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古智庫 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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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時代”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中國需要實現與國際體系共同進化。共同進化是行為體和體系積極互動、相互調整和適應，以實現正向回饋、走向共同進步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行為體的體系重要性越高，能動性越強，實現行為體與體系共同進化的可能性就越大。能動性是化解結構困境、實現共同進化的核心機制，主要通過實踐產生作用。當前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彰顯，充分發揮能動性，“改變自己，塑造世界”，是實現中國與國際體系共同進化的現實路徑。中國在完善國內治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同時，需積極應對國際挑戰、承擔國際責任，在可持續發展、國際制度改革和全球治理領域做出貢獻，促進國際合作和國際體系的進步。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外交學院教授魏玲，文章來源於《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0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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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章百家發表《改變自己，影響世界——20世紀中國外交基本線索芻議》一文，闡述了國際環境變遷、國內政治變革與中國外交演進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在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改變自己，影響世界”表達的是20世紀的中國學習與現代國際體系的互動之道、維護自身利益並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的思想。當時，剛剛步入21世紀的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成為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國內外開始了中國與國際體系關係的大討論。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主流觀點是中國全面融入國際體系，成為國際體系的利益攸關方、維護現狀國家和被國際體系社會化的大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尤其是在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後，對於中國的全球角色、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國內外學界和政策界開始了新一輪的辯論。
2018年，中央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中國與國際體系關係的演變。以大局觀、歷史觀和角色觀重新審視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奮發有為塑造新型國際秩序，是新時代大國外交的根本任務。相較於十多年前，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體系重要性顯著增強，軟硬實力和能動性大大提升，內外聯動更加密切。因而，中國與國際體系的互動需要從“改變自己，影響世界”走向“改變自己，塑造世界”，這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要求，也是中國作為國際體系中的負責任大國應盡的義務。
本文提出，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時代的中國應努力尋求與國際體系實現共同進化。共同進化是行為體和體系積極互動、不斷相互調整和相互適應，以實現正向回饋、走向共同進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行為體的體系重要性越高，能動性越強，實現行為體與體系共同進化的可能性就越大。能動性是化解結構困境、實現共同進化的核心機制，主要通過實踐產生作用。“改變自己，塑造世界”，是實現中國與國際體系共同進化的現實途徑。
下文將分三個部分進行論證和闡述：第一部分簡要梳理國際關係主流理論關於國際體系演變的觀點，從結構和過程兩個理論視角介紹當前關於中國身份和國際體系演變的討論，並進行簡要評論；第二部分提出行為體與體系“共同進化”的觀點，就“共同進化”概念進行辨析，並借鑑社會學“結構”與“能動”的理論，嘗試建立行為體能動實踐化解結構困境、推動自身與體系進步的作用機制；第三部分討論中國與國際體系共同進化的案例，擬就發展、改革和治理三個方面進行具體分析，即中國如何在實現自身和平發展，進一步健全治理體系的同時，積極應對國際挑戰、承擔國際責任、提升國際能力，在促進世界發展和平、國際制度改革和全球治理領域貢獻理念、經驗和能力。
一、
國際體系與中國身份
當前國際秩序正在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國際體系處於演進過程之中，這是國際學界和政策界的普遍共識。但是，如何認識和理解國際體系的演進動力和方向？如何理解崛起的中國與國際體系演進之間的互動關係，不同的理論視角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本節主要回顧國際體系變革的相關文獻，並從二元結構和多元過程兩個理論視角，梳理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變化的既有討論。
