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电影北上》第二章“中国电影的东北朝向”。图片来源于网络）
1.初逢周恩来
电影《八百壮士》的成功，并没有让袁牧之兴奋太久，日寇的步步紧逼，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他到延安拍摄纪录片的要求仍然迟迟没有消息。尽管此时，袁牧之已经研读并掌握了大量纪录片的摄制技艺，而且很有心得。
转眼到了1938年的三四月间，滚滚东逝的长江水送来了春天的讯息，催开了城中与山脚的樱花。忽有一日，有人来袁牧之的住处通知他，周恩来先生想见见牧之先生。在去见周恩来的路上，袁牧之好像才注意到这个城市的樱花是如此的美丽。
牧之先生，让您久等了！我们准备在延安成立一个专门的电影机构，以利电影拍摄，不知道牧之先生感兴趣否？周恩来开门见山。
感兴趣，就等着这一天呢，我很想尝试！袁牧之眉毛一扬。
好！我们缺少电影摄制器材，需要到香港购买，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协助。您是电影的专家，又是电影明星，去香港的电影界人士很多，一路上看过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可否跑一趟？周恩来试探着说。
当然愿意，电影拍摄器材是制作电影的源头，必须解决。袁牧之毫不犹豫。
好啊，牧之先生，那就请快去快回。周恩来向袁牧之投去信任的目光。
放心吧，我一定快去快回。袁牧之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
在做了一些路途上的安排和相关准备后，袁牧之以最快的速度出发了。然而，那个年代，又赶上战乱，一路难行。等到了香港已经是1938年的初夏。阵阵海风袭来，袁牧之的心情为之开阔了许多。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廖承志，他按照袁牧之提供的电影器材的品类与规格，很快采购齐全。主要是一部16毫米电影摄影机及近万英尺的16毫米胶片。拿到器材后，袁牧之没有做任何停留，旋风似地从香港返回武汉向周恩来复命。
周恩来看着袁牧之带回来的电影器材，为延安即将能够记录和传播战地影像而感到由衷地高兴，更何况站在他面前憧憬着亲手摄制影片的人还是一位带着赤诚的报国之心的电影界名流！他告诉袁牧之，在赴延安之前，希望他去会见一个人，目前正逗留在汉口的荷兰纪录电影艺术家尤里斯·伊文思。之前，伊文思与周恩来会面，提出与中国的艺术家做一些交流的愿望，周恩来向他推荐了袁牧之。
伊文思比袁牧之大11岁，1898年11月出生于荷兰的尼海格城。1911年，有着极高天分的伊文思在家人的协助下拍摄了他人生的第一部电影作品——纪录片《茅屋》，这一年，他才13岁。1917年，中学毕业后，他进入鹿特丹市高等经济学院学习。由于对电影非常感兴趣，他在上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在荷兰创立了第一家电影俱乐部“电影联盟俱乐部”，1927年拍摄了真正个人意义上的纪录片《齐迪奇纪事》。其后，他往返于波兰、比利时、德国、法国、苏联、美国和西班牙等国拍摄纪录片，如《工业交响曲》《英雄之歌》《博里纳奇》《西班牙的土地》等。1935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引起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广泛关注。鉴于拍摄了诸多在世界范围取得影响的国际事件纪录片，美国当代历史家影片公司找到伊文思，出资委托他到中国拍摄抗日纪录片。伊文思愉快地答应了，并找到他的两位助手——荷兰人约翰·弗尔汉和匈牙利人罗培·卡巴一同前往。
他们随身携带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电影器材，一架特勃里大摄影机，两架手提埃姆摄影机，以及两万米胶片。他们首先找到“美国援华协会”，设计了从美国到香港再进入广州，最后到达汉口的路线。1938年1月，伊文思出现在汉口的街头。随后，他拍摄了大量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素材。特别是在1938年的3、4月间，他来到台儿庄前线，冒着极大的危险，捕捉了大量台儿庄战役的历史瞬间，那被炮火炸过的焦土，永远定格在转动的胶片上。
伊文思当然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位于西北的红色基地让伊文思感觉到了神秘。他知道，在两三年前斯诺与邓汉姆等人都曾到陕北去过，用16毫米摄影机拍过中国红军的镜头。延安仿佛有某种魔力，吸引着他。为此，他制定了去延安的计划。然而，他的这个愿望却因为不断受到来自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限制无法实现。没办法，他回到汉口，听说中共拟成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便找到八路军驻汉口的办事处，希望了解一些情况，并提出能否会见中国的电影艺术家。
袁牧之与伊文思的见面，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相见，一方面，战争的威胁已经让武汉这个城市有些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担心有损国民政府形象的特务和暗探不知道在哪个角落躲藏，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被盯梢、警告甚至逮捕。
