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週刊》走訪的多位專家及機構均表示：社會轉型期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近十年來中國青少年的心理疾患呈加速發展的態勢，此案中汪某的留學生身份，更應引起社會對留學生心理健康的關注。
只因學費問題起爭執，24歲的旅日留學生汪某在上海浦東機場，眾目睽睽下將刀刺向了52歲的母親。這起“留學生刺母”案與前段時間“藥家鑫殺人案”一起，再次掀起對中國式家庭教育的反思：究竟為什麼會接連發生這樣的悲劇？究竟是誰，讓孩子們舉起了那把鋒利的刀？
不可否認，無論“刺母案”還是“藥家鑫殺人案”，都是極端的個案。然而頻發的個案背後，亦有使人擔憂的中國青少年人格健康狀況。《中國新聞週刊》走訪的多位專家及機構均表示：社會轉型期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近十年來中國青少年的心理疾患呈加速發展的態勢，此案中汪某的留學生身份，更應引起社會對留學生心理健康的關注。
教育是一個家庭、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基礎的一環。過去幾十年我們對它的輕視，正在結出惡果，這個惡果隱蔽在一個個具體而鮮活個體的人格中，漸漸聚合起來影響社會的整體。失敗的家庭教育沒有贏家。孩子與家長，都是受害者。具體到留學生刺母案，尤為如此。
儘管在家屬的申請下，公安機關已啟動對汪某的精神病鑑定程序，但《中國新聞週刊》仍輾轉獲得汪某的生活片斷，復原他的成長經歷及家庭生活狀況，以探討造成這起人倫悲劇的深層原因。
刺母事件背後的家庭拼圖
慘烈的現場背後，隱藏著一個悲劇家庭：暴躁的父親，溫順的母親，外表光鮮而內心千瘡百孔的兒子
浦東國際機場2號航站樓的“會合點”閃著橘紅色的光，背景是兩個握手旅客的卡通圖畫。4月15日晚9點，一對香港來訪的情侶在“會客點”前擺出握手的姿勢歡愉地拍照。
但在15天前，剛下飛機的汪軍軍，就在這塊牌子之下，把刀連續刺向他52歲的母親，原因很簡單：要錢不給。
據目擊者稱，汪軍軍所持的，是一把從託運的輕揹包中取出的水果刀。上海市公安局國際機場分局也證實了這一點。
這塊百餘平方米的地方，距離國際出閘口約百米，是通往配樓的交通樞紐。灰白色塑膠地板，已經被清潔工打掃得沒有血跡。熙熙攘攘的旅客，走過四周玻璃透亮的過道，可以看到上海街道的車輛。
目前，在家屬的提請下，公關機關已對汪軍軍啟動了精神病司法鑑定程序。
然而公眾的疑惑卻沒有消失：一個剛剛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究竟在什麼樣的心境下，能在這種明亮舒適的環境裡，將尖刀刺向母親？
幼年碎片
這把兒子揮向母親的刀，也出現在南京路電視牆播放的新聞片裡。汪軍軍的大伯汪建良，恰好在上班途中看到了。
儘管新聞報道將人物面部模糊處理，但那熟悉的輪廓，仍讓汪建良覺得像他的侄兒。當發現行刺的兒子是“汪某”，而受傷的母親是“顧女士”時，他終於明白，家裡出事了。
汪建良沒想到，家裡的事有一天會以這種形式為天下人所知。電視牆下，汪軍軍58歲的伯父站了很久。
汪軍軍已過世的爺爺汪政祥，和年過古稀的奶奶楊春霞，育有子女四人。長女汪建蘭、長子汪建良、次女汪建琳和次子汪建新。
他們一度住在距外灘不遠的北京東路一處老弄堂。樓高三層，樓梯近乎垂直，陰暗逼仄，踏在上面咯吱做響，門外經過的貨車都足以讓木質樓梯晃動。
門廊的牆上排列著眾多鐵皮郵箱，其中一個用楷體字漆著：“汪家”。汪家爺輩到孫輩，三代人都或長或短地在三層一間十多平米的閣樓里居住過。
奶奶楊春霞已經多日沒有出現。鄰居們雖然有些好奇，但想到老人最近常去子女家住，索性也不多問。這些天，鄰居們一直在談論著報紙上報道的“兒子刺母”案。然而直到有外人特意到來詢問時，他們才驚訝地發現，故事的主角就是他們的鄰居。
幾十年前，爺爺汪政祥曾在巷口拖著鐵皮車賣螺絲、修拉鎖。如今，這條街依然是五金商販的集中區。數百家店面，賣的是更新潮的金屬零件。
汪軍軍是汪家小兒子汪建新的獨生子，出生於1987年，不可避免地被全家當做掌上名珠。
