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早就设置了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史官，其出现和发展有相当长的历程，名称和类别也随之演变，通常分记录和编纂两类。史官的责任是记录历史，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有“秉笔直书”之说。
在封建时代，皇帝是国家的根本，其中专门负责记录起居注的史官，他们随侍帝王左右，记录其生活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对记录他本人的起居注，是没有观看权利的。而起居注, 则是日后按时间顺序编写这位皇帝“实录”的主要依据，也是后世编写正史的重要资料。
我国从商代开始，逐步形成了左史记行、右史记言的制度，专门记载帝王言行。最早的起居注出现在汉代，由宫中女史执掌；汉武帝时已有《禁中起居注》，东汉马皇后还自撰有《显宗起居注》。南北朝时期,《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梁武帝实录》、《梁元帝实录》等。
唐代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史馆史官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历史。史馆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现存最早一部完整的实录是唐代韩愈编纂的《顺宗实录》。唐代开始,为前君纂写实录成为定制,但是明代以前历代皇帝的实录大多都已佚失。因为实录只有抄本存于宫中,并不刊刻,也不公布,现在流传下来较为完整的只有《明实录》和《清实录》。
历史上曾经有不少史官，坚持“信使”原则，如实地记载了帝王的言行举止，并因此受到了迫害或诬陷。这是因为不少帝王对史官的监督，既憎恨，又害怕的缘故。
《春秋经传》载：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杀死国君光，当时的太史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看后，便杀太史，太史的弟弟又写上原话，又被杀；太史的二弟又写上，崔杼知道不能更改，才赦免了他。
《晋书》载：东晋中叶，史官孙盛作晋代史书《晋阳秋》，如实记下了桓温北伐前燕，在枋头遭到惨败的经过，大司马桓温看了后恼羞成怒，竟以“灭门之祸”相威胁，要他删改这段史实，但孙盛始终不为所屈。
最可笑的是东晋的桓玄，刚篡位三个月，就被刘裕讨伐而西走江陵，逃亡路上他看了史官记的起居注很不满意,干脆自己信笔涂鸦，自称“经略指授,算无遗策”，只因“诸将违反其节度才兵败”，写毕将他的起居注“宣示远近”，可没几天就兵败身亡。
《资治通鉴》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算得上一个明君，但却认为司徒崔浩主持编写的《国史》，“暴扬”了“国恶”，使皇家面子很不光彩，一怒之下，竟然冤杀了崔浩。
由于起居注将皇帝的一言一行、美善丑恶全部记录在案，所以爱惜名声的皇帝们对它甚是在意，很担心自己的劣迹会载入其中，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当然，在极端情况下，某些皇帝也会打起违规翻阅并篡改起居注的念头。
《资治通鉴》载，唐贞观十六年四月某天，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问道：“你近来又主持起居注，里面记了些什么呢，我可以拿来看看否？”褚遂良婉言劝阻说：起居注“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希望君主不做非法之事，还没听说过君主可以自己随便看的。唐太宗又问道：“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答道：“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尽管作为鼓励直言，建立贞观盛世的唐太宗，最终要求史臣以公正严谨的态度，“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后人也赞叹他的胸襟气度和求实精神。但依然留下他貌似是通过一道圣旨，强行看了自己起居注的传闻，因此坏了规矩。
《资治通鉴》还载：唐中宗时的史官吴兢撰写《则天实录》，其中涉及到宰相张说的不光彩事，张说暗地里祈求吴兢修改，吴兢就是不肯，说：“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及宋，司马光《涑水记闻》载：宋太祖赵匡胤在后苑弹鸟雀，一官员有急事求见。赵匡胤听他所奏的是平常小事，怒问其故，那官员说：“臣以为尚急于弹雀。”赵匡胤怒上加怒，用斧头柄撞击他的嘴巴，竟将两颗门牙敲下来。官员慢慢弯下身，把牙齿拾起来，放在怀里。赵匡胤问：“汝怀齿，欲讼我耶？”回答说：“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宋太祖听完官员的话后，赶紧赔礼道歉。
自此之后，宋太祖便不再弹鸟雀，悉心治国，宋朝开始迎来盛世。不仅如此，他还留下遗训，要求后世子孙优宠文人士大夫，不得杀害上书言事之人等。
直至南宋，朝廷迁都临安（今杭州）以后，起居注制度仍然保留。为防止皇帝查看或篡改起居注，宫内葫芦井旁，钉立了宋先朝的金字大牌，上面写道：“皇帝过此，罚金百两”。这里附近的宫殿，可能是保留起居注的场所。
南宋记载皇帝言行的女官，名“内夫人”，“每日轮流上人，侍帝左右”，把皇帝的日常作为记载在一卷纸上，而且“旋书旋卷”，不让皇帝本人见到所记载的内容，可见保密制度之严格。傍晚“封付史馆”内保存。内夫人们“别居一室”，宫门金字大牌曰“官家无故至此，罚金一镒。”这也是为了防止皇帝日有不规，借故威胁、利诱“内夫人”，不让其如实记载，或者要其修改起居注等舞弊行为的发生。
清朝雍正皇帝胤禛，是康熙帝的第四子，他“少年无赖，好 饮酒击剑”，加上性格喜怒无常，因此康熙不大喜欢他。康熙曾说过：“四子性格喜怒不定。”这句话在康熙四十九年的《实录》中也载了上去。后来胤禛登基，仍对这句话耿耿于怀。有次他对实录馆总裁张廷玉说：我少年时性格不大好，皇父曾责我“喜怒不定”，但我后来改正了。你可在今后实录中说我现在言行非常小心，一喜一怒 是慎之又慎。
起居注记录皇帝会见大臣们的情况时，涉及军事机密一类不能让外人所知的，一般只会在事后再补录上去。皇帝毕竟不是常人，为了保证皇家血统的纯正性，所以在私生活方面，必须详细记录。明代的万历皇帝，不想承认临幸一个宫女而生下的孩子，引发“国本”纷争。当时的李太后就拿来了起居注，解决了皇帝立太子的问题。
于健康而言，古代帝王的权力和地位至高无上，尽管有优厚的物欲享受，但如果缺乏自我保健意识及有效的卫生保健监督，身心健康难免受到损害。对此，除身边大臣的谏止、专职御医的提示和皇室亲友的关心外，起居注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皇室中礼仪等制度的制约，尤其是起居注制度，对帝王不利于身心健康的言行，无疑形成了一种监督力量和约束力。臣僚对帝王的无理妄为，往往举出史官将记载他们的丑陋行为相劝告，借以制止帝王不健康的言行。这等于身边有个时时盯着自己的人，多少会起到“警戒人君"的效果。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作为“天之骄子”的帝王，若一味我行我素，不寻求外界监督，自我保健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折寿短命也就在所难免了。
毫无疑问，尽管有耿介之士按实录原则，记载君主言行而暴露“恶行”以戒后人，但也仅能对那些“明君”起作用。而历史上的皇帝并非个个都是明君，也有不少实录是为君主歌功颂徳的。尤其碰上桀纣之君，无法无天，倒行逆施，史官不敢如实记录，皇帝也不当回事，起居注就如形同虚设了。
所以，在根据当前留下的实录和起居注研究历史时，作用是有局限性的，须认真思考，是否真实可信的问题。起居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著,但却是最原始的历史资料，对于华夏后人来说，理应了解这些历史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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