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由我带您走进辽金元民族融合博物馆第二展厅《法相•庄严》，领略当时西京地区的宗教盛况。
契丹、女真原本信奉流行于中国北疆的巫教，即萨满教。后来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冲突，稳定国家政治，开始推崇佛教。辽金时期，佛教兴盛，开启了全民信佛的高潮，兴建塔寺，修建庙宇，雕塑佛像，并多方优待僧人，辽朝皇室甚至用佛经教育子嗣。巍峨雄伟的华严寺、庄严古朴的善化寺、精巧玲珑的观音堂等寺院建筑，为西京大同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元代五教俱兴，大普恩寺（今善化寺）曾集四万僧众作资戒会七昼夜，规模空前，蔚为壮观。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老沟砖塔地宫发掘出土的一批精美文物。1981年9月，矿工吕月华在金代砖塔遗址附近无意中发现塔基地宫，并将这一情况告知当时保卫科的同事，值得欣慰的是，同志们都有较高的文物保护意识，把地宫一事上报大同市博物馆。随后市博物馆对砖塔地宫进行了科学发掘，共出土27件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的佛教文物，其中线刻铜版画、帛画、石雕和尚坐像尤为珍贵。四老沟砖塔，位于云冈区口泉乡四老沟村，辽金时期属怀仁县管辖，始建于金，塔身在文革中被毁。地宫中出土的每件文物都具有金代佛教造像艺术的鲜明时代特色。例如这件佛牙舍利，佛教中的舍利并不是单指僧人火葬后的残余骨烬，也允许用其他制作品代替。应县木塔所出土的佛牙舍利就是马牙质地，与此相似。佛教认为，只要虔诚信佛，终生修善，功德昭著，就会自然而然地结晶舍利。
旁边陈列的线刻铜版画，也称“蚀刻版画”、“铜刻版画”。这是在金属板上用腐蚀液腐蚀或者直接用针、刀刻制而成的一种凹版版画。铜板上线刻菩萨像和天王像，每尊像的背后均有头光，这是区别于凡人的象征。同时，版画作为模具，也彰显出当时高超的印刷技艺。
南堂寺，位于辽金时期的宣宁县城遗址东南，即今大同市新荣区拒墙堡乡东南。据现存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碑记载：“拒墙堡南堂寺，辽时创建，国初重修，或曰此平城四教之一也”。此寺庙民国时期塌毁。1959年，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大同市博物馆前身）工作人员对南堂寺遗址进行了田野调查。1979年，大同市博物馆对南堂寺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并将发现的一批辽代石雕造像移到馆内进行科学保护。这批佛教艺术珍品曾在华严寺进行展出，如今又在此重现华彩。
面前的这座释迦大佛是南堂寺遗址出土的精品。辽代佛像上承晚唐风格，又具有契丹特色。佛像通高3.2米，须弥座高0.68米，以当地弥陀山所出岩石雕刻而成。佛像面容浑圆，肉髻低矮平缓，螺发中嵌一髻珠，给人以伟岸端庄之感。两肩宽厚，身躯饱满。上半身偏长，衣饰简洁流畅。
从金代开始玄风北渐，全真道兴起，道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人数增加，宫观、庙庵数量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元代大同地区的道教颇具规模。全真道宣扬道佛儒三家合一，故号“全真”。大同地区的道教宫观众多，玉虚观、龙翔观、真武庙以及恒山上遍布的道观都是全真道的活动场所。帝师丘处机及其弟子们经常在西京各地开演法会，宣道度民。西京各州县成为他作为官方教主的首善之地。冯道真是西京大同县玉龙洞七峰山人，道号青云子，创建龙翔万寿宫，为宗主，曾被封为“清虚德政助国真人”，是全真教的道官，其墓葬位于大同市宋庄附近。
从史籍、文献以及现有遗存来看，辽金时期盛行佛教，佛教遗迹较多，道教的甚少。由此可知，契丹、女真人是倾向于佛教的，并将汉族的寺庙文化精髓全部引入，而自身的本土文化只在局部体现。例如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和下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都是主殿坐西面东，这是为了表现他们民族崇拜太阳的文化观念，此种寺庙文化充分反映出民族文化融合的现象，为中国寺庙文化创新一格。
文字、配音：刘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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