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雪域“軍娃”
的人生抉擇文 圖 | 陶 冶
2007年，作者與外公、外婆合影
我的童年與眾不同。周圍小夥伴都有父母陪伴，陪伴我的只有外公、外婆；小朋友會跟父母撒嬌，我從沒那樣的習慣，面對年邁的外公、外婆，我實在不忍勞累他們；有同學會炫耀和父母一起旅遊的經歷，而我的記憶中只有婆娑淚眼中父母那逐漸遠去的模糊背影……
這種不同其實還可以追溯到更早。1歲多的小寶寶都在父母懷裡被疼愛著，而陪伴我父母的是一盤錄像帶，那是他們離家前特意拍的。每當外婆播放錄像帶，無論那一刻我在做什麼，只要聽到父母的聲音，便會立刻放下一切，歡天喜地的快速爬向電視機，想奔向他們的懷抱。然而，電視機裡的他們會說話、會對我笑，我卻怎麼也到不了他們懷裡。繞著電視機爬了一圈又一圈，終於大哭起來。
這一切都源於——我的爸爸陶雨、媽媽汪瑞，都是駐守在阿里的高原邊防軍人，他們猶如風箏，一次次在我不捨的無奈中飄向遠方。
作者兒時與母親依依惜別
阿里這個地名，從我記事開始便耳熟能詳，那個名字一次次被父母提及，一次次被外公、外婆用來安慰我。對那裡，我又很陌生，因為在中原長大，我想象不出連綿群山中高聳的巍峨險峻，想象不到高寒、缺氧、低氣壓的嚴酷。我能看到的只有父母回來休假時“劫後餘生”般的慘像，如“白眼熊貓”般的臉龐滑稽可笑。後來得知，那是他們在海拔6000米以上區域武裝勘察時，強烈紫外線留下的印記，被墨鏡遮擋的眼眶四周皮膚相對較白，除此之外黝黑的面頰佈滿了瘡痂。回到平原休假的父母常常如同病入膏肓一般，全身痠痛不已，不思飲食，那是低原反應的表現，俗稱“醉氧”；又如風燭殘年的長者，動輒氣喘吁吁，腿軟得甚至爬不上二樓……
聽說曾有小軍娃跟著媽媽上高原去看爸爸，走到半路就因為高原反應去世了——這就是我一直被他們留在河南老家的原因。直到上初中，我才第一次進藏。
每當父母回來休假，一切都瞬間變得美好起來，連空氣都是甜絲絲的。但這種幸福中始終夾雜著一絲恐懼：他們很快要離開。終於，媽媽的紅色旅行箱出現了，那個碩大的旅行箱將被塞滿各種生活用品，陪著父母離開這裡，走進群山，走向高原。紅色皮箱如同一柄利刃一次次刺中心房，痛得我一次次淚流滿面，啜泣不止。外婆擔心媽媽難過，不斷告誡我，不要在媽媽面前哭泣，可是，我總也忍不住。更多時候，父母是悄然離開的。早上醒來，身邊沒有了他們的身影，枕邊會多出一個憨態可掬的毛絨玩具，常常還有一張字條——那是留給我的叮嚀。我不知道他們何時離開，也許媽媽留下過一個溫柔的親吻在我的臉頰，也許媽媽萬般不捨淚流滿面轉身離去。我只知道，我又沒了父母。
再真切的叮囑也比不過最平常的陪伴，再多的安慰也替代不了一個溫暖的擁抱。看到鄰居一家其樂融融，我常常暗自神傷。漸漸地，我和父母有了隔膜。高原邊防通信條件極差，他們打電話很困難，偶然打通一個電話，我從最初的驚喜到後來的平淡，最後甚至無話可說。媽媽歸隊前留下的IC卡靜靜地放在床頭櫃裡，發散著絲縷的幽怨。少年的孤獨、自卑、憂傷無人能解讀，我習慣了獨自承受一切——儘管外公、外婆是那樣疼愛我。
2007年，作者與父母合影
2012年，我高考。說實話，對軍營我沒有興趣。從理性角度，我深知軍人是偉大的，他們的犧牲、奉獻是高尚的；但從感性角度，家人長期分離的痛苦，實在不是我想要的。但看到媽媽眼中難以掩飾的失落，我心軟了。妥協的方式是填報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防生。當年人民大學國防生在全省只錄取兩名，我想這個報名不過是安慰媽媽走個過場而已。沒想到，我以超出錄取分數線30分的成績被錄取。
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日子，是同學們的狂歡日，我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媽媽卻流淚了，我的成績能考取清華大學自動化專業，卻提前批次被武警國防生錄取。媽媽認為，是她和爸爸的期待，讓我偏離了自己的人生。當時的我雖有遺憾但並不後悔，因為軍營團聚是我期待多年的心願，為此我寧可捨棄自己嚮往的生活。