羅伯特·吉爾平曾就國際體系及其演變進行過較為系統的論述。他界定的“國際體系”含義比較寬泛，既包括歷史上的地區體系，也包括現當代的國際和世界體系。其關於國際體系的界定標準主要有三條：（1）體系由多種多樣的實體或行為體構成；（2）體系的行為體之間進行有規則的互動，包括相互依賴關係和制度化互動；（3）體系應具有某種調整行為體行為的正式或非正式規則。吉爾平將國際體系的變革分為三類：一是體系變更，二是系統變革，三是互動變化。他認為，只有當構成體系的主要行為體或實體出現了性質變化，才能視之為體系變更。古希臘城邦體系的興衰、中世紀歐洲國家體系的衰落和近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興起等，因為體系中行為體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所以都是體系變更。系統變革是指體系內部發生了變化，即體系內權力在主要行為體之間的分配發生了變化、威望等級出現了變化，或者權力和規則結構發生了變化。如果說體系變更的指徵是具體體系的興衰，那麼系統變革的指徵則是體系中佔據支配或主導地位的行為體或實體的興衰。也就是說，在現代國際體系中，吉爾平所界定的系統變革的本質，就是崛起國和主導國之間的權力轉移。互動變化主要指的是國際體系中的行為體在政治、經濟或其他領域進行互動時所享有的具體權利和遵循的具體規則的變化，也泛指各種進程的變化。國際體系的互動變化是最常見的，是國際關係的主要內容，也是推動國際體系發展演變、塑造新型國際秩序的動力。
中國崛起是過去20年裡國際體系所經歷的最大系統變革，關於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演變的討論，大致可以從二元結構和多元進程兩個理論視角來進行梳理。隨著政治現實主義回潮，二元結構視角常常在辯論中佔據主導地位。結構主義者大多遵循二元對立思維，認為中國崛起對既有國際體系結構構成了衝擊，有可能引發體系動盪或衝突。主流國際關係理論都是結構理論，國際體系是否能夠維持穩定分別是由物質實力結構、國際制度結構和國際文化結構決定的。新現實主義認為，中國物質實力的持續迅速增長，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權力競爭和權力轉移，首先有可能引發地區層面的競爭與衝突，進而走向全球層面的衝突，中美“註定一戰”，或者各自發展勢力範圍形成新的地緣政治對峙。新自由國際主義認為，美國霸權是制度霸權，只要美國主導的國際制度和規則體系得到進一步強化，美國霸權自然可以維持，中國真正崛起要在美國領導的國際制度體系之內才可以實現；中國製度性權力的增強被認為是對美國製度霸權的挑戰。社會建構主義和英國學派認為，缺乏與西方的相互認同或共同文化，難以實現在全球層面的和平崛起；未來國際體系可能會由不同的地區體系構成，中國和平崛起有可能在亞洲地區體系中實現。“文明衝突論”也是結構理論，它將文明實體化，認為冷戰後國際體系層面的衝突將主要發生在文明的斷層線上，中華文明將對西方文明構成重大挑戰。
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多元過程的理論視角，觀察中國與國際體系的演變。江憶恩提出，所謂中國挑戰國際秩序的說法並不能成立，因為不存在單一的自由秩序；國際秩序是多元多重的，在不同的領域、基於不同的核心規範和核心制度形成了不同的國際秩序，現狀國家或修正主義國家的二元思維會造成對中國與國際體系關係的誤判，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秦亞青提出，過程研究對於關鍵轉型期尤為重要，因為過程為轉型“提供了動力”。東亞地區主義和中國在東亞的合作行為是過程驅動的，維護合作過程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合作過程塑造中國身份和利益，推動中國在地區制度和規範體系中實現社會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國際體系中通過參與實踐，獲得身份認同，並推動體系變革。卡贊斯坦對中華文明的結構與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中華文明是多元多維的，其邊界是流動的、多孔的；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共存於“現代文明”之中；文明互動可能導向衝突，也可能走向和諧共存。卡拉漢認為，中國推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政策、新制度和新項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是以新的治理理念、規範和規則重塑地區和世界秩序。阿查亞指出，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終結，挑戰來自西方國家內部，而非新興崛起國家；未來將形成“複合世界”秩序，即多元文化、多元政治和經濟相互依賴的多元行為體構成的世界。
綜上所述，結構視角對於當前國際體系和中國身份的研究傾向於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斷，傾向於認為中國是美國霸權體系、美國主導的西方自由秩序體系或者基於西方認同和文明的國際社會的挑戰者，國際體系面臨重大系統變革危機。二元結構視角在理論和經驗上存在幾個重大問題：（1）高度抽象導致的非時空和非歷史性，不考慮背景知識或情境的作用；（2）片面強調體系中行為體或實體的原子性，否認其能動作用；（3）非此即彼的衝突和對抗思維有可能成為自我證實的預言。
過程視角更傾向於多元開放的觀點，傾向於認為世界體系正在朝著更加多元、更加複雜的方向發展，霸權體系或單極時代已經走向終結。過程視角強調互動的重要性和行為體能動性的重要作用，認為崛起的中國對國際體系的影響是複雜的，實現國際合作與體系和諧是可能的。但是，已有相關過程研究也存在著幾個較為明顯的問題：（1）大多側重單向過程，國際體系對中國的塑造，中國在地區或國際進程中的社會化，或者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實踐過程，雙向互動研究較少；（2）對行為體能動性及其作用機制研究不足，缺乏系統深入的闡述和論證；（3）就中國個案而言，內政外交的聯動及其對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的影響研究尚顯不足。
