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源，記住鄉愁
李曉東
小學學地理時就知道，黃河有兩條主要支流，汾河和渭河。汾河在山西，渭河在陝西。臨汾、襄汾、汾陽、汾酒，都是山西人對這條母親河的依戀。雖然漳河流入海河，我的家鄉長治屬海河流域，“嘩啦啦的汾河水”沒有流過我的小村旁，可我依然自許是汾河畔上人。及至太原讀書，汾河在城邊流過，沒有“一條大河波浪寬”的豪美，水很少，彷彿“泉眼無聲惜細流”，河灘上種滿了玉米，與想象中的汾河完全不同，很有些失望。不知渭河如何呢?
到蘭州讀書，火車沿隴海線，從寶雞向西，就幾乎和渭河平行了。到定西，通渭、渭源，一個個地名正如“汾”字在山西，與“渭”字密不可分了。中華文明因河而起，沿河生息，果然如此，看地名就可知道了。
到天水掛職兩年，起居工作於渭河之畔，越來越認識和感覺到這條同樣波濤不再洶湧的河流，之於中華民族過去和今天的意義。天水至定西的高速公路，一邊是渭河川地，一邊是陡峭山崖。不需停車細看，一眼望去，大水沖刷的印痕，石壁上清晰可見。艾青寫詩讚頌礁石“一個浪/一個浪/無休止地撲過來/每一個都在他身上留下痕跡/他依然在那裡/含著微笑/看著海洋……”去年至今，看了南海、黃海、東海、印度洋的浪。夜遊斯里蘭卡海濱，白浪如雪，梯次而來，嘯如馬奔。思緒忽然回到萬里之外的渭河，不僅奔湧而來的海水，奔流不息的河水，同樣在岩石上留下記憶。
這記憶，是中華民族形成壯大，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記憶。姜太公渭水直鉤釣國，興周滅紂，中華禮樂，自此垂承。諸葛亮渡渭水北伐，雖漢室不興，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精神彪炳青史。紅軍強渡渭河，突破到達陝甘的最後障礙，天水市武山縣一農家院，毛澤東路居的房子，原狀依然。更遙遠的，距今八千年的大地灣古人類遺址，位於渭河支流葫蘆河畔。伏羲女媧兄妹成婚繁衍後代，兩石合一處，也在渭河中央。“河出圖，洛出書”，河圖所出，龍馬騰飛之河，也是渭河。
飲水思源，華夏文明渭河源，渭源，就是考察渭河文化，中華民族過去、現在、未來的重要基點。
一
渭源，以渭水之源頭為縣名，乃甘肅省定西市屬縣，位於定西市中西部。其典出“大禹導渭”。《尚書•禹貢》載“導渭至鳥鼠同穴”，即渭水源頭地鳥鼠山。渭水源頭，有集清代陝甘總督左宗棠字的磨崖石刻“大禹導渭”。沿山區公路而進，兩面山上，樹木茂盛、蒼翠參天，路邊芳草依依、枝葉紛披，人行其中，彷彿置身武夷雁蕩。外人印象中，以為甘肅到處戈壁沙漠，至今駝鈴聲聲黃沙漫天。殊不知甘肅南北直線距離1700公里，地理地貌差異很大。渭源和“隴上江南”天水一樣，位於秦嶺山脈西延段，乃重要林區。正是海拔兩千多米的優異生態，孕育了渭河之源。可以說，渭河是中華文化的母親，鳥鼠山，是渭河的母親。“鳥鼠同穴”的傳說，也是良好生態的天然證明。林區物產豐富，鳥鼠各取其食，鳥食樹上之蟲果、鼠食地上之根莖，相互不爭不害，自然和諧共處。
沿河而進，攀山而上，石壁間有峽口，水順峽底流，石立水中，可以搭腳。忽然想起《桃花源記》“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夾岸數百步，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尋渭水之源，其情其景其徑，與桃花源何其相似。陶淵明營構桃花源，是東晉時期南北分治，天下亂局中的理想寄託，描繪出既符合“小國寡民”，又寄託“老有所依，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選賢任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社會。時至今日，一千六百年之後，“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裡可耕田”，千古理想正在神州大地上全面實現。“歸園田居”，元亮先生迴歸的，應是渭源吧，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且可以和千古賢人伯夷叔齊為鄰。
