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27 22:00:37 楚夭

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

——季羨林

提起敦煌，我們大概能想到美輪美奐、惟妙惟肖的彩塑、壁畫，想到它悠久的歷史文化，可能也會想到壯麗的自然風光。如今敦煌已經成為文化旅遊的代表目的地之一，很多人對敦煌心馳神往，想要去體驗那獨特的文化風俗。

隨著技術的發展，敦煌數字化已經得到快速發展，敦煌相關的主題展覽、數字產品、文創產品也十分常見和流行，但是敦煌能夠發展到今天的樣子是經歷了許多艱辛的，融合了很多人的心血與青春。

二十世紀初敦煌文物流傳情況

敦煌，位於甘肅省西北部，已有2100多年的歷史，歷來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從公元 4 世紀到 14 世紀，中國古人花了一千多年開鑿出南北長1680米的敦煌石窟群。

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性文化遺產，因擁有璀璨奪目的壁畫彩塑、數以萬計且內容豐富的經卷文書而蜚聲中外，也是很多人心馳神往的地方。

它是建築、彩塑、壁畫組成的綜合藝術體，不僅是佛教藝術的典範，而且是中古社會的歷史畫卷。

但是莫高窟文物卻曾在20世紀初經歷過五次浩劫，導致其多年來流離失所，散失海外。

那時中國國力衰弱，政府軟弱不堪，頻頻受到國外的侵擾，許多珍貴的文物遭到無情的掠奪。

莫高窟經卷的發現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居住在莫高窟三清宮的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第17窟甬道的積沙時，偶然發現了一個封閉的小石室，挖開探視，發現其中藏有五六萬件成捆的經卷文書和其他文物，這就是著名的藏經洞。

這次發現的意義重大，轟動了國內外學術界，與殷墟甲骨、內閣檔案大庫、居延漢簡一起被稱為20世紀中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

然而王道士並沒有認識到這批文物的巨大價值，沒有及時報告官府，而是在洞中尋求值錢物件，甚至將一些精美的佛經寫卷和絹畫送給附近的官紳和士大夫們，以換取功德錢。

由於他們學識不足、視野狹窄，這些珍貴的文獻並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和肯定，反而吸引了一批國外的探險隊和考察團，他們騙購併竊取了大批珍貴的檔案文物，導致敦煌文物長期流散海外。

圖源：新民週刊

第一次浩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1907年，斯坦因利用王道士的無知與對宗教信仰的感情，在莫高窟向他廉價騙購敦煌文獻24箱，遺畫和絲織品等5箱，並拍攝了莫高窟壁畫等。

1913年至1915年，他再次到達敦煌，又從王道士手中騙購敦煌寫本570餘件和一些木雕、彩塑。

斯坦因收集品中，凡是漢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文獻皆歸倫敦的英國博物館保管；凡是于闐文、龜茲文、藏文等文獻皆歸倫敦的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保管，繪畫則由資助斯坦因探險的英國、印度分藏。

表格數據來源：王素：《敦煌吐魯番文獻》，文物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95頁。

第二次浩劫：法國人伯希和

1906年至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率中亞探險隊進入新疆絲綢之路北道，與不會說中國話的斯坦因不同，伯希和是一個精通漢語、熟悉中國古典文獻的漢學家，曾多次到中國購買中國古籍，他對藏經洞進行了細緻考察，在敦煌莫高窟抄錄壁畫題記，攝製壁畫照片，又以500兩白銀的價錢從王道士手中騙購寫本、印本經卷、文書和遺畫等6000卷，運往巴黎。

洞中佛經最多，中國文人之於此發現不甚重視

——伯希和

伯希和的這些收集品中的文獻材料基本上全部入藏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的東方寫本部。而其中的美術品，計有220多幅繪畫品、21件木雕、絲織品殘片和畫幡、經帙等美術品的主體，先入藏羅浮宮博物館，後來則陸續轉入集美博物館。1947年，吉美博物館改組為法國國家博物館的亞洲藝術部，收藏於羅浮宮的伯希和所獲美術品全部歸集美博物館收藏。

表格數據來源於王素的《敦煌吐魯番文獻》和榮新江的《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

第三次浩劫：日本人吉川小一郎

1911年，大谷探險隊成員吉川到達敦煌，他拍攝了洞窟，先後得到一些寫經、文書，並騙取了幾尊彩塑。

1912年，大谷探險隊另一名成員橘瑞超趕往敦煌與吉川回合。在敦煌他們分別從王道士及其他人那裡買到一些敦煌寫本。這些寫本在大谷光瑞去世後，一部分捐贈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留在旅順的600餘件敦煌寫本於1954年調到中國國家圖書館保存。