二、結構、能動性與共同進化
本文擬採用過程建構主義和實踐理論的基本假定，提出中國與國際體系共同進化的觀點。過程建構主義堅持社會本體論，強調過程的驅動作用，重視行為體的能動性，對互動結果持開放態度。實踐理論將實踐界定為反覆進行的、模式化的、被社會認可的績效行動。本節將首先對共同進化概念進行辨析，進而借鑑社會學結構與能動的理論，提出在國際體系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情境下，行為體充分發揮能動作用，通過互動實踐化解結構困境和衝突，實現自身與體系共同進化的作用機制。
“共同進化”（coevolution）是一個生物學概念，也稱“協同進化”或“互惠進化”（reciprocalevolution）。在生物學中，共同進化是指兩個相互作用的物種在進化過程中發展形成的相互適應的變化。生物學中的經典例子，包括捕食者與獵物之間的共同進化，食草動物與植物之間的共同進化，還有寄生物與寄主之間的共同進化等。在共同進化的每一對生物之間，雙方互為進化選擇的驅動因素，因而發展出了相互適應的特性。比如，當獵物發生了變異，防禦能力提高時，捕食者也要相應地發生變化，以應對獵物防禦能力提高的情況，否則就會面臨被淘汰的危險。在進化過程中，通過長期互相選擇，捕食者不斷提高捕殺效率，而獵物也相應地發展了自我保護、抵禦獵殺的能力。共同進化也可以是互利共生、共同發展的過程。螞蟻與金合歡的互利共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螞蟻棲息在金合歡的刺中，汲取蛋白質、脂肪和蜜；與此同時，螞蟻也在金合歡枝葉間巡邏，進攻吃其枝葉的食草動物，並咬斷其他纏繞金合歡的植物，保護其生長。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共同進化”的概念也已被中外學者所採用。章百家雖然沒有直接用到“共同進化”一詞，但是他研究的國際環境、中國內政和中國外交的互動和變化，實際上就是共同進化的過程。只不過在20世紀中國被動適應和被動調整變革居多，主動塑造體系的影響力還十分有限；當時中國與國際體系的互動是不對等的，共同進化是不對稱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基辛格曾提出過美中“共同進化”的觀點。他認為，隨著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美中應相互調適，和平共存，維護亞太和世界穩定，實現良性競爭和共同進化。何帆也採用“共同進化”概念，討論過中美關係發展策略。他認為，對美國來說，應對中國崛起的最理想策略是和中國“共同進化”。中國最重要的目標是維持穩定，因而不會通過對外擴張維護本國安全，中國的策略是逐漸影響和塑造國際秩序。“美國的對策應該是承認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同時引導中國一起思考對美國來說生死攸關的戰略性問題。”中美共同進化符合雙方共同利益，但難以落實。中國需要學習如何重塑國際秩序，美國則需要調整其重大外交政策，以更務實的原則、更開放和更富建設性的心態看待和應對中國的崛起。王鴻剛採用“共同進化”概念，討論了中美在亞太地區的關係模式。他提出，開放、多元和發展的亞太地區大形勢，對中美關係構成了決定性的外部約束；中美兩國將避免直接激烈的零和競爭，轉而尋求同地區國家重新磨合，以間接方式強化自身優勢，從而使中美在亞太構成“共同進化”關係。王緝思也提出過中美“共同進化”的觀點。他指出，隨著中美雙方交往的深入，在每一個層面上都是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中美在雙邊交往中的關注點各有側重，中方重點關注的是國內秩序，而美方則更為關注國際秩序；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外交最重要的是內政方面的考慮，“兩個國家都考慮國內的問題，這也可以說是共同進化的一種表現”。
總體而言，中外國際關係學界對於“共同進化”理念的討論尚不充分：（1）文獻數量比較有限，只有為數不多的幾篇文章涉及；（2）共同進化的經驗研究大多侷限於中美關係；（3）對共同進化的概念缺乏理論上的探討和作用機制的建設。
本文嘗試提出中國與國際體系共同進化的觀點。共同進化是行為體和體系積極互動、不斷相互調整和相互適應，以實現正向回饋、走向共同進步的過程。體系結構的重大變化，是啟動和刺激行為體能動性的重要因素。體系結構既是物質的，也是觀念的。無論物質結構還是觀念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都可能促發和刺激行為體的能動性。行為體的體系重要性越高，能動性越強，實現行為體與體系共同進化的可能性就越大。體系重要性是指行為體在體系的物質和觀念結構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個體行為能夠產生重大體系性影響。能動性既包括自主的創造性能力與活力，也包括積極應變和主動進行自我調整的能力。能動性是實現行為體與體系共同進化的核心機制，行為體的能動性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向上同時發揮作用，不僅包括推動體系結構變化、塑造結構，而且包括根據系統變化進行自我完善和調整，以實現自身與體系的良性互動，朝著共同進步的方向發展。體系的進步體現在其能夠維持良好運作，不斷進行自我完善，有效防範和化解體系風險，促成體系成員的合作。行為體的進步體現在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並且對體系可持續發展發揮積極影響。
能動性（agency）是化解結構困境、推動行為體和體系共同進化的核心機制，主要通過實踐產生作用。在社會學研究中，一般將“agency”譯為“能動”，也有“能動性”和“能動作用”的譯法，主要用於指涉人的微觀層面的活動。結構與能動是社會學中“一對充滿張力的核心概念”。吉登斯在其結構化理論中，將能動與動機、“實踐意識”和“反思性”權力等相聯繫，體現能動的主體性和生成性。吉登斯提出：“能動作用不僅僅指人們在做事情時所具有的意圖，而是首先指他們做這些事情的能力。”做事情的能力可以理解為將資源轉化為權力的能力。因此，可以說，能動包括能力和意圖兩個重要內容，主要是通過實踐來實施，具有主體性和生成性。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也有學者將“agency”譯為“施動性”；提出施動性可以推動結構變革，也可以維護和強化當前結構。