但两位艺术家的见面显然是极为愉快的，充满了对过往的所做电影工作的热烈的回忆，更有对未来电影工作的畅想，久违的艺术的张力在小屋子里弥漫。
最后，袁牧之告诉伊文思，自己的理想是到延安去拍纪录片，刚刚到香港购买了电影器材，这个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他即将踏上远赴中国西北的路程。伊文思听后，略一沉思，告诉袁牧之，他即将去美国完成在中国所拍电影素材的后期制作，去延安的理想可以由袁牧之替他完成，而延安的拍片条件艰苦，他可以把一台35毫米的埃姆手提摄影机留下来给袁牧之使用，同时还能留下两千尺的胶片。
袁牧之用紧紧的拥抱表达对伊文思的感谢。他们约定，第二天傍晚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的西侧见面，伊文思从住处把摄影器材带过来。
当脸上满带笑颜的袁牧之回到八路军驻汉口的办事处，周恩来正等着他。听了袁牧之的叙述，谨慎的周恩来做出了另一个安排：由于这次和伊文思会面谈的时间比较长，容易被国民党特务注意，第二天可以去约定的地点取电影器材，但袁牧之不能去，以免被继续盯梢。而代替袁牧之去接头的人最好是陌生的面孔。
让印咸去吧！袁牧之脱口而出。
此时的吴印咸刚从上海来到武汉，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陌生面孔”的要求。
1935年前后，吴印咸跟随袁牧之拍摄了《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影片，其电影摄影方面的声誉与日俱增。1937年8月13日，日军悍然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吴印咸与他的好友许幸之立即筹划，合作拍摄了一部反映淞沪抗战的大型纪录片《中国万岁》。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影片拍摄完成后，遭到当局的禁映，甚至销毁。这让他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动。随着淞沪会战的失败，昔日影院、戏院流光溢彩的大上海，已经随着大量电影人的撤离黯然失色，只有租界区的一些文艺工作者还在勉强支撑。吴印咸最后离开了让他感到伤心的城市，不停地在香港及内地之间奔波，转眼一年，却什么事儿也没有做成。曾经那么风光的一位电影摄影师，现在却失业了。
就在失魂落魄之时，一封袁牧之打来的，邀请他到武汉“有要事相商”的电报让吴印咸感到心头一热。他星夜赶赴武汉来见袁牧之。袁牧之告诉他，去延安拍摄纪录片即将成行，请他做摄影师，是否愿意再度合作。
好！就到延安去！吴印咸点头应允。
没想到，刚刚到达武汉没几天的吴印咸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与一个外国人“接头”。吴印咸当然清楚“接头”的重要性。第二天傍晚，他坐上周恩来专门安排的轿车直奔中山公园。等了一会儿，夜色渐浓，另一辆汽车驶来，一位外国人从车上下来。吴印咸知道伊文思到了。他迎上前去，只听对方用中文说“延安！延安！”然后接过对方递过来的电影器材，便赶紧坐上汽车，回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大概二十年之后，伊文思回忆当时的场景，仍然清晰在目，只是，他把那辆轿车当成了出租车。“决定在某晚，将摄影机交给一辆出租汽车内的中国同志。那是深夜，在汉口的一条街上，我看到了那辆出租汽车。当时，我未能看清楚这位中国同志的模样。我见到他后，急忙把摄影机交给他，同时，激动地低声对他说：‘延安！延安！’这位中国同志点了点头就走了。1957年，当我再次来中国时，人们才告诉我，这位中国同志就是目前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吴印咸同志。”（[荷]尤里斯·伊文斯：《我是怎样摄制〈四万万人民〉的》，《中国电影》1958年第12期）
到达美国后，伊文思用很短的时间就做完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又名《1938年的中国》）的后期制作。“影片《四万万人民》在艺术手法上炉火纯青，片中的解说词是由美国电影剧作家杜特莱·尼克尔斯撰写，解说则由美国电影与残敌弗雷德·马区担任。影片配乐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第284页）《四万万人民》让广大的国际人士看到了中国，看到了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过程中的英勇，也看到了中国人克服重重困难的艰辛。
现在，袁牧之的手上已经拥有16毫米和35毫米两台一大一小手提摄影机了，还有一万多英尺长的胶片。无疑，这就是袁牧之的生命，是袁牧之的未来。他向周恩来报告，目前已经具备了拍摄的条件，可以随时启程赴延安了。吴印咸、钱筱璋、陈波儿等人都是去延安拍摄电影的首选。但周恩来告诉袁牧之，暂时不要去那么多人，因为容易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陈波儿当时有其他工作已经赴重庆，暂不赴延安，钱筱璋也等一等再去，袁牧之和吴印咸先去。
