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歷史並不漫長，卻主導過各種或複雜或神秘的案件。其中，始於上世紀50年代的“精神控制實驗”可謂惡名昭著。在風雲詭譎的大環境下，該實驗以極不人道的方式殘害了一大批不知情的受試者，且最終也沒取得獲得普遍認可的實驗成果。
該實驗的負責人名叫悉尼·格列布（Sidney Gottlieb）。在為CIA工作的20年裡，他負責並指導了人類歷史上最系統地尋找精神控制術的實驗工作，被稱為CIA的“首席製毒師”。無論生前還是死後，他的名字都一直和LSD、毒品、暗殺、心理控制等詞密切聯繫在一起。
（悉尼·格列布）
格列布是猶太裔移民二代，當年他的父母為尋求庇護，於20世紀初從匈牙利逃到美國，並在1918年8月3日生下格列布。他從小成績優異，長大後考入威斯康星大學，並在畢業後進入加州理工學院繼續深造，最終順利被授予生化博士學位。
乍看起來，格列布的經歷順風順水，他的大學老師評價他“受到同學喜歡，頭腦聰明，誠實可靠，很謙遜”，但他的人生遠非完美。
格列布小時候有口吃的問題，因此沒少被同學嘲笑。更嚴重的是，他天生腳部畸形，雖然後來經過三次手術後可以行走，卻讓他因此不得不終身跛行。
雖然意志堅定的格列布沒有因此自暴自棄，甚至在1943年博士畢業後自願參軍，但仍因腳部問題被徵兵處拒之門外。這讓想一心報國的格列布頗受打擊。
他喜歡有挑戰性的工作，因此畢業後，在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國家研究委員會、馬里蘭大學等不同機構間跳槽，試圖找到一份既能發揮自己的生化專長、又能進行學術研究的工作，但一直未能達成心願。
直到有一天，格列布得到了大學導師伊拉·鮑德溫（Ira Baldwin）給他推薦的一份完全符合他要求的神秘工作。興奮不已的格列布很快便接受了，並就此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伊拉·鮑德溫）
而這個“神秘工作”的來源需要追溯到一戰時期。1941年，日軍通過細菌戰，在亞洲殘殺無數士兵和平民。此外，納粹德國也在進行生化武器測試。這些消息讓美國備感威脅，美國戰爭部長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就此致信羅斯福總統，要求進行應對。於是1942年，羅斯福授權成立了美國第一個專門研究生物戰的機構“戰爭研究服務機構”（War Research Service）。
（羅斯福）
同年年底，他們邀請了一批專家，就製造可批量生產致命細菌的可行性進行研討，並最終向伊拉·鮑德溫發送了任職邀請。經過一番考量後，鮑德溫接受了這個職位，1943年，他成了位於馬里蘭州德崔克營（Camp Detrick）的美國陸軍生物戰實驗室（US Army Biological Warfare Laboratories）的第一位科學主任。
為避免引起普通美國民眾的恐慌，於是從一開始，德崔克營內的一切活動就都被籠罩在最嚴格的保密措施之中。為了增加研究的私密度，軍方還買下了營地相鄰的幾個農場。
而鮑德溫的工作也開展得“熱火朝天”。他的團隊甫一開工，便申請了125萬美元的經費，並在三個月內花光了400萬美元。另外他還申請了大量的化學物質，及成群結隊的實驗動物，前後共有超過50萬隻的老鼠、兔子、豚鼠、綿羊、猴子、貓等動物被送到了實驗室。人員規模也飛速擴大，總計約有一千五百人曾在德崔克營工作，這些人全都簽署了嚴格的保密協議。
歷經兩年多的研究，鮑德溫及其團隊已掌握用細菌大批量殺人的技術，但他們依然懷疑德國和日本的技術遠超美國。
“招安”納粹科學家的想法並非鮑德溫團隊的首創，早在1944年就有人向羅斯福總統提出這個方案，但羅斯福駁回了。不過，自1945年4月羅斯福去世後，這項規定就被徹底漠視了，他的繼任者杜魯門總統甚至在1946年啟動了大批量引進納粹科學家的“回形針行動”（Operation Paperclip），並先後為德國和奧地利的科學家簽發了多達一千分簽證，美方還為很多參與過惡劣人體試驗的科學家進行檔案洗白。
（杜魯門）