本文采用“能動性”一詞，旨在強調行為體實踐活動的主體性、反思性和生成性。主體性指行為體參與實踐的意願、意圖和動機，也就是說能動性實踐是主體能動活動。反思性指具有理性和認知能力的行為體能夠對自身行為進行持續性的監控，反思性是實踐得以持續的前提，也是塑造和再造結構的必要條件。生成性是指能動實踐生成結構和體系。吉登斯提出，系統是“由通過時空再生產出來的行動者或集合體之間的各種關係構成的，是社會關係跨越時空的模式化，可將其理解為被再生產出來的實踐活動”。因此，能動實踐就是結構和體系本身。回到國際關係的討論，這也就解釋了能動性為什麼以及如何化解結構困境，並促進行為體和體系共同進化，因為能動實踐就是結構和體系本身。結構和體系既是物質（或資源）的，也是理念（或規則）的，是社會關係的模式化，是持續能動實踐的再現和再造。
在中國與國際體系的既有互動中，隨著中國相對實力和體系重要性的提升，中國的能動性越強、對國際體系的影響就越大；中國越是主動地改變自己、積極參與國際實踐，就越能夠對國際體系產生影響，越有可能化解結構矛盾，實現自我與體系的良性互動和共同發展。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的互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助力國內經濟增長，加入世界多邊貿易體系，分享經濟全球化的成果，並參與國際經濟秩序塑造和規則制定，中國啟動了“復關”談判。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入世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來說，既是巨大發展機遇，也是一個嚴峻挑戰，對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對世界來說，機遇是分享中國的經濟增長，挑戰則是如何接納一個快速崛起的中國，學會與之打交道、做生意。2011年，中國入世十年，不僅在對外貿易、投資、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等方面實現了增長奇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對外開放進入全方位全領域新階段”、“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深入推進更有動力”、“史無前例的大規模修法行動推進了中國法制的建設和完善”、“思想觀念與理念得到巨大轉變與革新”。與此同時，中國與全世界分享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並且“從一開始就積極參與到多邊貿易體制的各項工作當中，尤其是積極投入到了多哈回合的各項談判之中”，成為多邊貿易規則體系建設的積極參與者和重要推動者。
中國與以世貿組織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系的互動，是行為體能動實踐推動行為體和體系共同進化的例子。中國的能動性體現在積極應對內生增長動力和外部體系壓力，全面深化經濟體系改革、提升治理理念和能力、健全完善法制建設，並全方位全領域擴大對外開放；通過自我變革，推動實現中國與世界的共贏。
三、改變自己與塑造世界
當前，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彰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使我們既面臨重大戰略機遇，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國際體系經歷重大結構性變化和麵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形勢下，應充分發揮能動性，積極進行和參與國內、國際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以能動實踐化解體系結構性矛盾和不確定性風險。“改變自己，塑造世界”，是實現中國與國際體系共同進化的現實途徑。這一能動實踐包括國內和國際兩個密切關聯、相互影響的維度：改變自己是內部動力和外部體系壓力共同驅動的，意味著要進一步深化國內改革、健全治理體系，以實現和平發展、可持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改變自己也是塑造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的途徑和手段，意味著積極應對國際挑戰、承擔國際責任、提升國際能力，在構建發展和平、推動國際制度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等領域貢獻理念、經驗和能力。
（一）堅持自身和平發展，構建世界發展和平
中國40多年改革開放、融入國際體系的過程是堅持和平發展的過程，同時，堅持和平發展的中國也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和平與發展密切關聯，提振發展需要穩定和平的環境，維護和平需要可持續發展的支撐。堅持自身和平發展、構建世界發展和平是中國與國際體系共同進化的一條根本經驗。
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繼續堅持、宣示並積極踐行和平發展，是大國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和平發展包括維護和平和促進發展兩個維度，二者互相促進，互為條件。應對國際體系重大結構矛盾和不確定性，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首要的就是要繼續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努力創造壓倒性經濟優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做出了“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部署，提出了“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徵就是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等一系列重大戰略判斷和決策部署，將“增進民生福祉”明確確立為發展的根本目的，取得了新的發展成就。