1938年7月的一天，烈日当空。袁牧之和吴印咸在地下交通员的安排和帮助下，终于踏上了奔赴中国西北的行程。在登上列车的那一刻，袁牧之觉得眼睛有些模糊，一大滴眼泪混着汗水，砸到了地上。
2.延安电影团的成立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1938年10月1日，换上八路军土布军服的袁牧之和他的同伴们，穿过数万株苍苍古柏，迎着带有三分冷肃的秋风，站到了桥山上的黄帝陵前。袁牧之把这里选为他的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第一组镜头的拍摄地，已经安静地睡卧了四千多年的黄帝陵，第一次迎来了现代文明的产物——摄影机。
土布军服的衣摆随风飘动，袁牧之却感觉自己的胸襟满是历史之风的鼓动，一届书生，一个文人，更兼敏锐多感的艺术家，当他被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涤荡之时，其内心的激越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选择黄帝陵作为第一组镜头，袁牧之是想借此唤醒炎黄子孙，宁死不屈、保家卫国。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1938年8月，袁牧之与吴印咸一路风尘来到了距离黄帝陵一百三四十公里远的延安。按照事先的安排，他们直奔八路军总政治部。
延安欢迎他们！作为大上海的艺术家，袁牧之和吴印咸受到了热烈的迎候，常常被人追逐着，簇拥着。总政治部已经做出安排，正式成立电影团，团长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担任，袁牧之任总编导，吴印咸负责摄影工作。最初的电影团仅仅六七个人，只有袁牧之和吴印咸是真正拍摄过电影的，其他人可以说都基本上是门外汉。但电影团的成立往往被定义为人民电影的源头，中共领导的中国电影在真正意义上从此得以诞生。
而延安电影团确定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延安与八路军》。
袁牧之为这部电影确定了四个部分：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人奔赴延安、延安的基本情况、八路军的军事生活、在延安学习后青年人到抗日前方开展各类工作。为此，袁牧之又细分了两个拍摄时段，先在延安地区拍摄完全部需要的素材，然后进入华北敌后根据地实地拍摄。
在延安拍摄期间，让袁牧之心里一热的是，陈波儿从重庆来到了延安。这对曾经在银幕上有完美合作的伙伴，早已经在内心中有了深深的默契。彼此交流时，因为一个眼神在身体内引发的化学变化，让袁牧之着迷。
但感情的火花却首先绽放在了舞台上。袁牧之和陈波儿一起，合作编导了舞台剧《延安三部曲》。这三部曲分别为：奔赴延安、延安生活、上前线去。1939年1月6日，舞台剧在隆冬时节上演，虽然只演了四五场，却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部剧中引人瞩目的还有两个元素：一是陈波儿扮演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小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后来成为长影著名喜剧导演的吕班在这出戏中亮了个相，他为开赴前线的人们演唱了一段大鼓书送行。
1939年1月下旬，袁牧之告诉陈波儿，他们在延安的拍摄阶段已经基本完成，准备到华北敌后根据地继续拍摄电影素材。陈波儿为袁牧之感到高兴，祝福他早日完成这一伟大的梦想。
就在他们计划离开延安的前一天，袁牧之等电影团的成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邀请，毛泽东请他们到自己的窑洞做客，并在窑洞中“宴请”了他们。
尽管简陋，但袁牧之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信任，这种信任影响了他人生的后半程。席间，袁牧之慨叹胶片等拍摄材料短缺，在炮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想出去买一点胶片都是困难的。毛泽东则把话题直指胜利之后：“那时候，你们就英雄有用武之地喽！”毛泽东是浪漫的，也是乐观的，但总是坚定的。这给袁牧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向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发，可不是件容易事儿。他们要穿过一层又一层的封锁线，其实就是在刀尖上走路，不，不是走，是跑。最多的一次，他们背着摄影器械，一口气跑了七十多公里。但袁牧之竟然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累，也许是30岁的身体十分结实，也许是精神紧张和亢奋。袁牧之自己分不清，也不想分清，反正那样的日子，把一个人体内最极致的状态调动了出来，那种感觉太神奇了。
1939年2月初，大西北的寒冷慢慢温和下来，袁牧之这个江南水乡出生的南方人，经受住了战争和自然的双重考验。而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也到达了——驻守晋西北根据地的八路军第120师。在这里，袁牧之见到了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袁牧之向他们提出要拍摄师部首长在前线活动的镜头，还要拍摄部队生活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活动。贺龙和关向应指示相关人员，全力配合。