日本戰犯也是美方重點考慮的目標。最為典型的莫過於惡貫滿盈的日本陸軍中將石井四郎。為了避免他落入蘇聯人手中，1946年1月，德崔克營的科學家專程拜訪他。最終，石井四郎同意在得到豁免權，並被美國政府聘為生物戰專家後，向美方提供他的過往實驗資料，其中包括一萬五千張包含各種人體器官在不同極端環境下受損情況的幻燈片。
（石井四郎）
盟軍最高司令部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認為日本生化武器數據對美國至關重要，重要性遠超其罪行。他簽署了一項密令，赦免了石井四郎和當時在731部隊和他一起工作的所有人。
這批日本人沒有像德國人那樣被帶到美國，而是被安置在日本的實驗室，在那裡，他們繼續幫美方構思並進行在美國本土無法進行的人體實驗。
二戰結束，但美國的意識形態鬥爭卻愈演愈烈。這一階段，被他們視為頭號敵人的是蘇聯。為推進情報工作，1947年，杜魯門總統簽署了成立CIA（中央情報局）的法案，而一場發生於兩年後的庭審，引起了這個年輕機構管理層的注意。
（中央情報局）
1949年2月3日，匈牙利籍天主教主教約瑟夫·閔真諦（Jozsef Mindszenty）在庭審中承認了所有指控，引起整個西方世界譁然。而CIA的官員對這個案件的關注點，聚焦在了閔真諦的庭審表現上。他們認為他語調平淡、心不在焉，承認了明顯不是由他犯下的罪行，CIA認為他肯定被脅迫了。問題是，怎麼做到的呢？
（約瑟夫·閔真諦）
在CIA看來，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蘇聯開發出了可以控制精神的藥物或技術。儘管沒有任何相關證據，但一想到這種可能性的存在CIA就覺得無比恐懼，於是他們把這項任務緊急安排給德崔克營。
1943年4月，瑞士科學家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博士在實驗中合成出可致幻的藥物，他將其命名為LSD-25。1949年，這個消息傳到了美國，並在生化領域的科學家中引起了廣泛討論。通過研發藥物進而控制敵人精神狀況的化學戰，在美國人看來，成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新領域。
（艾伯特·霍夫曼）
時任CIA局長的羅斯科·希倫科特上校（Roscoe Hillenkoetter）對此興奮不已，並要求杜魯門總統將這個任務交給CIA。得到總統的同意後，希倫科特指派了幾名CIA官員與德崔克營就這個項目進行秘密的深度合作。
最初這個聯合項目的代號是“MK-NAOMI”，受試者有囚犯，也有加勒比海島的數百隻動物。為了瞭解病原體如何在人群中傳播，1950年9月底，這個組織還在舊金山噴灑了一種名為Serratia Marcescens的細菌。有80萬當地及周邊城市的居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吸入了這種氣體。在接下來的幾周裡，當地醫院新增了11例排尿異常的病例。
但這種實驗對CIA來說只是“開胃菜”，他們最想得到的還是精神控制技術。於是，一個以囚犯為實驗對象的“藍鳥”（Bluebird）計劃應運而生。
和著名心理學家榮格相熟的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被任命為CIA的副計劃主任。他痴迷心靈控制，而當時美蘇兩國間激烈的間諜戰，更是讓他感到推進“藍鳥”項目的緊迫性。而他們選擇的主要實驗地點，並不在美國本土，而在德國一個叫奧博賽爾（Oberursel）的小鎮的“國王營”（Camp King）及附近一個名為舒斯特（Villa Schuster）的別墅裡。
（艾倫·杜勒斯）
這些地方後來成了著名的“酷刑之家”。被捕的特工、士兵、難民等囚犯，被注射藥物、切開身體，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在漫長的痛苦中被折磨至死。由於遠離美國本土的監管，“藍鳥”項目的人員在“實驗”過程中受到的約束也非常少。CIA對這個秘密監獄非常滿意，因此他們在日本也如法炮製，並以各種慘無人道的方式對被俘士兵進行折磨。
