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為官者，為民，為皇上。做事應公正不阿、堅持法度！但遍觀古來歷史，真正清廉、公正不阿的官員，少之又少。或許很多人問，為何不設置一種公正、合理的選官方法，讓真正有才能的人身居高位？華夏五千年曆史，封建王朝兩千多年曆史，古人難不成想不到？
就選官這點，前後經過數次變遷，世卿世祿制、按軍功授爵制、察舉制、徵辟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等，這還只是初步選拔人才的方法，在官員內部之間，也還有各種方法進行升官、貶斥等。
選官制度，關係到社會的興衰。所以選官不單單是鞏固統治者的一種重要手段，更是穩定人心的一種方式。所以選官的好壞，影響著整個社會。但就是本該嚴謹的選官制度，在明朝中後期，卻是一場兒戲，這是怎麼回事呢？
君主專制集權巔峰時期
朱元璋借“胡惟庸案”，罷黜丞相。相權被分化，六部的權利逐漸傾斜，其中兵部、禮部、吏部的權利最大，吏部管百官升任貶斥，更是重中之重。但在六部權利逐漸強盛的同時，有一個勢力的權利也逐漸崛起，這就是宦官一屬。廢除相權之後，為制衡內閣大學士，內監被扶持，即便內閣大學士有“斷事、擬票”之權，但是都不得不歸結於內監的“批紅權”。
平日裡對百官有任免、考課等權利的吏部，此時也不得不看內臣的臉色，畢竟最後的奏章是需要批閱通過，才能啟用。更何況，東廠、西廠的存在，就算是吏部，也不敢輕易招惹。內臣想要培植親信，壯大勢力，就必須讓吏部通融一番，故意貶斥、升遷某人，以達到目的。但若是吏部尚書正直不阿，那內臣是不是就無計可施？
孫丕揚擔任吏部尚書時，因為人正直、清廉有度，所以受到百姓好評。但作為吏部的一把手，求到孫丕揚門下的人不計其數，其中就有內臣。所求之事，不過“為官”。孫丕揚可以拒絕其他人所求，但內臣所求，孫丕揚也要思忖一二，思來想去，孫丕揚決定將“掣籤法”發揚光大。
掣籤法也就是“抓鬮選官”，早在明朝初期就有這樣的制度。但因朱元璋大治貪官汙吏，徇私舞弊的情況的確少了不少，“掣籤法”也就沒有得到發展。孫丕揚將“掣籤法”發揚光大，也是形勢所迫。這種方法既能夠防止徇私舞弊的現象發生，也能堵住內臣的口，讓其找不到理由發難。
雖然內臣的口被堵住，徇私舞弊的現象少了不少，但批判孫丕揚的聲浪越來越大。“抓鬮選官”就相當於“矇眼娶媳婦”一樣，不僅充滿了未知，就連“合不合適”都不知道，為此，禮部、兵部等紛紛指責孫丕揚。指責歸指責，“掣籤法”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發展，必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之後三百多年裡，掣籤法甚至得到“二次發展”，
清朝時期，中下層官員多是採用“掣籤法”，但是此時的制度更完善。
君權神授、自有天意
掣籤法，其實並非明朝一時之法，其發展歷程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時期”。古人信“天”，認定一切自有“天意”。此時若是有不能斷絕的事情，一般都會經過“抓鬮”的方式來捕獲天意。
在《舊五代史·盧文傳記》中，就記載了通過抓鬮來選宰相一事，可見掣籤法並非明朝才有。而“抓鬮當官”一法，在古代稱之為“枚卜”、“掣籤”、“探籌”等，但是在明朝之前，抓鬮當官只是小概率事件，正史上記載的並不多。
積弊良多，掣籤變質
掣籤初衷，是為了表示“順應天意”，但“事在人為”，即便掣籤法最初是遏制了“徇私舞弊”，也只是一時之功。明朝末期，奸佞當道，監督“掣籤”的官員被收買，掣籤法也就成了“徇私舞弊”最嚴重的地方。
清朝時期，掣籤法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依舊逃脫不了“徇私舞弊”的現象，讓人最震驚的，就是道光皇帝的“得力助手”，穆彰阿。
科舉制，採用的依舊是“唯才是舉”，而穆彰阿擔任科考主考官，採用的方法卻是“抓鬮”。穆彰阿在口袋裡面放上兩個煙壺，就這樣決定是否錄用。
掣籤法最初防止“徇私舞弊”的初衷就這樣被打破，甚至開創歷史先河，成一段奇葩往事。果然，時代的產物並不能延續到下一個時代繼續使用。只有與時俱進的產物，才能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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