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中國人的亂世抉擇：不作惡，且苟活
普川 今天
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往往是讓人難以逾越的鴻溝。每一個或無法沉默、或慷慨激昂的正常人，難免都會經歷這樣的奚落：你總是在批評那個不會下蛋的母雞，你下個蛋來看看？有本事你滾出雞籠？
我們是人，不會滾，顯然也無蛋可下。拋開我們左或者右的面目，在殘酷而瑣碎的生活裡，我們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為了一日三餐奔波的血肉之軀。但並不精彩甚或卑微的生活，並不是追求理想、評價正義的累贅，而是一種基礎。身處的階層也許會妨害我們獲取利益的可能，但是絕不會妨害我們正確的認識這個世界。
那麼，當你面對悲憤卻又無力改變的局面，陷入焦灼而又不能熟視無睹的折磨，你能做的是什麼？
這裡我先講一個故事。
歸國前的徐璋本
徐璋本和錢學森
徐璋本的青年時代正逢現代物理學涅槃與革命的時代。愛因斯坦、普朗克、波爾、狄拉克、費米等一代物理學巨匠用智慧和天分開拓著物理學新天地，曾吸引了一批中國的青年智者。 費米在中子誘導核反應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獲得1938年物理學諾貝爾獎。
1940年，徐璋本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可以想象，29歲的徐璋本已經跨入科學殿堂，在當時的中國人中，懂得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的人只能是以數十人計，絕對是鳳毛麟角。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一個沒有民主和科學傳統的國度，多麼需要這樣的人啊。
那時的徐璋本先生一定有著飛揚的神采和遠大志向。他本可以為自己的祖國貢獻出自己的才華，也為自己建功立業。但是1957年的突變改變了一切，命運讓他和多災多難祖國一道去承受苦難。而他對物理學的迷戀和對科學的追求，只能到夢幻中去尋覓了。
1988年，徐璋本去世。相對於張志新們殉道的壯烈，他給了另一種同樣堅韌的示範。我相信，歷史不會忘記他。
這是苟活的故事。
我要接著講另一個故事。不作惡的故事。
何鳳山和他的“生命簽證”
民國外交家何鳳山先生在1938年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的時候，任民國駐奧地利總領事。
當時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步升級，大批猶太人已被送入集中營。而留下的猶太人想要離開，又苦於拿不到簽證。因為在1938年的國際難民會議上，國際社會尚未認識到納粹種族滅絕政策的惡毒，普遍拒絕接受猶太難民。在這種艱難的形勢下，無論是從考慮自身安危的角度，還是從服從職業要求的角度，何鳳山都可以選擇當一個旁觀者。
但不願意見死不救的何鳳山思慮再三，不顧上司的反對，在維也納領事館向數以千計的猶太人發放了前往上海的簽證。一個簽證就可以拯救一條人命，因此這些簽證也被稱為“生命簽證”。根據目前已發現的檔案，僅僅在1938年6月至10月之間，何鳳山就向猶太人發放了1700多張“生命簽證”。
17歲的猶太青年艾瑞克在被五十多個領事館拒籤後，找到何鳳山碰運氣，結果何鳳山一次性給了他整個家族二十多張簽證……經他拯救的猶太人，有後來成為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演奏家的海因茨、有美國前財政部長布魯蒙賽爾、現任猶太人組織秘書長的億萬富翁伊斯雷爾……
他的行為當然逃不過納粹的眼睛，納粹以維也納領事館是猶太人房產的理由，將領事館沒收。在民國政府拒絕出資租房的情況下，何鳳山自掏腰包，租了一套小公寓繼續辦公，堅持發放“生命簽證”，直到被民國外交部記過警告。
2000年，已經去世的何鳳山被以色列政府追授最高榮譽：國際義人，並在耶路撒冷為其建紀念碑，上書：永遠不能忘記的中國人。
何鳳山
兩個故事講完了。事實上，我相信我們大多數人的情況，要比這兩個故事中的主角在當時面臨的絕境要好得多。雖然我們也難免會誠惶誠恐，會不知所措，會沉默以對。但是，我們還可以選擇有限的表達，那些躲在背後的暗槍，斷然不敢發射。因為，有人比我們還要恐懼。歷史的長河中，輝煌會有重複，會有遺忘，但是，人性無聲的堅持、良知的光輝，越是黑暗，越能散發出耀眼的光芒。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不要因為多數人跪著，就要彎下自己的膝蓋；不要因為同情有危險，就要走向違背良知的方向；不要讓利益遮蓋我們的眼睛，不要因為無法改變而同流合汙。那些懷疑光明，譏笑追求光明的聲音，從古至今，多如牛毛，光明仍在，懷疑與譏笑卻無一例外的消失了。
生活的理想就是為了理想的生活。如果不能山呼海嘯，那我們就只需等待。用一言一行為踐行正義者、為保持良知者壯膽助威，總有那麼一天，貌似強大的會倒下，貌似永恆的會湮滅。你看歷史饒過誰。
不作惡，且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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