正是在這種環境下，1951年7月13日，悉尼·格列布正式成了CIA的一員，負責化學部，而CIA招募他，也是為了利用他的專業背景，加速“藍鳥”項目的進展。這個項目被CIA賦予的“愛國”色彩，更是讓因身體原因無法參軍報國的格列布無比興奮。
沒過多久，杜勒斯被提拔為CIA副局長，這個任命更是讓精神控制實驗得到了更多的保護和支持。“藍鳥”項目被更名為“洋薊”項目（Artichoke），杜勒斯堅信精神控制術的存在，而“洋薊”就是他想要的答案。
給美國人心惶惶的政治環境煽風點火的，還有一個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的好戰記者。他在媒體上大肆宣揚當時的美國民眾還非常陌生的“洗腦”一詞，給了很多恐蘇、反蘇的政客和百姓情緒的宣洩口，彷彿這個詞可以用來解釋一切未知和恐懼。而通過樹立一個彷彿無所不能的強大假想敵，也讓CIA精神控制實驗的參與人員，給自己的所作所為增加了合理性，彷彿自己做的不是沒有人性的殘酷實驗，而是一項正義的事業。
（愛德華·亨特所著《洗腦》一書封面）
那麼這些酷刑都包括什麼？通過一份後來洩露的CIA備忘錄，可窺見一斑。這些實驗用比較溫和的文字描述是這樣的：實驗人員會對囚犯噴射各種細菌、毒藥；將囚犯置於缺氧或毒氣環境中；將囚犯置於超高壓/超低壓的環境中；將囚犯置於各種極端的聲音環境中；對囚犯不斷地重複某個單詞/聲音；讓囚犯長期食用特定類型的飲食；不斷電擊囚犯；不斷對囚犯製造負面情緒......
不過，格列布的團隊最感興趣的還是藥物。為了達到控制精神的效果，他們先後給囚犯試了大麻、可卡因、海洛因，均未得到理想效果。最後，他決定嘗試LSD，並用CIA的一個同事進行了模擬實驗。看到用藥後的同事說出了本應保守的秘密，讓格列布很開心，他認為LSD的方向是對的。
格列布的藥物實驗也不侷限於美國。他經常出國，視察設立在其他國家的拘留中心，並參加針對各種戰俘的“特別審訊”，這些受試者甚至會直接被成為“消耗品”。而由於這些實驗每次都失敗，因此試驗結束後，“消耗品”會被直接殺死。
1952年，艾森豪威爾當選美國總統，他上任後把CIA的局長調為自己的副國務卿，而留下的空缺局長位置則由杜勒斯接替。他的上位，讓格列布的精神控制實驗有了更強大的保護傘，他們的實驗也越來越大膽，1953年1月，本想治療抑鬱症的網球運動員哈羅德·布勞爾（Harold Blauer）被格列布團隊超量注射了超過正常濃度14倍的麥司卡林，在三個小時內過世。
（艾森豪威爾）
就這麼折騰了一年半後，格列布一無所獲。他走到了一個岔路口：要麼放棄，要麼繼續尋找。格列布選擇了第二條路。不僅如此，他還希望進一步擴大這個充滿暴力和虐待的項目。1953年4月13日，杜勒斯批准了由格列布牽頭、啟動資金30萬美元、預算自由、可隨意進行試驗的精神控制新項目：MK-ULTRA。
當然，這不僅是格列布要追尋的目標，更是那個年代的美國在恐懼感壓迫下催生的產物。
於是乎，在50年代的紐約街頭，項目組成員常常以交友的名義，將吸毒者、街頭混混等社會邊緣人士約到他們在貝德福德街81號的公寓，並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讓他們喝下混入藥物的飲料。被格列布安排來執行這項工作的人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喬治·亨特·懷特（George Hunter White），他曾在CIA的前身機構戰略服務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有嚴重施虐傾向，虐待囚犯對他來說不在話下。為了完成實驗，他騙來性工作者、皮條客、毒販，甚至對身邊熟人下手。
（喬治·亨特·懷特）
催眠也是MK-ULTRA項目早期熱衷的實驗方式，格列布甚至還邀請美國著名魔術師約翰·穆赫蘭（John Mulholland）與CIA進行指導，而格列布的項目組希望學到的，是如何在不引起注意的情況下，把他們要實驗的藥物偷偷投放給不知情的人。穆赫蘭和格列布一樣，也曾因身體原因無法服役，他認為和CIA合作是報國，於是爽快答應。