堅持自身和平發展，也意味著要讓外部世界瞭解我們維護和平的意圖、決心和能力。這尤其需要在以和平發展為根本理念上把握好安全與發展的關係，在戰略上做好“度”的平衡，以避免對自身發展構成障礙。中國如何處理與西方大國的關係？如何處理與西方主導的國際制度體系的關係？中國強大以後如何處理領土、領海等爭議問題？應對這些問題，要處理好合作安全、發展安全與國家安全利益之間的平衡。要考慮如何在捍衛國家利益的同時，真正的做到合作安全，其中既包括大國之間的合作安全，也包括大國與中小國家之間的合作安全。16世紀以來的強國興衰史表明，國家的經濟發展能力與軍事實力相互影響和制約，經濟與安全不可偏廢。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發展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決安全問題的總鑰匙。只有通過推動共同發展，形成經濟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動，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可持續安全與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中國和平發展的歷史性成就，使得“發展”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軟實力，“發展和平”成為塑造轉型中的國際體系秩序的重要規範和實踐。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導致發展失衡、發展缺位和發展赤字，是國際社會面臨的最突出問題，也是一些國家社會動盪的主要原因。中國為彌補全球發展赤字做出了突出貢獻，並在全球發展進程中發揮了引領作用。作為貿易大國，中國已經成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重要力量。中國以“共享發展”和“發展引導”為基本指導原則，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金磚國家、上合組織等一系列全球性和地區性平臺上，已成為發展議題的積極引領者，正在構建新型南南合作，塑造新型國際經濟秩序。2014年，中國提出亞洲安全觀，其中的一個重要創新就是在原有的“共同、綜合、合作”的新安全觀的基礎上，加上了“可持續安全”。其基本意涵就是發展與安全互為條件，越是優先發展議程，就越有可能維護和平、促進合作。這就是“發展和平”規範。中國和東亞各國經歷了幾十年的長和平和地區一體化的快速發展，甚至成功實現了中日權力的和平轉移，基本經驗就是發展和平。東亞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推動實現了東亞經濟奇蹟和東亞政治穩定；“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成為東亞進程中的主導實踐，推動實現了東亞的和平與繁榮。此外，在國際維和建和實踐中，發展和平與自由和平互為補充，共同作用，能夠產生最佳實踐。隨著中國自身和平發展進程的持續和強化，發展和平規範和實踐有望在國際秩序塑造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二）完善國內體制機制建設，推進國際制度改革和制度化合作
要不斷完善國內製度建設，加強創設國際制度的能力，構建於我有利的多邊合作體系。制度建設也是一個內外互動的過程，作為一個具有體系影響力的負責任大國，中國的制度建設不僅關係到國內建設與治理，而且會伴隨著中國“走出去”和不斷擴散的國際實踐，產生廣泛、重大和深遠的國際和體系影響；反過來，隨著中國走近國際舞臺中央，國際制度改革進程也會對國內製度建設產生約束性和構成性影響。因此，只有對內深化改革與對外擴大開放相結合，堅持一邊強化國內製度和法治體系建設，一邊積極參與國際制度改革與創新，才能夠實現國內國際良性互動，降低大國對抗的體系性危險，才能夠引領構建基於制度合作的新型國際秩序。
中國領導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託和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發揮著重要的牽引作用。要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既要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舊體制機制，又要不斷建設新的法律法規，完善體制機制，實現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制度化、規範化。黨的十九大對新時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出了新任務和新目標，確定要在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這既是立足於當前，以解決國內改革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也是著眼於長遠，為國家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和全面復興提供戰略保障。
隨著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和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中國塑造國際制度改革和發展的實踐也取得重要進展。從功能領域上看中國的成功實踐主要出現在經濟金融領域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從地域上看主要出現在周邊或大東亞地區。在經濟金融領域，全球金融危機後二十國集團成為首要的治理平臺，中國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中美巴黎協定的簽署成為大國合作應對全球威脅的例子。在東亞，地區一體化進程以東盟為制度中心，以最小制度化的“東盟方式”為基本規範，不僅維護了地區穩定與和平，而且推動了地區合作與發展，充滿活力。中國是東亞地區制度進程的參與者、維護者和貢獻者，通過地區制度合作分享增長，實現了大國崛起與地區一體化進程的並行發展。