1911至1912年間，吉川總計向村民購買佛經3次，共7卷，並向王道士兩次騙購佛經169卷、200卷，掠走兩身雕塑，這些文物現藏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第四次浩劫：俄國探險家鄂登堡

1914年，鄂登堡所在的考察團到達莫高窟，詳細研究了洞窟壁畫與彩繪，認真進行了攝影、復描、繪畫、測繪、考古清理、發掘和記錄工作，繪製了莫高窟南北兩區的崖面平面圖。

1915年，考察團回國時帶走了千佛洞測繪的443個洞窟的平剖面圖，拍攝了2000多張照片，剝走了一些壁畫，拿走了幾十身彩塑，繪製了幾百張繪畫，同時也帶走了莫高窟南北兩區洞窟中清理發掘出來的各類文物，加上在當地收購的文物，如各類繪畫品、經卷文書等。

這些文物現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表格數據來源於榮新江的《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

第五次浩劫：美國人華爾納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初次到達敦煌，此時藏經洞的文物已被瓜分乾淨，他便開始掠奪莫高窟的壁畫。他用塗有粘著劑的膠布敷於莫高窟壁畫表層，剝取唐代壁畫十餘幅，連同彩塑供養菩薩等兩身。另外，他還購得敦煌文獻《妙法蓮華經》殘卷

1925年，他再次組織考察團到敦煌，想剝取洞窟壁畫，但遭到阻止，未能得逞。

表格數據參考於榮新江的《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王素的《敦煌吐魯番文獻》及劉進寶的《敦煌學通論》

第六次浩劫：英國人巴慎思

英國人巴慎思被認為是最後一個盜取敦煌文物的外國人，但並未得逞。

甘肅省檔案館所存5件民國檔案記載了他當年在敦煌千佛洞盜取壁畫彩塑的內幕。

根據記載，巴慎思以《英文北平時事日報》特約記者的身份前往敦煌遊歷，隨行有兩人，一個是翻譯，名叫汪銘洲，吉林人；一個是僕役，名叫毛殿榮，北平人。他們於1935年到達敦煌。

查有英文《北平時事日報》記著英人巴慎思隨帶翻譯吉林人汪銘洲，伕役北平人毛殿榮共三名，於本月十二日由西安來蘭，住江蘇賓館。該英人攜有英國政府發給遊歷護照一件，曾經中國駐倫敦總領事館驗證，並經北平市政府及河北省會公安局加簽。擬前往敦煌遊歷。

——甘肅省會公安局呈（1935年3月16日）

到達敦煌之後，巴慎思赴千佛洞“遊歷”，但是他在遊歷之時，被精美的壁畫彩塑所吸引，趁人不備，用鐵器將洞窟內的“佳像”盜取下來，藏匿車中，企圖運出帶走，但是他的舉動被查覺阻止，未能得逞。

巴氏違背條約，暗用鐵器，抱取洞內佳像，竊裝車中，當被查覺，押送西安縣府，或遞解或放行，立候電示祗遵。

——敦煌縣長楊燦電呈（1935年4月22日）

至此，藏經洞的大部分文物已然流散於世界各地，多次盜取對於敦煌文物的破壞無疑是毀滅性的。

敦煌文物的散失對於中國學者也是極大的羞辱，中國的學者們必須面對“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屈辱，一次次地跑到國外看敦煌經卷的微縮膠捲，忍辱負重地在敦煌文獻的整理、綜合研究和理論研究諸方面奮起直追。

數字敦煌——敦煌文物的數字化開發

對敦煌文獻的追討從它流失時就開始了。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獻得以以膠捲、照片等形式回到國內出版再生。1997年10月9日，日本人青山慶示將其父青山衫雨收藏的8件(11種)敦煌遺物送還中國，其中一件“歸義軍衙府酒破歷”與敦煌研究院保存的一件字跡完全相同，就連卷邊撕裂的痕跡都完全吻合，實為一份文獻的兩部分。除此之外，甘肅省檔案館一直在致力於散失在民間的敦煌國家重點檔案的徵集工作；中國的文物檔案保護者們也曾呼籲國際社會, 讓敦煌遺產迴歸敦煌。

由於種種原因，敦煌文物完全迴歸中國的希望渺茫。

但是數字化卻為敦煌文物保護及開發利用提供了新的機遇，藉助數字技術，敦煌文物煥發出新的生機。

敦煌研究院是實行數字敦煌的主體機構，是敦煌學研究的科研機構，它的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50年改組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擴建為敦煌研究院。

數字敦煌緣起

“數字敦煌”的概念由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在上世紀80年代末提出，就是將數字技術引入敦煌石窟保護，將洞窟、壁畫、彩塑及與敦煌相關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數字圖像，彙集成電子檔案，以利永久保存、永續利用的思路。