這一切，如今看來都充滿荒誕色彩，但在那個特殊年代，卻被視為戰勝一個“深不可測”對手的不二法門。
為了得到更大批量的受試者，格列布還和肯塔基州列剋星敦成癮研究中心的主人哈里斯·伊斯貝爾（Harris Isbell）進行合作。該中心雖名義上是醫院，但實際的運營方式更像監獄，收治的多為社會邊緣非裔美國人。由於這類人即便受到不公對待也沒有發聲渠道，因此成了格列布進行秘密實驗非常好的選擇。
（哈里斯·伊斯貝爾）
本就對LSD非常感興趣的伊斯貝爾，對這個項目很投入，在他的設計和操作下，進行了被視為LSD史上最極端的一系列人體實驗。為了達到“溶解心靈”的效果，很多受試者被長期超量注射LSD。最終，這些實驗也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
更令人憤慨的是格列布和紐約過敏研究專家哈羅德·阿布蘭森（Harold Abramson）的合作。為了研究藥物是否能控制兒童的精神，他們多次進行針對未成年男孩的藥物餵食實驗。
隨著MK-ULTRA的實驗進入越來越黑暗的領域，參與其中的人受到的精神壓力也自然越來越大。在加入CIA28個月時，格列布就和妻子提過辭職的想法，他深知自己身份的複雜：他可以被視為保衛國家的科學家，但也更像個酷刑犯。
不過，雖然格列布本人扛住了壓力，他的同事卻扛不住了。1953年11月清晨，有人從曼哈頓第七大道的高樓墜下，當場離世。死者名為弗蘭克·奧爾森（Frank Olson），是在德崔克營工作的CIA員工，生前深度參與生物細菌的空氣傳播、致命帶毒道具研發等工作。
（弗蘭克·奧爾森）
長期的非人道實驗讓他身心備受折磨，在去世前幾個月的一次團建性質的聚會中，他向同事傾訴了心中的疑慮和恐懼，並表達了想辭職的想法。他的上司知情後，讓格列布處理這個問題。格列布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必須把奧爾森帶到紐約，接受心理治療。
奧爾森同意了這個方案，在幾名同事的陪同下到達紐約的賓館。凌晨2:25，他跳出房間窗戶。
在後來的警方調查中，和奧爾森同住一室的CIA同事堅決表示對一切都不知情，解釋說他自己也是被玻璃破碎的聲音吵醒的。而CIA的高層對此事也嚴防死守，調用一切資源打壓該事件。最終，這件充滿疑點的案件沒有引起多少關注。
但CIA絲毫沒有對這件命案進行反思，他們的“研究”反而變本加厲。為了更低調地進行精神控制研究，CIA成立了Geschickter Fund for Medical Research、Josiah P. Macy Foundation等基金會，並以此為渠道，將資金源源不斷地注入到進行滅絕人性的精神控制實驗的醫院、研究所等機構裡。
不過這些瘋狂的工作，被一個意外事件降了速。1956年4月，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Mike Mansfield）認為應該成立委員會，對CIA的工作進行專項監督。這讓成立八年多來一直處於“散養”狀態的CIA高層非常緊張。雖然最後該提案被大比分否決，但次年，格列布依然選擇離開美國，轉戰CIA的德國分部。
在德國的這幾年，格列布雖然沒有停止進行精神控制實驗，但已經流露出對MK-ULTRA項目的灰心。他在1960年的一個備忘錄中明確表示，沒有找到有效的精神控制類藥物存在的跡象。
幾年後，當格列布回到美國時，MK-ULTRA項目依然存在，但規模已大大縮小，許多子項目被關停，LSD相關的實驗也大幅減少。格列布心裡已深知，大腦只能被摧毀，無法被改寫或控制。
隨著MK-ULTRA的沒落，格列布的很多工作職責被分配給其它人。但他的日子依然不賴，他的老靠山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1966年被任命為CIA的新局長，格列布因此坐穩了CIA老資格的位置。而他的工作大方向也變成為當時焦灼的越戰戰場研發各類戰爭設備。性格平和的格列布甚至還收穫了一群擁戴者。
（理查德·赫爾姆斯）
