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1915年5月15日—2009年12月13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薩繆爾森是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也融合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創立了新古典綜合學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1970年，55歲的薩繆爾森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人。
薩繆爾森的研究涉及經濟理論的諸多領域，例如一般均衡論、福利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等。他的經典著作《經濟學》以四十多種語言在全球銷售超過四百萬冊，成為全世界最暢銷的經濟學教科書，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書中的稅收理論、政策主要包括稅收性質、稅收原則、稅收影響。
學術成就
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
生產要素報酬就是生產要素的收益，要素報酬等於要素的邊際產品價值。要素的邊際產品也就是要素的邊際生產率。
在短期內，雖然產品價格會因為國際貿易而發生變化，但生產要素還來不及在部門間流動。因此，國際貿易在短期內隻影響產品價格。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知道，一國出口產品的相對價格會上升，進口產品的相對價格會下降。由於MPL和MPK不變（因為生產要素不流動），而出口產品價格（PX）上升，所以出口行業使用的勞動和資本的報酬（WX，RX）都會增加。反過來，由於進口產品價格（PM）下降，進口競爭行業使用的勞動和資本的報酬（WM，RM）都會減少。也就是說，出口行業的生產要素所有者受益，而進口競爭行業的生產要素所有者受損。
長期來看，生產要素可以在各產業間自由流動。國際貿易對生產要素報酬的影響就要結合產品價格和要素邊際生產率的變化來分析。由於貿易的結果使出口行業的資本和勞動受益，報酬提高，進口競爭行業的資本和勞動就會向出口行業流動。這裡我們假定出口行業是勞動密集型
青年時代的薩繆爾森 的，進口競爭行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這樣，進口競爭行業的資本—勞動比率較高，當本國進口競爭產品產量因國際貿易而減少後，轉移出來的資本就比勞動多；另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的出口行業的勞動—資本比率相對較高，在出口產品產量擴大後對勞動的需求大於對資本的需求。這樣，從進口競爭行業轉移出來的資本多，但需求少；轉移出來的勞動少，但需求卻更多。結果就是資本相對過剩，勞動相對不足。如果兩個行業都按照原來的資本—勞動比率生產的話，就會有一部分資本閒置下來。
但是，當資本過剩時，它就會變得相對便宜，這樣閒置的資本就會被兩個行業吸收，以用來替代相對稀缺從而昂貴的勞動（這裡我們假定勞動和資本可以相互替代）。這樣，兩個行業都會比貿易前投入更多的資本來替代勞動，於是它們的資本—勞動比率都會比貿易前提高。由於資本投入增加，各行業中的勞動邊際生產率提高，而資本邊際生產率則因為資本投入增加而下降。結果對出口行業而言，由於PX提高，MPL也提高，所以WX也就上升，也就是出口行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報酬提高；對進口行業而言，由於PM下降，MPK也下降，所以RM也就下降，也就是進口競爭行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報酬下降。
在以上的長期分析中，國際貿易對出口行業資本報酬的影響以及對進口行業勞動報酬的影響是不確定的，但我們可以通過下面的推導來說明這兩種要素報酬的變化：我們的分析一直假設貿易前兩個國家國內要素市場是均衡的，這樣，出口行業的工資水平和進口行業的工資水平就是相等的，即WX = WM，同樣，出口行業的利潤水平和進口行業的利潤水平也是相等的，即RX = RM。在貿易後的要素市場也將形成均衡，從而進出口行業的工資和利潤在新的均衡狀態下也必然是相等的。這樣，開展貿易後，我們已經推導出出口行業的工資將上漲，進口行業的利潤將下降。那麼，在貿易後WX = WM，RX = RM的情況下，進口行業的工資水平WM也會上升，而出口行業的利潤水平RX也會降低。
把以上分析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長期來看，開展國際貿易後，出口產品生產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也就是本國充裕的生產要素）的報酬會提高，而進口產品生產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也就是本國稀缺的生產要素）的報酬會下降，而且無論這些生產要素在哪個行業中使用都是如此。這個結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斯托爾珀(Wolfgang Stolper）和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論證的，因此稱為“斯托爾珀—薩繆爾遜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從上面的分析中還可以看出，發生國際貿易後，由於生產要素報酬（價格）是產品價格與要素邊際生產率的乘積，所以生產要素報酬的變動會超過產品價格的變動。這一結果被稱為國際貿易的“放大效應”（magnification effect）。
