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棗莊，一座名不見經轉的中國四線小城。人們在一座百年老樓裡（棗莊煤礦原辦公大樓，又稱“飛機樓”建於1923年，由德國設計師設計，歐洲哥特式建築風格，為東西走向的兩層建築，層高4米，總建築面積2813平方米，當時投資144萬元），偶然發現了一個密室。在一個鏽跡斑斑的保險櫃內，掩藏已久的奇觀令世人驚歎不已：這裡竟然存放著100年前發行的股票。股票的大股東不僅有叱吒風雲的少帥張學良，還有北洋政府總統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國務總理朱啟鈐，大軍閥張勳、倪嗣沖等人。為什麼張學良的股票會出現在這裡？作為一位聲名顯赫的軍界要人，他怎麼會持有工商業股票？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企業？為什麼風雲人物在此聚集？塵封已久的密室，還藏有怎樣的驚天秘密？
中興煤礦公司原辦公大樓，“棗莊煤礦”2004年7月，棗莊礦業集團新中興公司在籌辦中興文化展室時，再次打開了老中興公司的檔案，在保留至今的一百多張舊股票中，意外的發現了股東張漢卿的股票。東北軍少帥張學良，字漢卿，那麼這個張漢卿到底是不是張學良，眾人猜測紛紜。如果是張學良，這樣一位聲名顯赫的軍界要人怎麼會持有工商業股票，這張股票又為何會存放在新中興公司的密室內？根據現存檔案資料顯示，第一次入股時間是在1916年，入股股金6萬兩白銀，按照時間推算，張學良出生在1901年，到1916年年僅15歲，年紀輕輕拿出鉅額資金入股工商業，的確匪夷所思。而在此後的檔案查閱工作中，人們又吃驚地發現，在中興煤礦公司竟然出現了兩個張學良。
張學良股票
中興煤礦公司，1878年在山東嶧縣創辦，因為嶧縣煤礦資源豐富，礦質優良，加上國內正掀起興辦民族工業的熱潮，大批愛國志士、官僚政客加入到興辦民族工業的行列中來，以實業救國,在地主、官僚、富商合股集資下，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國人自辦的民族礦業——商辦山東嶧縣中興煤礦股份有限公司。中興公司在動盪不安的社會環境下，歷經幾十年艱難發展，實力逐漸雄厚，成為中國近代三大煤礦之一，同時它發行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股票。一百多年後，這些原始股票被成捆存放在地下密室中，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直到2004年，一個意外發現，也就是股東張漢卿股票的出現，使這些股票迅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根據中興公司股票賬冊顯示，在1916年，其中有一股資金以張學良名義入股，股票本金6萬兩白銀。1916年，東北軍少帥張學良正就讀於私塾，怎麼會成為千里之外的一家企業的股東呢？在這些保存一百多年的歷史檔案中，又能否揭開股票持有者的身份之謎？
光緒四十三年文件
一張至今保存完好的請假條，署名張學良，正是這張請假條，成為確定股票持有者身份之謎的關鍵。在請假條的最上方，紅色字跡清晰可見，“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用牋”。1928年，張學良將軍宣佈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編入東北邊防軍，國民政府特任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這張既有張學良署名、又有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字樣的請假條，足以確定，張學良入股中興公司，而且張漢卿的股票就是少帥張學良本人持有的股票，直到2004年，張學良與中興公司這段塵封的歷史才得以昭告社會。然而依舊令人感到不解的是，1916年還是毛頭小夥的張學良怎麼會拿出鉅額資金入股？又為何會與遠在千里之外的中興公司結緣呢？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全國仍處於軍閥割據混戰的狀態，企業的生存發展尤為艱難，在戰亂之下，企業若想取得長足發展，必須尋求軍閥的庇護，一是利用軍閥的勢力，維護企業的安全，二是從軍閥那裡籌集資金，擴大公司規模。在這一形勢下，中興公司也開始拉攏軍閥。1916年，中興煤礦公司生產的煤炭已經達到30萬噸，為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能源支持，而在軍閥混戰的環境下，能源是各派軍閥爭相搶奪的一個重點，而且能源企業豐厚的利潤也吸引了大批軍閥紛紛入股。時任清史館館長的趙爾巽是中興公司的大股東，趙爾巽又與張作霖頗有交情，在趙爾巽的介紹以及中興公司的邀請下，張作霖決定拿出6萬兩白銀，入股中興公司。然而張作霖一心想要獨霸東北，做“東北王”，忙於軍務要事，無暇顧及經營，再者，張作霖文化水平不高，他考慮不如讓有文化的兒子參與，這樣張作霖就以張學良的名義入股中興公司，年僅15歲的張學良變成了中興公司的大股東。1920年，張學良從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畢業後，在父親張作霖的手下任職，並很快得到提升。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張學良任“鎮威軍”東路軍第二梯隊司令，雖然在山海關組織敗兵迎擊直係軍閥主力，阻止了直軍的進攻，但最後仍以奉系戰敗告終。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張學良任鎮威軍第三軍軍長，擔任山海關一線的主攻任務，打敗了直軍主力，奉系最終取得勝利。從此，張學良一舉揚名，家喻戶曉。張學良雖然是聲名顯赫的軍閥，但在張學良內心，一直心存實業救國的大志，大力發展工業，同洋人爭奪利權。1925年，在中興公司第15次股東會議上，已是奉軍中將師長、東北三省空軍司令的張學良，當選為董事。