由中國倡議、於2016年正式啟動運營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短短几年時間裡從被質疑到獲得國際普遍認可，其成功實踐就是行為體與體系共同進化的現實案例。成立亞投行的倡議是中國發起的，主要是因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國際制度無法滿足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而且國際制度改革滯後，中國無法發揮與其力量相匹配的作用。從最初的設想到正式提出倡議，再到最終成立，亞投行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曲折過程。最初中方提出的有些議案和設想也引起過爭議。但是，中方迅速進行了調整，借鑑既有相關國際制度的成功實踐，接納現有開發銀行的一些制度建設提案，並很快與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等建立了合作伙伴關係。所以整個發展過程是規則、利益和身份的相互調適過程。中方通過靈活務實的策略和戰術調整，保證了長遠戰略目標的實現。這個戰略目標就是通過規則和制度建設塑造體系，並同時謀求在國際制度體系中的正當位置。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表示：“中國政府從來都不主張推翻現有的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但是認為需要改革，需要能夠更多體現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意願與經驗，亞投行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創辦和運營的。”在實際運作中，亞投行通過推動改善環境、應對氣候變化、關心低收入國家的人民等一系列工作，充分體現發展中國家幾十年來的發展經驗，確實起到了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作用。因此，作為中國倡議建立的國際制度，亞投行的快速發展是中國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通過國際制度實踐與國際體系良性互動、相互協調適應並實現共同進化的結果。
（三）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推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新時代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相比人民群眾期待，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相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在政治建設中，新時代要求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即“圍繞改革發展穩定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開展廣泛協商，努力形成共識”。在社會治理中，要求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座標，進一步加強創新，完善制度建設，提高法治化和專業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國家治理體系的協商理念、共治共享理念和社會治理共同體理念，既是基於中國文化傳統和成功實踐經驗，又著眼於長遠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和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進入21世紀以後，全球治理的理論思潮和實踐活動進一步發展。中國的國家治理理念和實踐，也隨著對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傳導到國際體系中。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基於中國和東亞文化傳統和當代成功實踐，體現的是多元主義和協商秩序觀。多元是指理念、價值和行為體多元，即各級各類行為體都能平等參與到全球進程中來，應對共同威脅、改善全球治理、增進全人類共同福祉。多元主義有助於國際社會走出二元思維困境，有助於中國理念引領國際規範創新。協商秩序就是國際體系成員平等參與、平等協商，共同維護體系秩序。有學者對協商民主和社會秩序、社會協商和社會治理做過研究，主要是在國家層面。完善全球治理、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也可以通過加強協商的方式來進行。協商秩序的內涵可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協商內容是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涉及相關國家重大關切的問題；（2）協商的方式是各利益攸關方藉助制度化平臺，通過理性的對話、辯論等共同參與世界政治的過程；（3）協商結果是獲得國際社會廣泛支持，具有合法性的決策；（4）協商的目標是建設最大程度的共識，維護和增進共同利益，照顧舒適度。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觀為指導的國際實踐，以構建多元協商的合作體系、開放包容的世界經濟和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共同體為主要內涵和終極目標。