穿過峽口，果然開朗，山青水碧，天藍雲白，只不見“阡陌交通，房屋儼然”，原來，為了從根本上保護生態，居民已全部外遷，田地都已退耕還林，將一泓清泉還給自然，也將中華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落到實處。大禹導渭，因勢利導，把人的意志思想和大自然本來的性質、趨勢融合起來，變水患為水利。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妻塗山氏登高而呼“侯人漪兮”，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老公啊……”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這句感嘆，被視作中國詩歌的起源。大禹舍小家為大家，今天的渭源人也一樣。
二
渭河所屬之定西，被左宗棠稱為“苦瘠甲天下”，中國的扶貧事業，正是從定西開始的。定西有兩個特別的博物館，馬鈴薯博物館、中國扶貧開發紀念館。甘肅乾旱，正適合馬鈴薯生長。有研究證明，明代中期以後中國人口大量增加，超過一個億，康熙時期超過兩億，馬鈴薯的引進是重要因素。馬鈴薯產量高，一畝地兩三千斤，種植範圍廣，可以養活更多人口。甘肅方言叫馬鈴薯為洋芋、洋芋蛋，甘肅人自嘲，也把自己叫“小洋芋蛋子”。我1996年至1999年在蘭州西北師範大學讀研究生時，同學們大多自己做飯。一同學晚飯前在水房洗菜時說，今天早飯吃的羊、午飯吃的魚、晚飯要吃蛋，一整天都在吃洋芋蛋。定西被譽為“中國薯都”，常說定西三大寶：洋芋、土豆、馬鈴薯。如今，定西馬鈴薯已從救命薯、溫飽薯，上升為脫貧致富薯。馬鈴薯種植早已不是刀切兩三瓣直接埋土裡，而是要經過育苗、原原種、原種等幾個栽培階段。在育種基地，可以看到一袋一袋鴿子蛋大小的馬鈴薯，彷彿村姑變成公主，醜小鴨成長為天鵝。這些種子，將銷售到全國各地，每枚價格數元，為優質高產的馬鈴薯提供第一道保證。前幾年，國家通過了馬鈴薯主糧化戰略，馬鈴薯和小麥、大米、玉米一樣，上升為主糧，雖然計算上是五斤馬鈴薯折抵一斤主糧。除了蒸煮炒炸和土豆粉條，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土豆美食上了中國人的餐桌，美食家族更加異彩紛呈、美輪美奐。而且，土豆還有更腦洞大開的用途。定西一家企業，開發了馬鈴薯塗料，大家開玩笑，餓了不用做飯，剮一塊牆皮直接吃。糯米做城轉防災年的傳說，就要實現了……科技發展、產業鏈延伸，“土豆”真的成了“洋芋”，越來越洋氣、洋派、高大上，附加值也更高，產生的財富也更大。
2013年2月5日，農曆臘月二十三，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渭源縣海拔2400多米的元古堆村。春節將近，山村處處洋溢新年的氛圍。但過年的熱情依然掩蓋不住貧窮。“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奮鬥的目標”，幾個月前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發出的號召，像春風吹拂著隴原大地，吹拂著這片承載著馬家窯古人類遺址，產生過光耀人類文明史的馬家窯彩陶的大地。中國文化首重太極陰陽五行，我以為，太極陰陽五行的生活基礎之一，就是彩陶燒製。太極圖其形為圓，陶器亦為圓形，大地灣、馬家窯等甘肅先民，發現了圓形的奧妙和旋轉的功效，其實，機械自動控制的最基本原理，就是旋轉。早在八千年前，甘肅人就觸摸到了機械生產最核心的秘密，正如太極陰陽五行探索到宇宙最本質規律一樣。
然而，這片土地依然貧窮。定西的窮，很有些故事、或者說笑話。一農民炒麵裡撒了些白糖，邊吃邊喜滋滋地說”不知道毛主席能不能吃上這麼好的東西“。兩個人議論皇帝的生活，一個說“不知道皇帝每天怎麼活?”另一個說“肯定是土豆飯頓頓管飽吃。” 扶貧，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定西開始的。走進中國扶貧開發紀念館，中國扶貧走過的四十年艱辛而偉大的歷程，令人感慨、欽佩、奮進。而十八大以來以決戰之勢推進扶貧開發，無疑具有最大震撼力。
在陳舊的農家小屋裡，總書記拉著老黨員馬崗的手說“讓我們一起努力，把日子越過越紅火“。”紅火“，一個最普通的、每個中國農民都聽懂的詞，蘊含了多少深意啊。和貧窮相隨而生的，是凋敝，所以，2020年脫貧攻堅全面完成，鄉村振興戰略隆重登場。