這個情況，因一件震驚全美的事件而終結。1972年6月17日，水門事件發生。尼克松為平息事件的影響，曾要求赫爾姆斯為其做假證，但遭到拒絕，於是尼克松於1973年2月1日解僱了他。
離職前，赫爾姆斯下令銷燬所有MK-ULTRA相關的記錄，但格列布沒過上幾天安穩日子。新局長詹姆斯·史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盯上了格列布這個老朝代的舊臣，上任沒多久，就用約翰·麥克馬洪（John McMahon）頂替了他。
格列布對此只能接受，並在1973年6月30日正式從CIA退休。退休前，他還領取了CIA最高榮譽之一的傑出情報獎章。就在格列布以為自己已經平穩落地、可以安享晚年時，又發生了一連串讓他餘生無法安寧的事件。
1974年12月，因揭露越南美萊村大屠殺而獲得普利策獎的記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報道了一個名為MH-CHAOS的間諜行動，引起軒然大波。雖然文中沒有直接提到MK-ULTRA，但隨著調查行動的發酵，最終格列布還是波及。
（西摩·赫什）
為了平息這場風波，打算對CIA輕輕一筆帶過的福特總統，在1975年主動宣佈成立調查委員會，並安排副總統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擔任主席。洛克菲勒後來的調查報告中，對CIA做過的違法行為揭露，也以竊聽郵件和電話等為主，對MK-ULTRA這種項目，以記錄銷燬為由，輕描淡寫地帶過。
（納爾遜·洛克菲勒）
然而敏銳的媒體還是發現了其中的貓膩。他們發現了多年前發生的弗蘭克·奧爾森“自殺”案中的不合理之處，強烈要求CIA提供更多關於他的信息。奧爾森的家人也在這時宣佈對CIA提起訴訟，並要求警方重新展開調查。同時，媒體也第一次將格列布的名字公之於眾，並指出他親自參與了導致奧爾森死亡的致命實驗。
由於洛克菲勒內容過於溫和的調查報告無法服眾，參議院成立了由參議員弗蘭克·邱琪（Frank Church）牽頭的特設委員會重新進行調查。隨著研究的深入，他們發現格列布的名字出現頻率非常高。1975年，正在旅遊中的格列布收到了委員會的消息，他們想和他談談。
格列布知道自己躲不過這一劫，於是聘請律師特里·萊茲納（Terry Lenzner）為自己辯護，並在律師的指導下，以證詞為條件，換取豁免權，並在審訊過程中不斷打太極，以記憶不好為藉口，沒有正面回答任何關鍵指控。
隨著時間的推移，被曝光的MK-ULTRA資料也越來越多，而格列布也在這些年裡經過了多次國會審訊。1977年的問訊結束後，格列布最終沒有被定罪。
但MK-ULTRA項目留下的尾聲沒有停止。奧爾森的兒子艾瑞克·奧爾森（Eric Olson）於1994年帶著媒體，從墓地裡挖出了他父親的屍體，並交給相關機構進行重新研究。他們得到的結論是，雖然已經難以檢測體內的毒素，但死者身上的傷口卻很明顯是被人毆打過的，他們懷疑弗蘭克·奧爾森被人從窗口推了出去。艾瑞克·奧爾森很快便就此召開了新聞發佈會。
2002年8月8日，在重新埋葬弗蘭克·奧爾森的前一天，艾瑞克再次召開了新聞發佈會，並宣佈他父親的死因有了新的調查結果：“弗蘭克·奧爾森1953年11月28日的死，是一起謀殺，而非自殺，他之所以死，是因為CIA擔心他會洩露高度機密的實驗項目的信息。”
格列布於1999年3月7日在家中去世，但他人生的最後幾十年完全不平靜。整個80、90年代，他多次出席曾經的非法人體實驗受害者發起的訴訟，媒體記者也沒打算放過他。雖然靠著裝傻充愣，他沒有被定罪，但據他身邊親友的描述，他死前最後幾年已經完全失去了活著的樂趣。
（悉尼·格列布）
格列布對他犯下的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他也不是唯一的罪人，如他生前所言，他認為CIA想把他當成替所有參與人受罰的唯一靶子。批准了這個項目的CIA高層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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