程很長，一路延續至今。

對這些文學女子的好奇，引發了我想在她們的生活表層撕開一個缺口，藉以窺視她們心靈真相的慾望。這個慾望由來已久，卻因故遲遲未能付諸行動。直到幾年前我辭去全職的聽力康復醫師職業，贏得了時間的支配權，才慢慢開始了對她們生命軌跡的漫長探索旅途。

這個旅途始於喬治·桑、 艾米莉·狄金森和勃朗寧夫人。在動筆書寫這本書之前，我都專程去過她們的故居——法國的諾昂鎮，意大利的佛羅倫薩，美國麻省的艾默斯特鎮。我在她們的臥室裡憑窗站立，借她們曾經的視角，想象她們眼中曾經的世界。

在她們的舊居，在她們身世的記錄中，我驚異地發現了一個事實：遠隔著大洋而居的女人們，一生中也許有機會見面，也許永遠沒有，但她們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心裡藏著一份惺惺相惜。勃朗寧夫人曾經以羸弱之軀，冒著感染致命肺炎的危險，在寒冬裡穿越半個巴黎去尋找喬治·桑；艾米莉·狄金森臥室牆壁上掛著的唯一飾物，是勃朗寧夫人和喬治·艾略特的畫像……原本素不相識的她們，從世界看待她們的目光中，認出了彼此是知音。在男人的世界裡，她們是數目稀少卻忠貞不渝的盟友。

在她們故居採風途中，我也曾探訪過她們的墓地，在她們的棺槨或墓碑上留下了我的密語，有時是一張紙條，有時是一塊石頭。她們遺留在這個世界上的舊跡，使我漂浮在半空的靈感砰然落地。站在她們墓碑前，我感覺自己觸摸到了她們的靈魂。我猜測著她們在今天的世界裡會怎樣生存。是略微容易一些？還是更為艱難？其實，疼痛沒有可比性，艱難也是。前世有前世的齷齪、羞辱、辛苦、輝煌，今世有今世的。假如後世有人會想起今世的寫作女人，能在今世寫作女人的墓碑放上一塊石頭，如同我給前世寫作女人擺上的那一塊，已很奢侈。

離開她們墓地，我知道我的路還會持續下去，我還會走入曼殊菲兒、喬治·艾略特、弗吉尼亞·伍爾夫、簡·奧斯汀等女作家的人生。在未來的日子裡，我也會在她們的墓碑放上我的紙條，我的石頭。

或許，還有我的書——關於她們的書。

張翎

2019年10月16日

閱讀更多 新民說iHuman 的文章

關鍵字: 小說 女子 埃米莉·狄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