張學良
在中興公司創建初期向光緒皇帝上書並得到回信
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進入軍閥統治和混戰時期。新舊軍閥為了爭地盤，擴實力，經常打仗，鬧得雞犬不寧，民不聊生。棗莊地處蘇魯豫皖邊界和津浦、隴海鐵路的交匯地帶，是軍閥拉鋸戰的嚴重受害區。“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中興公司的煤炭生產和運輸遭受軍閥混戰的影響和損失很大。1923年之後，煤炭年產量和實際銷量大幅度回落，1928年一度被迫停產。因生產不正常，煤炭運不出，每年給中興公司造成的營業虧損都在百萬元以上。不僅如此，大小軍閥為了籌措軍費，經常到中興公司敲詐勒索、搜刮攤派，要求中興公司負擔過往軍隊的給養費、招待費、開拔費等名目繁多的費用。棗莊駐軍有時多達上萬人，吃喝拉撒都要中興公司負擔。另外，“時有成群士兵，攜帶槍械，強取煤焦，並令抬夫抬往他處發賣，稍有勸阻，即將用武，合計所損頗巨。”好端端一家煤礦企業被軍閥糟蹋得瀕臨破產。那年月沒有講理的地方，只能忍辱負重、忍氣吞聲、自嘗苦果。
原礦井大門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4.12”反革命政變。為繼續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與新舊軍閥爭奪統治權，急需大量軍費，為此，國民黨財政部發行了所謂的“二五庫券”（以徵收2.5%的關稅附加稅為擔保。如果出賣，只能收回票面額的70%）。當年7月，蔣介石的軍隊進駐棗莊。當時中興公司連年積累的債務已達500多萬元。為了企業生存，中興公司明知上當，也不得已向興業、交通、中南等銀行以公司資產作抵押，認購了“二五庫券”100萬元。並向蔣介石秉陳歷年兵匪騷擾之苦，請求給予保護。蔣介石在中興公司的報告上親筆批示：“據稱該公司歷受軍閥騷擾，瀕於破產，自願認購庫券一百萬元補充軍需，強求保護等情，具見深明大義，殊堪嘉許，應準分電前敵各軍予以保護，並分函財、交兩部查照辦理，以維實業。”
不久，蔣介石撤軍南下，棗莊又落入奉系軍閥的統治之下。1928年4月，蔣介石的軍隊再次佔領了棗莊，要求中興公司再報效軍餉500萬元。中興公司借貸無門，只好硬抗。蔣介石立即下令委派國民黨大員俞飛鵬帶領人馬組成“整理中興煤礦委員會”，進礦強行接管營業管理權。一方面不準中興公司自行銷售煤炭；一方面在上海登報招標出售中興公司的存煤30萬噸（約售價300萬元）。妄圖以高壓手段脅迫中興公司交出500萬元軍費。5月上旬，中興公司派代表與俞飛鵬談判交涉，而俞飛鵬限5月底交清100萬元以充軍餉。當時中興公司確實無錢可交，談判陷入僵局。蔣介石認為中興公司是軍閥奸商，竟敢“朋比為奸，背約要挾，企圖阻撓軍餉”，下令沒收中興公司全部資產，“如敢違抗，定予嚴辦不貸。”
蔣介石和張學良
面對生死存亡的緊要關口，中興公司在天津召開股東會議研究對策，並聯系主要債權人——江浙財團的五大銀行、華北財團的四大銀行共同出面交涉。因為這時中興公司已欠各銀行債務達500多萬元。如果蔣介石沒收中興公司，這些銀行欠款將無法償還。為此各大銀行聯名委託律師登報聲明：“銀行財團擁有中興公司存煤的抵押物品權，堅決反對有損債權人權益的任何交易。”要求留煤抵債，並恢復煤炭生產。同時致電“整委會”，要求接管中興礦權後，履行銀行和中興公司的契約，償還中興公司所欠各銀行500多萬元的貸款。中興公司還利用新聞媒體展開宣傳攻勢，《大公報》發表了中興公司總經理朱啟鈐致蔣介石的電文，要求蔣介石認真履行國民政府對內五項宣言中保護實業的承諾。當時的上海銀行公會、總商會、全國礦業聯合會紛紛公開致電蔣介石，一致認為，沒收中興公司財產沒有法律依據，將失去整個實業界、金融界對國民政府的信任和合作。此外，中興公司還通過各種關係找到與蔣介石私交甚好的國民政府財政次長錢新之、曾任民國總統的黎元洪、國民黨高官宋子文等要員直接向蔣介石疏通講情。
蔣介石和宋子文
在各方面的壓力下，蔣介石命令俞飛鵬暫緩沒收中興公司。後經過艱難的談判，中興公司被迫上交“整委會”100萬元；沒收安徽軍閥倪嗣沖和湖北軍閥張敬堯在中興公司的所謂“逆股”26萬元，這才平息了“沒收中興公司”的風波。接受這次事件的教訓，中興公司更加註重藉助銀行財團的經濟實力，利用國民黨的上層關係。在1928年改選公司董事會時，將興業銀行總經理葉揆初推舉為董事會長；將一直居間斡旋的蔣介石的財政顧問錢新之聘為中興公司的總經理，使公司的生產經營逐步走向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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