1939年4月，春风四起。袁牧之和电影团的同仁们又从晋西北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二军分区，见到了分区司令员赵尔陆。除了拍摄他们一直想要的镜头外，他们还意外地在这里拍摄了抗大分校的军事教育活动。
1939年6月，夏热渐浓。袁牧之等人又来到四军分区，见到军分区司令员熊柏涛和政委刘道生。在军分区领导的关怀下，他们又在纪录片中加入了妇救会、儿童团等电影素材。
同年7月，夏日炎炎。袁牧之历尽艰辛，进入三军分区。正是在这里，袁牧之和电影团的全体人员受到了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的接见。聂荣臻告诉袁牧之等人，这里有一个外国人，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拍一拍，他叫诺尔曼·白求恩。
于是，拍摄组成员们临时把对白求恩的拍摄加入到新的计划当中。此外，他们还拍摄了三军分区制造弹药和补给的活动。由于需要做很长时间的跟踪拍摄，他们在三军分区一直逗留到秋风习习。
1939年10月，在《延安与八路军》开拍一周年之际，袁牧之等人来到了一军分区，见到了司令员杨成武、政委罗元。正是在这里，他们赶上了一次日军对敌后的大扫荡，追随着白求恩的脚步，袁牧之等人冲上了前线，他们拍摄到了白求恩在前线抢救伤员的很多画面。后来，因为受到感染，白求恩牺牲了。袁牧之又组织大家拍摄了白求恩追悼会的珍贵场景。
1939年12月，袁牧之迎来了在中国西北的人生第二个冬天。由于已经积累了大量素材，袁牧之和吴印咸等人商量，由吴印咸和徐肖冰各带一组人马继续留在前线拍摄，袁牧之则带着已经拍好的底片火速赶回延安，想方设法进行后期制作，让《延安与八路军》早日与观众见面。
得知袁牧之要返回延安，部队首长们担心他的安全。正好此时关向应要回延安开会，便与袁牧之同行。一路数日，两人朝夕相处，相谈甚欢。快到延安的时候，关向应把一张写着字的纸交给袁牧之。袁牧之展开一看，原来是关向应写给党组织的介绍信，大意是，袁牧之经过一年多的革命历练，已经符合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我可以做袁牧之的入党介绍人。“你尽快去找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吧，向他提出入党申请。”关向应说。回到延安后，袁牧之即刻写了入党申请书，并找到陈云。不久，袁牧之便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远赴苏联与奔赴东北
袁牧之盘算着，回到延安后，详细打听一下情况，如果有一丝可能，便马上出发去香港，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然而，让他焦心的是，去香港的交通路线已经被战争切断，一定要去香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风险太大。后来，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反复权衡，做出了到苏联制作后期的决定，由袁牧之全权负责。
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拍摄出来的《延安与八路军》电影，就要有中国的元素在其中，袁牧之又向上级组织提出，应该给这部电影配上具有中国风格的音乐，所以，希望能有一位懂中国民族音乐的艺术家同行。最后，冼星海被特批与袁牧之同赴苏联，参与制作影片的后期。
令袁牧之感到突然的是，就在他和冼星海确定了出发的日期后，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杨家岭的邀请，毛泽东要给他们饯行。踏着春天刚刚冒芽的青草，迎着阵阵温暖的春风，在和煦的阳光映照下，袁牧之、冼星海以及冼星海的爱人钱韵铃、女儿妮娜，一起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毛泽东给袁牧之和冼星海倒酒，给妮娜夹菜，告诉她多吃点儿鸡肉，那是警卫员听说主席要请艺术家吃饭，专门跑到老乡家里买回来的。毛泽东的目光仍然和蔼但高远，他告诉袁牧之和冼星海，到苏联后可以考察一下电影事业和音乐艺术的建设、管理和发展经验，作为今后新的中国这方面发展的借鉴。
1940年5月，袁牧之一行到达西安办理出境手续。在这里，他遇到了后来创建长影时的同事——钟敬之，两人交谈甚欢，对未来都很憧憬。
足足过了半年之后，1940年的11月份，袁牧之和冼星海才辗转来到莫斯科。北风呼号，白雪纷飞，又是冬天了。袁牧之通过第三国际的关系，把《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素材，送到苏联有关部门去洗印。而他自己，则带着毛泽东的嘱托，想办法来到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这位在中国已经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宁愿从实习导演做起，还当场记，为别人做助手。从这里入手，他开始摸索苏联国有化电影体制的管理经验。让袁牧之更感兴奋的是，他在这里还认识了电影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早已经在电影界闻名遐迩。袁牧之心甘情愿拜爱森斯坦为师，给他做拍摄助手，真心学习电影拍摄技术。