“數字敦煌”，就是通過非接觸式的數據採集及光學測量技術，把石窟的建築形體、塑像和壁畫的材料、紋理、質地等數據信息，存儲到計算機當中，達到永久保存的目的。

“數字敦煌”項目的內容是廣泛的，最核心的內容是：莫高窟需要拍攝500多個石窟的完整圖像，包括石窟壁畫和塑像的單個和拼接圖像，儲存完整的研究保護石窟考古數據及文獻。

敦煌文物數字化

數字化，是指將任何連續變化的輸入如圖畫的線條或聲音信號轉化為一串分離的單元，在計算機中用0和1表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數字化也是十分常見的，比如把一份紙質文件掃描成PDF文件，用相機拍攝照片都是數字化的形式。

20世紀8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與中科院遙感專家合作，由於其不懂文物拍攝，效果並不理想，但是敦煌數字化項目得到了科技部門的支持。

20世紀末，美國芝加哥大學向敦煌研究院介紹瞭如何拍照、布光和照片拼接，由紐約梅倫基金會提供資金，支持這個項目。

21世紀後，隨著文化旅遊熱的興起，敦煌的遊客量越來越大，2012、2013兩年的年遊客量均超過70萬人次，遠超合理承載量。加上敦煌自然環境的因素，氣候乾旱，風沙侵蝕嚴重，敦煌文物面臨著嚴重的危機，據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統計顯示，

492個洞窟中的壁畫與彩塑，有50%以上出現褪色、起甲、酥鹼、脫落等損害，所以敦煌文物保護工作顯得十分緊迫。

在此背景下，數字敦煌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敦煌研究院和國內的科研單位、大學合作研究敦煌數字化。經過多年探索研究，形成了一整套先進的數字影像拍攝、色彩矯正、數字圖片拼圖和儲存等敦煌壁畫數字化保存技術。

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成立了數字中心，吳健和副主任孫志軍帶領團隊開始獨立繼續“數字敦煌”項目，當年就將拍攝精度提高到150dpi。考慮到未來更廣範圍的應用，數字中心決定將拍攝精度提高到300dpi。

從75DPI提升到300DPI是什麼概念？以1平方米壁畫為例，用75DPI分辨率拍攝只要兩張，用300DPI拍攝的話要60-70張，拍攝和後期圖像拼接的工作量大幅度增加。

——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副主任張志軍

完成高精度、色彩逼真的數字壁畫採集存儲是基礎，而在此基礎上與虛擬漫遊技術和三維測量技術等相結合，則是“數字敦煌”對莫高窟再現的一種手段。

——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主任吳健

圖源：敦煌數字展示在線首頁

早期石窟拍攝工作是十分艱苦的，因為壁畫本身為二維，用單幅相機無法拍攝，並且洞窟的拍攝環境很複雜，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拍攝出滿足要求的照片成了難題。

為此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與美國西北大學合作，開發出“多視點拍攝與計算機結合處理”通過一個軌道，

多點、分層拍攝，最後通過計算機來合成，從而避免單幅拍攝壁畫時畸變和光線不均等問題。通常情況下，花一個月採集到的數據，需要三個月左右來後期處理。在工作過程中，拍攝耗時最長的是61號窟。這個洞窟高9.8米，壁畫面積為756平方米，項目組4個攝影小組20多名工作人員一起工作兩個半月，累計拍攝47000多張照片，才完成整個洞窟的數據採集。

每個洞窟拍攝前都要制訂一個總體設計方案，要先進行洞窟現場調查，現存壁畫面積，牆面、佛龕等攝影距離是多少，牆面的平整度有無變化，洞窟有無攝影難點……形成一個詳細的數字化工作方案，並作出拍攝時間、預計拍攝圖片張數，鏡頭、布光使用等具體執行方案。

——喬兆福（數字敦煌最資深的攝影師之一）

圖源：敦煌數字展示中心首頁

隨著技術的發展，敦煌洞窟的拍攝環境和條件也逐漸得到改善，工作效率得到提升。

微軟亞洲研究院科研團隊為敦煌莫高窟量身訂製了十億級像素的“飛天號” 數字相機系統，它的機身像21寸電視機，最大的優勢在於其軟件的自動拼接功能和焦點合成技術，能夠用一幅照片就能拍攝完成一個完整的中型佛龕。使用“飛天號” 只需幾個小時就可以完成一箇中型佛龕的採集工作，而完成一張9平方米壁畫的採集工作僅需要十幾分鍾。