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
只要存在產品價格的差異，兩國就會繼續開展貿易，但最終的結果將是兩國兩種產品的價格完全相等，而生產要素的價格也完全相等，此時如果其他條件不變，貿易也就停止。兩國間開展貿易的結果會使兩國的生產要素價格最終相等這一趨勢被稱為“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由於這一定理是由薩繆爾森根據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邏輯論證的，因此該定理又稱為“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定理”。
學術思想
薩繆爾森：凱恩斯主義的集大成者
1931年，聰明勤奮的薩繆爾森，在十五歲的時候就考入芝加哥大學，專修經濟學。儘管他進入經濟學的領域純屬偶然，但結果證明，經濟學這一行如天造地設般適合他，用他自己的話9月2日（芝加哥大學開學的這一天）才是他真正的生日。
進入大學後，他高效率地利用時間學習，博覽群書。他愛好廣泛，課餘常把做高等數學習題作為自我消遣。他對物理學也有濃厚的興趣。初入大學時，薩繆爾遜年紀雖輕，但沉著穩重，喜歡思考。他對前人的理論總抱著審視的態度，尋覓理論尚未完善或不完美的地方。薩繆爾遜最後以優異成績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學士學位，其平均成績是A，隨後他從容地進入哈佛就讀。進入哈佛大學後，薩繆爾遜的眼界大為開闊，這裡的學術思想與芝加哥大學迥然不同。 [9]
面對著各種學術流派，他更加刻苦地探討和研究、類比各種學說的異同，找出他們的不足。1936年，即來到哈佛大學一年後，薩繆爾森獲得了碩士學位，並以敏捷的思維、廣博
晚年的保羅·薩繆爾森 的知識及實幹精神，贏得了哈佛大學經濟學權威人士阿爾文·漢森教授的青睞。漢森收薩繆爾森做自己的助手，這使他對各種學派的研究更為深入。他不斷地探討漢森的學術思想，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同時也為自己選擇研究的主攻方向。 [9]
1936年，自英國內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他最有影響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一書以後，美國許多經濟學者對凱恩斯的學說大感興趣，薩繆爾遜的導師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原來反對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政策，提倡“自由放任”，後來轉而成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傳播人，把凱恩斯主義移植到了美國。他不但繼承凱恩斯的經濟學說，而且把這種學說理論通俗化，還做了一些補充發展，後來成為美國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權威人士之一。薩繆爾森縱觀凱恩斯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感到確有可研究之處，於是師生協作，不斷宣傳凱恩斯主義，並對它做了進一步的補充。這樣，漢森和薩繆爾森便成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薩繆爾森對研究凱恩斯主義所做的貢獻遠比他的導師大得多。
薩繆爾森在攻讀博士學位時，重新閱讀了從威廉·配弟到亞當·斯密，從李嘉圖到馬歇爾、瓦爾拉斯以及帕累託、庇古、凱恩斯等人的著作，得以縱觀整個經濟思想史，並以新的眼光看待凱恩斯主義。
乘數-加速原理
針對凱恩斯在《通論》中提出的“投資乘數論”和“就業乘數論”，漢森認為，乘數論不足以說明問題，原因是乘數論沒有說明一定量的投資如何引起收入和就業的增加，也沒有明確收入（或消費）的變化如何引起投資的變動。因而只有把加速原理（關於收入或消費量的變化如何導致投資量變動的理論）和乘數論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充分估計乘數的作用，並解釋經濟增長中的週期波動現象。
薩繆爾遜注意到了乘數論和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關係，他在導師的提示下巧妙地把兩者合為一體，於1939年發表了他的處女作《乘數分析與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並首創經濟波動的模型，指出政府開支對國民收入的重大作用。西方經濟學界認為，這一開創性的研究是他在經濟週期理論方面的重要貢獻之一。
