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紀，日本從中國大規模引進了佛教，並且把它作為“保護國家之善”的宗教。後來，日本成了佛教大國之一。
但日本的佛教倫理道德，與釋迦牟尼和佛經的教義截然不同。最典型的，在於他們提倡自我慾望的滿足，並不是中國佛教的清心寡慾。
日本人認為肉體享樂，也是需要學習的，他們把此當作美術一樣去培養。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對此進行過深度的研究。
當時二戰期間，由於美國對日本知之甚少，為了制定戰略，美國軍情局，就邀請了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國情及文化，後來本尼迪克特寫出了一份報告報告，報告印刷出版，成了《菊與刀》。
在《菊與刀》中，關於日本人“感官世界”的研究，本尼迪克特提到：
“他們追求享樂、重視享樂，然而享樂必須把握分寸，不得侵擾人生的重大事物。”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日本人是矛盾的。一方面是人生責任，他們需要在規則下，履行自己相應的婚姻義務；另一方面，他們又追求感官的快樂。當旁若無人的縱情享樂，碰上知榮知恥的自我剋制，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01.日本人:肉體開放的享樂主義者
中國人，對於愛情和性的享樂是剋制的，大家羞於談性，也因此國內基本上沒有成熟、公開的性教育。此外，為了家庭的穩定，中國人也會默認放下享樂，拒絕外在的誘惑。但是在日本，國民不需要有這樣的考慮，只要做到相應的義務，享樂是個人的選擇問題。
在日本人眼裡，“只要性和人的其他感官一樣，放到生活中的次要位置，性是絕對有好處的”。
所以日本人並不覺得性是邪惡的，因此也不會把性享樂，上升到講道德的層面。
在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中，日本人不僅會坦率、公開地追求“肉體享樂”，還會對此進行學習；並且“享樂”和家庭的關係涇渭分明。
日本男子只要有錢，他們就可以供養情婦。在日本，感官的享樂對象，還分為妓女和藝妓。藝妓
是比較特殊的存在，這類女子精通吹拉彈唱、按摩、舞蹈和其他娛樂表演，一般藝妓的花銷比妓女多，正常情況的玩樂費用也不包含性行為的過夜。
要接近一位藝妓或者妓女，男子都需要敲定契約，成為她的主顧，她才會成為男子的情婦。當時也不免除男子魅力太大，藝妓主動投懷送抱。
在這時，最讓人覺得奇葩的地方，是日本男子正常光顧藝妓或妓女後，消費的賬單會送到妻子手裡，妻子雖然不滿，但還是會付賬因為這是她的分內之事。如果這事兒放到其他地方，估計這兩人不是破口大罵鬧離婚，也是置之不理打冷戰吧。
02.日本人：履行義務時的自我剋制者
很難有一個國家，能夠公開提出“性享樂”，無論同性還是異性，在他們看來“享樂”本身沒有罪惡，性只是諸多感官享受的一種，所以追求“性”，也沒什麼錯。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人唯一要做的自我約束，是“享樂”不能影響雙方的家庭生活。
日本與其他國家最大的區別，在於日本男子不會把情婦帶回家。即便日本男子當初結婚，是因為服從父母的安排，是為了傳宗接代，履行家庭責任的義務。雖然與妻子沒有愛情、沒有性愛，但是不能拋下義務，否則會受到來自家庭和社會的譴責。
日本人分得很清楚，在外面玩是消遣，婚姻家庭是義務。
如果簽訂契約的情婦懷孕，生了小孩，男子想要把小孩帶回家撫養，這種特殊的情況，男子可以把情婦帶回家。如果在中國一夫多妻的古代，這位女子可以做妾，但是在日本，女子只能是僕人，不能算作家庭成員。被帶回家的孩子，只能叫男子的合法妻子為母親，與生母沒有任何關係。
當日本人把“婚姻義務”和“肉慾享受”截然分開時，就不會出現“精神出軌”和“肉體出軌”，你更能接受哪個選項的問題了，因為他們都接受！
03.日本：矛盾中獲得統一
在日本，國民最高的責任是履行義務，所以為了履行“忠”、“孝”、“情理”等義務，日本人會願意犧牲人身感官的享樂，他們看重外在的評價，需要通過“自重”和自我剋制來獲得身邊人的尊敬和認可，從而在這個社會中生存下去。別人的存在和看法，才是他們道德的困境，也是他們自我約束的最大動力。
日本人從小就會通過各種訓練，磨鍊自身的意志，比如冬天洗冷水澡，面對美食時絕食，這被看作是一種“忍術”。是不是也因此，日本人可以毫無心理掙扎地從坦然“享樂”，迅速轉移到極致地自我剋制中？因為這是長期訓練的產物。
時代變遷，雖然《菊與刀》中的一些研究，不一定再適用，但是國民刻在骨子裡的習慣，是不會改變的。他們還是會表現出，知禮而驕傲、寬厚又睚眥必報、異常勇敢又怯弱、熱衷學習又極端保守的特性，這種矛盾和統一的特性，就好比《菊與刀》書名的釋意：菊的含蓄和刀的鋒芒。
瞭解日本人，不能不讀《菊與刀》，但不能只讀《菊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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