上海印刷集團有限公司的科研團隊則研究出了新的石窟拍攝及數字化展示的方法。他們先用高精度數碼相機採集壁畫圖像，再把打印出來的成品裱貼到三維洞窟木模牆體和天棚上，就模擬了敦煌石窟內的場景，配上仿製的彩塑佛像，就能讓觀眾有身臨其境的感覺。

2012年，敦煌研究院與浙江一家公司合作，實現雕塑三維數字化

，現在已將莫高窟的12尊雕塑進行三維重建，進行3D打印技術輸出。

截至2018年，數字敦煌項目已完成28身彩塑三維重建，採集198個數字化洞窟，數字化圖像處理90個洞窟，高清圖形採集精度達到300dpi。

數字敦煌網絡資源庫的建設

在文物保護與利用工作中，數字化工作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實現“數字化”向“數據化”的轉變，實現敦煌文物的共享與傳播，使其可以滿足全社會的文化需求。

數字敦煌資源庫的建設便是為了讓更多人可以足不出戶地欣賞敦煌石窟的珍貴文物，也可以更好地保護敦煌石窟，通過這個資源庫，我們可以全景式地漫遊敦煌石窟，甚至可以觀賞到一些不對外開放的文物。

2015年8月，數字敦煌資源庫項目正式啟動。

2016年5月，數字敦煌資源庫正式上線

，首次向全球發佈敦煌石窟30個經典洞窟的高清數字化內容及全景漫遊節目，跨越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10個朝代，其中絕大多數石窟都是未對遊客開放的。

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

2003年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樊錦詩提交了《關於建設敦煌莫高窟遊客服務中心的建議》的提案，建議建設數字影院和球幕影院等現代化多媒體演示場所，向觀眾全面展示莫高窟的歷史文化背景與石窟藝術經典。

2014年8月，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竣工投入使用，實行單日6000人次承載量控制、網絡預約、分時段參觀、數字化虛擬洞窟實景展示與莫高窟實地參觀體驗相結合的參觀新模式，使旅遊旺季進入窟區的遊客量瞬間峰值由過去的2000人次至3000人次，降至1200人次。

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是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的核心項目，核心展示內容為“數字敦煌”和“虛擬洞窟”，包括遊客接待大廳、數字影院、球幕影院、購物、餐飲等功能區域。展示中心最大的亮點是直徑18米的大型球形銀幕，循環播放8k高分辨率球幕電影《夢幻佛宮》。

數字展示中心的成立，降低了遊客參觀遊覽活動對石窟文物以及遺址生態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提高了莫高窟的遊客承載能力，同時也豐富了遊客的參觀方式和內容。

數字敦煌的國際化合作——國際敦煌項目

二十世紀初，敦煌文物流散於世界各地，這給敦煌文物的利用造成了其他的困難。

1994年，為促進敦煌文物的綜合利用，國際敦煌項目正式啟動，該項目極大地推動了敦煌文物的保護與共享。

國際敦煌的秘書處設在大英圖書館，在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德國均設有中心。

國際敦煌項目的早期工作集中在修復與編目，近年增加了數字化、教育和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它從1997年開始敦煌文獻數字化工作，目標是將所有收集品數字化之後放到網上。1998年10月國際敦煌網站正式開通，用戶可以在網上進入IDP數據庫免費檢索到高質量的寫本及其他材料的圖像、目錄信息等，學者和公眾可以在網上獲得越來越多的絲綢之路資料。

國際敦煌

數字敦煌的企業合作

隨著數字敦煌項目的開展和成熟，敦煌研究院也開始進行企業合作，充分發揮敦煌研究院在文物資源方面的優勢以及企業在技術、用戶、市場等方面的優勢，進一步推廣敦煌文化。

2017 年12 月29 日，敦煌研究院與騰訊在北京共同舉辦簽訂《騰訊與敦煌研究院戰略合作協議》暨“數字絲路”計劃發佈會。騰訊將從新技術與泛娛樂文化生態兩個維度與敦煌研究院的“數字敦煌”研究成果與文化服務模式等兩個領域相結合，在AR/VR、雲計算、智慧旅遊、遊戲、動漫、音樂六大模塊深度合作,賦能經典文化,推動數字絲路上的文化保護與交流。

2018年6月，騰訊與敦煌研究院共同策劃發起了敦煌“數字供養人”計劃，舉辦了一系列文化活動，如9月25日晚，騰訊、QQ 音樂與敦煌研究院聯合舉辦的敦煌“古樂重聲”音樂會等

騰訊與敦煌研究院也合作推出“敦煌詩巾”互動小程序，用戶可以在敦煌八大主題元素和200多個壁畫細節元素中選擇素材，“DIY”敦煌藻井圖案並用圖案製作絲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