时间飞逝，转眼间，1941年的夏天来临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已经全部洗印出来，可以进行剪辑和配音了。然而，一件让袁牧之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当年的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到处是兵荒马乱，到处是炮火硝烟。在苏联的电影机构及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向后方撤退的过程中，已经洗印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由于经办人的疏忽，丢失了。袁牧之痛心疾首，却莫之奈何。
战争赋予了《延安与八路军》以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样是战争，给了《延安与八路军》致命的一击。人类总想创造些什么，但又从未停止去摧残。
袁牧之有一种伤及心扉的疼，在得到那个丢失的消息的瞬间，他感觉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只想本能地坐下，躺下。那丢失的是他这些年苦苦奋斗的缘由，是他的命！但，他没有气馁，他要活着，他要回去，回去中国，继续他的梦。
然而，混乱持续着，炮火蔓延着，他尝试的所有回去祖国的路线都走不通。那好吧，就在这异国他乡留下来，继续找寻他刻印在光影中的幸与不幸，历史与今天。他随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找到在战火笼罩下仍然坚持拍摄电影《伊凡雷帝》的爱森斯坦，继续做拍摄的助手。
爱森斯坦看过袁牧之主演的电影《生死同心》，十分欣赏袁牧之的表演天赋，认为他是“天才的人”。后来，在爱森斯坦的信任和推荐下，处在异国他乡的袁牧之独立编导完成了当地吟唱诗人江布尔·扎巴耶夫的传纪纪录片《江布尔》。“在江布尔的百岁诞辰即将到来之际，苏联政府准备举行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其中就有拍摄一部表现江布尔百年生平的传记纪录片的内容。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接受了这个拍摄任务后，在精心挑选导演人选时，颇费周折。先是挑了几个苏联方面的电影导演，但都被否定了。后来，经爱森斯坦等几位制片厂资深艺术家的共同推荐，经过莫斯科制片厂领导反复研究协商，决定把这一重任务交给来自中国的袁牧之。”最终，这部纪录片“既像一部诗剧，又像是一部长篇叙事诗，在结构和手法上都很有新意。袁牧之对影片的新颖构思和创新的手法，受到了苏联同行们的一致好评。”（郭学勤：《千面人生——袁牧之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45－146页）
战争是残酷的，不仅是前线的血肉横飞，也有后方的疾病和饥饿。令袁牧之另一件悲痛万分的事情发生在1945年10月30日，就在这一天，与他同来苏联的冼星海因身染重病去世。什么是生死与共，什么是患难真情，也许只有经历了那样残酷的现实，才能深深地懂得。
1945年12月，从阿拉木图回到莫斯科的袁牧之，接到了来自中国的消息，发自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点到了一批回国人员的名字，袁牧之就在其中。而回国的要求则是，到东北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报道。
1946年2月，袁牧之搭乘飞机离开了他漂泊了5年多的苏联，直奔中国东北的沈阳。
当飞机离开地面的时候，伴随着轰鸣声的，还有他滚滚的心潮，那是他带着自己电影梦想流浪的5年，是他经历人世间大风大浪的5年，也是他深入学习、了解苏联电影模式的5年，此时的他，力量在手，抱负在胸。37岁的袁牧之的生命，又一次出发了。
飞机刚一降落，袁牧之就发觉，东北的冬天与西北的延安以及苏联都不相同，东北的冷是干巴巴的，还有点儿大咧咧，像东北的人。
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并不在沈阳，而是设在抚顺。急匆匆赶到，部长凯丰正等着他。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迎接他的，还有他的老搭档钱筱璋，以及田方、许珂等人。
袁牧之和钱筱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互诉离别，开心地哈哈大笑。而说到他们的下一站，大家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长春！
是的，在长春，一座中国大地上电影领域的庞然大物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它此时的名字叫“满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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