軍軍對這條街很熟。10多歲起，他就經常到爺爺奶奶家，把自己丟到他們懷中。那時還念小學的軍軍，睡覺前會自己把衣服疊得整整齊齊擺在床頭，是個規矩的小孩。
2000年，爺爺在家門口註冊了一家五金商店，註冊資金5萬元，並自己擔任法人。
本來希望這家店能為全家人的生活帶來轉機，然而事與願違，五金店並沒有成為全家的動力源泉，而變成了一個家庭成員不斷索取的“潘多拉的盒子”。
為了店面的經營權問題，子女們與父親長年紛爭不斷，鄰居們經常看到汪家成員臉上的指印，甚至裂口，都暗暗為這家人擔心。
樓下一家的媳婦，有次親眼看到汪爺爺與子女爭吵，被順著臺階推倒在她家一層半的廚灶下面，幸無大礙。這位鄰居知道汪家人的脾氣都比較暴躁，但她當時還是後怕得很：萬一汪爺爺被她家灶上的開水壺砸到，不知道會傷成什麼樣。
軍軍便在這種吵鬧的環境中長大。
他最後一次出現在這裡，是今年春節從日本回上海探親時。那時，他已從一個規矩的小孩子，長成為24歲的成年人。
“炸藥桶”父親
顧媽媽仍然躺在病床上，9處刀傷雖然沒有致命，但十幾天的休養並不能讓她恢復元氣，至今只能靠半流食物品來補充體力，虛弱的她甚至說句“幫我倒杯水”都很費力。
二十幾年前剛剛出嫁時，她小巧精緻，面貌嬌美，大家都親切地稱呼她 “阿華”。
阿華是個不辭辛苦、勤儉持家的媳婦。在家，她溫順地服從丈夫；在外，她也一直努力地為更好的生活而努力。
軍軍出生後，阿華和軍軍的父親汪建新，曾在三口之家位於福建路弄堂裡經營了一個小賣部，生意不差；幾年後，阿華又做起服裝銷售，還當上一家國產高檔服裝品牌專營店的營銷經理，每月收入7000元，比不上高級白領，但在上海普通居民中，收入也不算太低。
2007年，她孃家位於在地價飆升的虹口區蘇州河畔的老宅被拆遷，讓位於知名開發商的新項目，這給全家帶來了還算豐厚的經濟回報。他們並未用這筆款項購置新的房產，而是選擇租房生活，因此，相比於過去，軍軍家的手頭更寬裕了。
但對於這個普通的三口之家來說，經濟也許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軍軍的父親汪建新從小就渴望成功，爭強好勝。作為家中的老小，他始終迫切地渴望去經營父親的五金店，卻總和父親的想法矛盾，導致衝突連連。
在鄰居們眼中，汪建新是遠近聞名的“炸藥桶”，是汪家最不穩定的因素。他個子不高，很瘦，看起來很精幹。眼睛很大，平時眉清目秀，可一發起脾氣，兩顆眼珠子直往外突。一旦發生矛盾，即使面對的是家裡人，從父親到哥哥姐姐，他都不手軟；在外面，他也經常用拳頭解決問題。
他的脾氣在阿華面前也沒有收斂，常常因為一點小事就大發雷霆，有時還會舉起巴掌。有一年，奶奶到他們租住在浦東的家來做客，僅僅因為誰來給氣墊床充氣這個小問題，汪建新發了脾氣，還差點動手。
鄰居們形容說，阿華在汪建新面前，就像“小雞仔”一樣順從。阿華也想過要離婚，但不知何故，這個婚姻卻一直在不斷的衝突中繼續著。汪建新去美國前的一個月左右，阿華還曾逃到外地，直到汪建新走後，才又回到上海。
這個脾氣暴躁的上海男人，對生活的要求有點偏執：無論屋裡屋外，他目光所及的一切都要整理得利落乾淨。每逢出門，他會講究地穿上名牌西服，光鮮時髦。
汪建新喜歡大方地花錢，因此總感到錢不夠花，拮据時則四處借宿。他工作不穩定，收入不多，因此更渴望財富，他常常研究彩票，夢想自己有朝一日成為那個幸運兒。
家裡經營的小賣部最初生意不錯，但隨著連鎖超市的普及，小賣鋪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終於不能維持經營關了門。
之後，汪建新多次易工，為私人老闆打零工，在醫院做保安隊隊長，一度還找到了一份培訓學校教師的體面工作。但他似乎對這些都不滿足。
父權陰影
在軍軍面前，這位對生活要求苛刻而性格暴躁的人，更是永遠不能違抗的父親。
汪建新時常告訴軍軍：“你一定要比別人強，這樣才不會被欺負。”
為了讓軍軍身體強壯一些，他給軍軍制定了完整的健身計劃：跑步、抬啞鈴、練單槓……只要是學習空下來，就進行這樣的訓練，因為他認定：個子小就會被欺負。
為了讓父親滿意，汪軍軍在各方面一直很努力。大概是繼承了父親的風格，軍軍對每一件事都要求甚高，要強而倔犟。據說，他遇到無法做好的事情時，還曾用頭去撞牆。