曾經以為穿上軍裝之日就是家人團聚之時，畢業入伍後才發現期待中的家人團聚非但沒有到來，反而更加遙遠——我被分配到了上海。執勤訓練和各種繁雜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有意無意間，父母被擠壓到了心房的角落。直到有事需要聯繫父母，猛然發現上次和他們的通話早被其他一條條記錄覆蓋，心中莫名彌散出一絲傷感。在適應軍營生活的過程中，我慢慢解讀著身為邊防軍人的父母。
媽媽曾在某軍區醫院工作，環境舒適。1991年，她嫁給了時任邊防連連長的爸爸。通過爸爸，她知道有一個被稱為“生命禁區”的地方，那裡酷寒達零下40多攝氏度，空氣中氧氣含量不足內地的一半，大氣壓甚至不足0.5Kpa，強烈的紫外線輻射甚至可以揭去人的表皮。那裡不但沒有動物，連草都無法生存。在“生命禁區”裡卻有一群戍邊的軍人。他們承受著高寒、缺氧、低氣壓的折磨，用生命守護著祖國的領土。他們中有不少人犧牲了，很多人患上了高原疾病，出現了心理障礙。聽聞悲劇連續發生，媽媽由震驚、詫異到心痛不忍。
2007年，作者母親在西藏阿里
1999年，從事心理工作數年的媽媽終於下決心——到高原邊防去當一名心理醫生。她說，高原惡劣的自然環境無法改變，邊防艱苦的生活條件無法改善，但人的心情是可以改變的。高原邊防軍人太苦了，努力讓他們的心甜一點吧。那時候，媽媽患癌症愈後不久，身體極為虛弱。她不顧親友關切的勸阻和周圍種種不理解，堅決申請到高原邊防工作。軍區首長被媽媽的決心感動，批准了媽媽的申請。這也是一個破例的決定，因為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喀喇崑崙山環境過於嚴酷，駐守的邊防團自組建以來，還從來沒有女兵守防的先例。
喀喇崑崙迎來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名女心理醫生。不久，“生命禁區”建起了第一個心理諮詢室、開通了第一條心理諮詢熱線、開辦了第一個心理諮詢網站。媽媽被官兵親切地稱為“知心姐姐”。兩年後，防區官兵心理異常發生率下降了一半。
2006年，作者母親在西藏阿里與戰友談心
父母在高原邊防，無數次翻山越嶺、爬冰臥雪，十餘次與死神擦肩而過。2005年，爸爸在執行任務時不幸遭遇車禍，全身7處骨折致殘。2015年，爸爸轉業回到老家工作。努力到無能為力，拼搏到感動自己——那是高原留在爸爸身上的印記，並將伴隨他餘生的腳步。
戍守高原二十載的母親記憶力嚴重減退，視網膜和視神經萎縮，視力下降，還有外傷骨折、關節炎、糖尿病、椎間盤膨出等諸多疾病纏身。媽媽一次次產生離開高原的念頭，又一次次被官兵的渴望和期待挽留。她數次婉拒調到大機關、大城市的機會。不知不覺間，媽媽成為了阿里高原有史以來兵齡最長、戍守時間最長的女軍人。
2007年，作者母親在西藏阿里
2018年秋休假，我先回河南南陽看望外公、外婆，3天之後便啟程進藏，路過鄭州時和父親短暫相聚了6個小時。我萬里迢迢進藏趕到媽媽身邊的第二天，她便接到命令外出執行任務，要走很久。我雖很失落，但也習慣了，反倒是媽媽很難過。
媽媽特意囑咐我乘車從新藏線返回。她說，阿里有著天界的高度，所以新藏線上有個達坂叫界山，意為天界之山峰，海拔6700米。阿里的軍人每年至少翻越兩次界山達坂，一次是走進高原，一次是休假返回內地。她說高原軍人的軍旅生涯就是一條走不完的路，巡邏的路、執勤的路、戰鬥的路，還有返鄉的路。執行任務時，她和父親從不同時乘坐同一輛車，考慮的就是萬一遭遇意外，還能給我留下一個親人。母親用平和的語氣講述著他們習慣了的一切，也訴說著她對我的愛和愧疚。
作者與母親近照
獻身國防是無數高原邊防軍人共同的選擇，紮根高原是他們作為軍人的堅持。父母的拼搏使我懂得，當一個人成為軍人的那一天起，安逸、舒適等字眼就從他的人生字典中消失；父母的奉獻讓我知道，平靜、安寧從來與軍人無緣，花前月下、天倫之樂更是邊防軍人遙不可及的嚮往。
對無數軍屬而言，軍人猶如一隻只風箏，在親人的不捨和期待中義無反顧飄向遠方，飄向無法企及甚至無從得知情況的天邊邊。但有一根柔韌的風箏線緊緊繫掛著兩端，傳遞著無盡的思念，也從遙遠的天邊傳來和平與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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