近八年後，當我們走進元古堆村，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是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美麗樣板。村陣地，也是小型紀念館，用圖片和文字，記憶著總書記到來的難忘時刻，還有這幾年脫貧發展的思路、舉措和成效。如今的元古堆，已是“絢麗甘肅•十大美麗鄉村”之一，道路平坦整潔、房屋結實美觀，馬鈴薯、高原夏菜、鄉村旅遊等產業蓬勃興起，山坡上，養鹿場、滑雪場正在建設，“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黃髮垂髫，怡然自樂”的盛世桃花源，出現在隴原之上、渭水之源。
三
渭源在華夏文明譜系中的位置，除了哺育流域生靈，還和兩個人有關係，就是伯夷和叔齊。
伯夷叔齊的故事從古傳到今，可以說耳熟能詳。還出現了很多版本，連中國新文學的主將魯迅，都親自動手，而且寫了最有趣的一篇，就是《采薇》。在魯迅筆下，兩位老頭子似乎迂腐而虛偽。他們“不食周粟，采薇首陽”的行為也被諷刺。但他們“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卻在文學大師筆下寥寥數筆而生動地再現出來。
“大路兩旁的民眾，個個肅然起敬，沒有人動一下，沒有人響一聲。在百靜中，不提防叔齊卻拖著伯夷直撲上去，鑽過幾個馬頭，拉住了周王的馬嚼子，直著脖子嚷起來道：老子死了不葬，倒來動兵，說得上孝嗎?臣子想要殺主子，說得上仁嗎?開初，是路旁的民眾，駕前的武將，都嚇得呆了;連周王手裡的白牛尾巴也歪了過去。但叔齊剛說了四句話，卻就聽得一片譁啷聲響，有好幾把大刀從他們的頭上砍下來”。以叔齊的政治經驗和智慧，不可能不知道“攔馬直諫”會引來殺身之禍，但在眾人不敢發一言的氛圍中，毅然拖著自己的哥哥衝了上去。
向來的研究者、評論者都認為魯迅諷刺伯夷叔齊“不順應歷史潮流”“迂腐”，其實細看，魯迅對兩位先賢是致以極大同情和尊敬的，至少，他們是“失敗的英雄”。魯迅說，“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紛紛聚集，見敗兆紛紛逃亡”，伯夷叔齊，就是在他人見勝兆紛紛聚集之際，雖非武人，卻先單身鏖戰，後韌性反抗。而他們的反抗，就是隱居首陽山，不食周粟。
《采薇》寫於1935年12月，魯迅生命的最後一年，已常在病中。“思想界之戰士”為何重新想起古人呢?根子還在“國民性”主題上。早期、中期魯迅批判中國之“國民性”，晚期，當思想更深邃之時，卻從古人中，尋找“中國的脊樑”，尋找“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於是，有了《出關》的老子、《理水》的大禹、《非攻》的墨子、《采薇》的伯夷叔齊、《起死》的莊子。可見，魯迅對於伯夷叔齊，不僅理解，而且寄託了他對於文化和生命的最終理解。毛澤東主席挽戴安瀾將軍詩云“外侮需人御，將軍賦采薇”。魯迅寫作《故事新編》中小說時，屢次改作品題目，足見題目之重要重視。以采薇為題，一實指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采薇首陽山之事，更深層的意思，乃取《詩經•小雅•采薇》之詩意，尤其末段“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感慨的，是不為人知、不被人理解的孤獨與悲傷，正映了伯夷叔齊。
魯迅最西只到過西安，從未踏進甘肅一步，首陽山更加沒到過，卻描寫得很是準確、鮮明、生動。“歸馬於華山之陽和華山大王小窮奇，都使兩位義士對華山害怕，於是從新商量，轉身向北，討著飯，曉行夜宿，終於到了首陽山。這確是一座好山，既不高，又不深，沒有大樹林，不愁虎狼，也不必防強盜：是理想的幽棲之所。兩人到山腳下一看，只見新葉嫩碧，土地金黃，野草裡開著些紅紅白白的小花，真是連看著也賞心悅目。他們就滿心高興”。
這的確是首陽山景緻。首相山的位置，在今天渭源縣城東南34公里的蓮峰鎮。我們到時，值八月下旬，各地暑氣逼人，首陽山卻清爽宜人。山不高而草木茂盛。伯夷叔齊的墓就在山腳，墓碑頭篆書“百世之師”，正文為“有商逸民伯夷叔齊之墓”，兩側有聯“滿山白薇味壓珍饈魚肉，兩堆黃土光高日月星辰”。說實話，書法和文字內容都一般，似與伯夷叔齊的地位不相匹配。但太古雅了也麻煩，遊客看不懂，取法其中，也屬合適的選擇。在甘肅學習工作五年半，特別是天水的兩年，“合適”這個詞，幾乎每天都聽到，含義非常豐富。基本意思為正好、恰當，也指做得非常漂亮，但也有差不多、勉強可以的用法，比如“合適著呢”。如此，伯夷叔齊墓的對聯和文字，也“合適著呢”。