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和共建“一帶一路”的國際實踐，有助於解決當前全球治理的失靈、失衡和失序問題，構建共有共治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帶一路”的基本原則，充分體現了共同權利和合作精神，這是新時代的重要特徵。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需要，在共商的基礎上才能共建，在共享的大背景下才能共同發展。“一帶一路”是中國全球治理觀的實踐，是重要的全球性公共產品，是中國對全球治理和世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貢獻。如果沿線國家都得到了長足發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國際秩序的目標自然能夠取得重大進展。這與國內治理的協商、共治、共享的理念是一致的，也是相互促進的。
四、結語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前所未為的外部重大機遇，但與此同時，也對中國自身的發展和中國與國際體系的互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改變自己”到“塑造世界”，如何發揮能動性，通過國內國際實踐，推動中國與國際體系的良性互動與共同進化，是我們在百年大變局中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中國與國際體系的互動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一篇論文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限於篇幅和相關國內國際經驗數據可獲得性的侷限，本文也無法就所有涉及的實證問題展開具體論述和論證。本文嘗試提出一個“共同進化”的理念和模型，其關鍵在於具有重要體系影響力的行為體的“能動性”。實際就是強調，崛起大國的政策實踐與國際體系的演進是相互作用的；越是崛起，越是要做負責任大國，越是要對國際體系的塑造和演進負責。與此同時，隨著大國能動實踐產生重大體系影響，國際體系必然也會產生回應，對“一帶一路”的質疑和歡迎都是回應，亞開行對亞投行的反對、排斥與合作也是體系回應的表現，體系回應的變化是在實踐過程中發生的，是互動過程的組成部分。關於責任與負責任行為的界定與認可是雙向的，不是單方面決定的，而是主體間性的、過程性的、實踐性的。
那麼，是不是中國發揮了能動性，就一定能順利化解結構性矛盾呢？首先，本文采取的是過程建構主義和實踐理論的基本假定，過程是實踐、“做事情”的過程，過程是開放的，實踐再造結構，也生成結構。過程和實踐，尤其是對“能動”的強調，使得結構困境的化解有了可能，大國合作有了可能。其次，合作不等於利益和諧、不等於身份認同，合作可以是危機管控，可以是利益協調，可以是在面對某種具體的共同威脅時強化共同安全，因而合作並不因結構困境而止步，反而在互動進程中和能動實踐中，依然具有較大空間和可能性。這也再次印證了能動的重要性。中國雖然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走近了世界舞臺的中央，但作為現代國際體系的後來者和後發國家，尤其在軟實力依然相對滯後的情況下，在與國際體系的互動過程中，還需要不斷學習規範、調整政策、提高創設能力。無論是當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多邊貿易體系的互動，還是倡議成立亞投行，推動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改革，在這兩個典型的具有時代意義的具體過程中，我們都看到了中國的規範學習、政策調整和能力提高，看到了體系與中國的雙向互動和共同進步。尤其亞開行與世行，作為需要改革的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一開始的排斥和反對，到後來成為亞投行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資於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具有重要實際和象徵意義。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也處於實踐進程中，其互動實踐更是多元多層多重的，必須落實“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必須在實踐中不斷學習、調整、提高、完善，積極應對，未雨綢繆，否則就難以克服結構性矛盾導致的困難和障礙，甚至在某些具體項目上面臨較大的風險。
歷史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最重要和最首要的依然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持續提升經濟實力優勢，全方位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的世界定位是獲得與其實力和影響力相匹配的國際地位，對國際制度體系和全球治理進程積極發揮重要的塑造作用。迄今為止，中國是現有國際政治經濟制度體系的受益者。強起來的中國不是要對現有體系發起挑戰或對其進行革命性顛覆，而是要謀求在體系內促進改革，對其進行改良性增量調整。大國興衰不外乎內因和外因兩種因素所致，而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因此，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為重要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積極主動創造戰略機遇，努力提升戰略能力，通過自我變革提升塑造世界的能力，爭取長期發展的戰略時間和空間。（註釋略）■
文章來源於《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0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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