雖然汪建新對軍軍各方面始終不滿意，但親朋回憶，直到初中，軍軍的成績在班級裡還算名列前茅，家人也都認為軍軍可以考到重點高中，尤其是汪建新。
或許是壓力太大，中考前，軍軍成績不斷下滑。這激怒了爭強好勝的父親，軍軍因為成績不理想也沒少挨父親的打罵。
他最終沒能考上重點高中。結果出來後，汪建新指著軍軍額頭罵個不停，“沒出息、太笨，葬送了前途”。或許因為太生氣，他甚至對軍軍填報中考志願都不理睬。
無助的軍軍只好到奶奶家尋求安慰與幫助。正在奶奶家的大伯看到可憐兮兮的軍軍，便拉起他說：“你爸不管，大伯帶你去。”
2002年，軍軍入讀了上海一所名聲不錯的職業學校，並選擇了汪建新期望的商務英語專業。
但中考失利一直是汪建新心裡的結。他對這家中學也心存不滿，堅持認為從這樣的學校畢業不能出人頭地。他以自己的人生經歷總結出兒子的出路：學商，出國，掙錢。
在汪建新的強烈要求下，2006年，軍軍從尚未畢業的大專退學，輾轉去了日本。汪建新本人也經朋友介紹，在2009年底，隻身前往美國打工，要去賺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而這次妻子和兒子一起出事，身在美國的他至今沒有現身。
孤獨的留學
軍軍的獨立，是在東京真正開始的。
2006年，已嫁至東京的大姑汪建蘭為軍軍擔保留學，並安排他進入東京一家國際語言學校的日本大學預科班。兩年後，軍軍通過了入學考核。2008年，21歲的軍軍邁進了私立日本大學經濟學部的大門。
儘管出國留學也是父親為他設計的，但是這似乎並不妨礙軍軍享受遠離父權的自由空氣。
軍軍最初借住在大姑家。不久，他就決定獨自居住。他的房租是每月人民幣12000元左右，據瞭解日本情況的人士介紹，這比普通中國留學生租房花費高出很多，相當於東京普通白領階層的房租水平。
在穿著打扮上，軍軍倒是越來越像升級版的汪建新。他很講究品牌，衣服也越來越多，時髦的穿著配上帥氣的外形，汪軍軍開始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和這個年紀的孩子一樣，軍軍也喜歡和同學或者兄弟姐妹們相約一起去K歌，堂哥說，軍軍唱歌很好聽。
去日本留學後，軍軍每年都回上海探親一次，回來後經常會豪爽地宴請家裡的兄弟姐妹。在這很少的接觸中，家裡人明顯地感到，軍軍成熟得相當快，已經完全不是他們記憶中的那個乖巧規矩的小孩子。
大伯汪建良還記得，今年春節，軍軍回家探望奶奶，他也趕去相聚，一進門，一臉成熟男人氣息的軍軍就爽氣地拍他的肩說，“走，咱們出去吃，我請客。”汪建良指了指奶奶剛燒好的一桌晚飯，說：這不是奶奶剛做好飯菜嗎，還是應該在家裡跟奶奶一起吃飯。
大伯覺得二十多歲的侄子身上越來越多地出現了汪建新的影子：手上若是充裕了，便顯得很大方；拮据時，又不免有求於人。
在這五年的留學生活中，家人有時會勸他：“一個人在外面不容易，要多讀書，沒事就不要總回來了，來回的路費比較貴。”但很明顯，軍軍對這些話沒有放在心上。
軍軍在日本的學習及生活情況，家人都不太瞭解。家人知道的唯一情況是，軍軍曾對一位堂兄提過，有的同學對他不友善，經常因為一些小事陷害他。堂兄則勸他現實一點，在異國他鄉，應儘可能低調。
最明顯的變化大概發生在今年春節。
原本健談的汪軍軍，變得有些沉默，曾跟小姑姑說：“耳朵裡好像裝了機器，總有聲響。”
最近一次回家，大伯與他聊天，他忽然大笑起來，笑過後又戛然而止，而那個話題並不好笑。軍軍也曾跟奶奶說，“我不知道怎麼了，我控制不了。”
大家覺得有些奇怪，但誰也沒在意。誰也沒想到，兩個月後，會發生浦東機場那瘋狂的一幕。
曾經散落在上海、美國、日本的一家三口，今天終於有兩個聚在了同一個城市。只是，一個在看守所，一個在醫院。
醫院裡瘦小的阿華，並不認為自己會失去兒子的愛。“他是個好孩子，我們母子感情很好的。”她曾堅持表示，“我不怪他。”
4月19日的上海浦東機場，到大廳的人們繼續著他們奔波的腳步。而在一旁的等待區，一位年輕的母親正在一口一口地喂著她漂亮的混血小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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