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除了迁都及各种汉化政策，还着手进行了另外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虽然这项改革在以往不算什么，但是在北魏，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公务员开始领工资了。
一、北魏公务员制度的展开
这与北魏开国的历史有莫大的关联。北魏原名为代，国都在北京的西北部、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当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草原民族可能还会略有收敛，但是当中原无主、神器鼎移之时，往往是草原群雄一展身手之际。
拓跋珪把这种军队式的作风带到了官僚队伍中，于是在北魏当时实行的制度是禀给和班赐。前者相当于军队的军饷，可以保证官员基本的生活，大部分收入则是依靠打仗前后皇帝的赏赐，也就是班赐，总体上有些类似于如今销售人员的"底薪加提成"。
在这种制度的激励下，拓跋珪大展拳脚，把周围一圈虎视眈眈的国家和部落打跑的打跑，灭掉的灭掉，后来又在参合陂打败了逐鹿中原最大的对手——前燕。剧本如同三国时代的袁曹之战一样，参合陂之战后不久，前燕开国皇帝慕容垂病死，可怜老皇帝慕容垂一世英武，生了慕容麟和慕容宝这两个天资有限又不能同心协力的不肖子。就这样北魏最终成了北中国的统治者，边界也大体上安定了下来。
但是，没有打仗班赐自然也少了，而官员不领俸禄的规矩却一直没人说要废除。于是，拓跋珪以来历代北魏皇帝所任命的将军、尚书乃至于王公伯侯，都一直都处于只有职权、不领钱的状态中。其吏治可想而知，中央的官员还稍微好一些，因为经常能见到天子，得到班赐的机会也比地方官吏多很多，但各地的刺史、县令则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民吃民了，可谓"浊货为官，政存苟且"。
二、文武百官各有俸禄
到了孝文帝这一朝，随着迁都和汉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孝文帝决定在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大魏的臣僚们，自从道武皇帝开国到现在，祖制授官不给禄，让你们的祖辈、父辈都光荣地无偿为国效力了一百多年！你们看守的是我拓跋家的天下，如何能让你们如此受苦？我决定，从即日起，文武百官各有俸禄，按季度发放，好叫天下都知道我大魏国从来不薄待为国出力的人！而那些国家的蠹虫，我也定当严惩不贷！"
此令一下，从中央到地方，不同的官员心思也天差地别。相对比较老实的官员自然喜出望外，觉得以后身家有了着落；而聚敛有术的官员则因为惧怕孝文帝最后的那句话而闷闷不乐。当然按照惯例，占据大多数的还是中间派，在左右观望准备随机应变。
根据新出台的班禄令，郡守这个等级甚至都可以获得一年一百六十匹绢的高薪，这也正式宣布北魏开始进入高薪养廉的时代。
有坐轿子的，就有抬轿子的。俸禄制度实行之后，一个叫做高闾的文臣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文章来盛赞孝文帝的德政："君班其禄，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贪残之心止，竭效之诚笃""经世之明典，为治之至术"……俨然已到以德"胡"人、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
事实上，俸禄一发，北魏的吏治确实有了立竿见影的好转。这个功劳应该归谁呢？如果大家相信高闾所说的，那自然是感谢孝文帝道德水平高深，把文武百官都感动了，但是显然，这样的解释经济学家们是不相信的。
在200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和卡尔·夏皮罗合作的一篇文章里，他们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效率工资。
三、新制度带来的成果
用斯蒂格利茨的眼光来看，每个北魏的官员不管嘴上说得好听与否，都有贪腐的倾向，因为金钱和宝物具有绝对的诱惑，当然贪腐在历朝历代都是有代价的。
如果做得太过分而触犯了皇帝，或者被政敌揪住不放成为把柄，都可能成为自己被解职乃至下狱的理由。为了更加形象化，我们假定有这么一个小官员，他如果不贪，一年能拿到一匹绢的基本禀给，而如果贪腐，则可以拿到相当于一百匹绢的收入，与此同时，造成了八十匹绢的社会损失。同时，孝文帝也会委派一部分人做监察。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对监察机构我们没有太多的信心，假定这个官员被发现的概率是百分之二十。而一旦被发现，官员会被停职抄家，经受相当于三百匹绢的损失。
那么如果这位官员选择贪腐，不被发现的概率是百分之八十，乘以贪腐的收入一百匹，那么贪腐的期望收益就是八十匹绢；而被发现的概率是百分之二十，乘以三百匹的损失，那么贪腐给这位官员所带来的损失是六十匹绢。也就是说，选择贪腐的净收益为二十匹绢，而国家在禀给制下只能给他提供一匹绢，显而易见，这个官员最终选择做一个贪官还是做一个清官，就要看他的良心是不是能值自己收入的二十倍了，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孝文帝的班禄令一下，这位官员发现自己的薪水是一年十六匹绢。同时孝文帝通过自己的努力狠抓监察工作，也花费了很多绢匹来雇人手给激励，终于将发现贪腐的概率提高到百分之四十，那么贪腐给这位官员带来的损失现在变成一百二十匹绢了，而因为成功贪腐的概率只有百分之四十，那么贪腐的收益也相应变成了六十匹绢。
此消彼长之下，贪腐带来的净收益就要变成负数了。那么，与稳稳当当拿十六匹绢的工资相比，贪腐既担惊受怕又遭受民怨，而净收益也降低了，于是，这个官员就很可能选择老老实实干活做个清官了。
表面上看，高薪养廉的高薪是取之于民的，等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如果贪腐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很大，如同上面的例子所说，等于八十匹绢的话，那么从这八十匹绢里面加收十六匹绢作为俸禄发放给官吏，以及再从中拿一部分对监督机构进行激励以提高效率，那总体社会福利还是增加的，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孝文帝的新制度实行之后，北魏的风气焕然一新。官吏们对老百姓的盘剥和荼毒，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减轻。
孝文帝对工资制度的改革，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道理：高薪诚然未必能养廉，但是低薪确实会让廉洁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尤其当监察制度的改革成效不大且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时候，"高薪养廉"反而可能是一个更经济也更有效的选择。
在经济学家看来，一切决策都可以用收益—成本来核算，这与污染管理一样：消灭污染这个口号喊得很好，但是真要彻底消灭污染，恐怕全人类都会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了；消灭贪污的口号同样很诱人，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权力会天然地带来租金，消灭腐败从制度上讲也是极其艰难的。所以，与其追求杜绝腐败，不如对腐败进行控制，尽量减少腐败的影响，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
经济的指挥棒就是如此神奇。后来北魏经济困难，魏孝庄帝时朝廷停发了百官的俸禄，没过多久，天下又恢复到了孝文帝之前的样子——"文武在位，罕有廉洁"。如此，效率工资的理论又再次得到了验证。
参考文献：
《魏书·列传·卷四十二》
《魏书高闾传》
《北宋为何设置转运使?宋太祖本想"削藩",却缔造了行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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