經濟學界的通才
薩繆爾森的研究，涉及經濟理論的諸多領域。他根據所考察的各種問題，採用了多種數學工具，使用了既包括靜態均衡分析，也包括動態過程分析的方法，這對當代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許多理論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影響。薩繆爾森對靜態、比較靜態、動態三者的聯繫和區別，做了精闢的論述。在一般均衡論方面，他補充並發展了希克斯關於靜態一般均衡穩定條件，進一步發展了均衡的極大條件、均衡位移和提·查特萊爾原理，並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經濟實例，說明數理方法的普遍適用性。
薩繆爾森和弗裡德曼 論的建立和在實際生活中實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論述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自庇古（一位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以來在福利經濟方面少有的理論之一。
在國際貿易理論方面，薩繆爾森補充了比較成本學說的“赫克謝爾—俄林定理”，對貿易國之間的生產要素價格趨向均等的條件作了嚴密論證，被西方人士公認為“赫克謝爾—俄林—薩繆爾遜模型”。他論述了國際貿易對貿易國利益的影響，被各資本主義國家認為是現代國際貿易理論的一項重要發展。由於薩繆爾森在經濟理論界全面開創性的研究，麻省理工學院在1947年提升他為經濟學教授。同時，美國經濟學會吸收他為會員，並授予他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
稅收思想
保羅·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在《經濟學》一書中論述的稅收理論和政策主要包括的內容有稅收性質、稅收原則、稅收影響：
稅收性質
“在決定如何向他們自己徵稅時，人民實際上所決定的是如何把滿足社會需要的資源從各個家庭中取出，從他們所擁有的企業中取出，以備作為公有物品和勞務來使用。”在這裡，薩繆爾森指出了政府的稅收是來自對私人部門的徵收，這是稅收的第一次再分配；另一方面，他認為，政府取得的稅收主要用於轉移支出，這是第二次再分配。"國家也在福利轉移支付上花錢，把錢給予社會上某些人，以便用於他們的私人需要。"他進一步分析，稅收的上述兩次再分配是對社會有利的，是公平的，因為稅負是“落於富人，而不是窮人”，“落於有形資源（如土地和財產），而不是勞動力所有者身上”。十分明顯，薩繆爾遜企圖通過對稅收經濟性質的分析來說明資本主義國家是一種公平分配，它抹殺了資本主義稅收的根本性質，掩蓋了資本主義國家稅收的真正來源。 [12]
稅收原則
薩繆爾森對傳統理論中的“利益原則”和“犧牲原則”兩個稅收原則進行了分析，認為這兩個原則固然重要，但他們卻存在選擇上的困難。“設想甲乙二人一切相同，其唯一不同之處是乙的財產和收入為甲的十倍。這是否意味著乙為警察保衛繳納的稅款的絕對量應和甲一樣？或者為了支付警察費用，乙應繳納同一比例的收入？或者，由於警察需用較多的時間來保護富人的財產，境況富裕的乙必須用收入的較大比例來付稅才算是償付了他在警察費用中的公道分額?“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採用兼顧兩個原則的公平合理原則，分別按橫的公平和縱的公平徵稅。"對於情況相同的人徵收相同的賦稅；對於情況不同的人，徵收不同的賦稅。"為此，一國應採用比例稅率和累進稅率。
稅收影響
稅收對經濟有較大影響，這種影響反映在許多方面：
一是影響收入分配。薩繆爾遜是通過洛倫茲曲線來說明稅收對國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的。
二是稅收對勞動力的影響。在一些場合，如勞動力工資較低或稅率較低，所得稅可以刺激勞動者努力，而在另一些場合，如累進稅率較高，所得稅則可能妨礙勞動者努力。
三是稅收對投資的影響。薩繆爾森認為，累進稅會給風險投資帶來不利影響，累進程度越大，這種影響就越大。但是，累進稅同時也有對這種影響的抵消作用，因為“稅款取自僅僅花費其增長的收入的微小部分的節儉的富人，而不取自花費其一切的窮人。以此而論，累進稅可以把消費的力量保持在高水平”。消費水平高，自然對投資有利。
四是稅收對消費和國民收入的影響。薩繆爾森認為，稅收對消費的影響是巨大的，政府增加稅收，使得“我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將降低，而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又使我們減少消費支出”。他分析到，消費支出的減少必然使消費曲線下移，較低的消費曲線自然相交於較低的國民收入曲線，導致國民生產總值的減少。結論是，稅收的增加對消費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導致國民收入下降。 （部分資料來自網絡，侵權聯繫必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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