墓後是清聖祠。祠前小廣場上，有人在燒東西，一問即知，是辦喪事。生死尋常事，而且“愛與死是文學永恆的主題”，作家們都不在意。原來一名長期獨居山上的道士去世了，今天出殯。小廣場西側，有小石屋，道士原來所居者。門口探頭一看，物什已全部清理完畢，道士的遺物和喪事的紙馬一起化為灰煙。終南山隱居了無數修行者，或真或假，或半真半假，以至於秦嶺別墅成為驚動全國的大事件。首陽山卻一直很寂寞，伯夷叔齊之後，就是一位無名道士。百度首陽山的資料裡，可找到一道士向人介紹首陽山的情況，今後也沒有了。
清聖殿裡，正中是伯夷叔齊的雕像，何鄂女士的作品。何鄂最著名的作品是蘭州黃河岸邊的《黃河母親》雕像，端淑母親和懷中可愛的嬰兒，早已成為金城蘭州的第一標誌。在天水工作時，參加麥積山國際雕塑論壇，和何鄂老師相鄰而坐。精神很好，完全不像八十歲的人，歲月滄桑，臉上都是刀削斧鑿的痕跡，連性別都有些模糊了，卻創作出如此細膩而栩栩如生的人物，無論何種材料。兩位先賢坐在一起，沒有標明誰是伯夷、誰是叔齊，但表情卻明確無誤地顯示出來。伯夷叔齊到首陽山的原因，是這孤竹君之二子，相互讓國王之位。孤竹君意把王位傳給三子叔齊，因叔齊能力更強。伯夷知道父親的心事，為不阻擋弟弟繼位，主動離開了孤竹國。叔齊為難了，不受則不孝，受則不悌，只有逃離。兄弟二人相遇於途，聞知西岐周文王行仁義，於是相約同來。
伯夷叔齊之所以被尊為古今第一賢人，第一位的原因，就是相互讓位。兄弟二人的舉動，似乎預示著中國歷史上兩大不解難題。一，王位傳長還是傳賢?二，該讓還是該奪?上古三代，似乎解決得很好，堯禪讓於許由，許由不受，禪於舜、於禹，傳賢、讓位。然而自夏至清亡，為爭帝位，刀光劍影、血雨腥風，多少人頭落地、殘酷殺戮。如此看來，伯夷叔齊在周武王奪商紂王之位時的馬前冒死勸諫，便有著不尋常的歷史意義。
偏居一隅的孤竹國，還保留著禪讓遺風，周武王卻已武力奪位了，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從神的時代到了英雄的時代。伯夷叔齊的義舉和失敗，包括不食周粟而死，其實都是這一歷史變革的結果。清聖殿裡，正面端坐的，是伯夷，眼望前方，目光平和，叔齊居其右，注視其兄，雙目炯炯。殿中壁上，有畫數幅，乃敘二賢者事，其一有《采薇歌》“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細讀一下，主題很鮮明，希望恢復神農虞夏時代的讓位，而非以暴易暴的奪位。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不代商、行仁政，伯夷叔齊一定以為周可恢復上古傳統，所以跑來投奔，本來想給人家做個榜樣，結果住進了養老堂。儒家在伯夷叔齊的評價上，是矛盾的。既想遵從伯夷叔齊代表的禪讓制，《禮記•禮運》中，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又“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不敢說周朝的壞話，於是讚賞“湯武革命”。一言以蔽之，伯夷叔齊是禪讓制最後的輓歌，其後，即使有，如王莽代西漢、曹丕代東漢，也是禪讓外衣下的武力奪位。如此，首陽山的地位便確定了，它不是單純的風景名山，或者名人墓之所在地，而是一種上古理想社會，或者用現代術語命名的，原始民主社會終結的見證。
首陽山海拔2186至2509米，山相對高度不高，卻是黃土高原海拔最高的地方，水深土厚，民風淳樸，正是伯夷叔齊應該歸屬的地方。2020年，脫貧攻堅全部完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一詞，出《禮記•禮運》篇，原文為“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身體，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2019年通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是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然而，“小康”距離“大同”還有不小的距離，伯夷叔齊所堅守的，就是大同的理想。歷史的發展螺旋式上升，在更高的將來，會更明白首陽山的意義。
四
渭源的歷史，正如渭河，不僅源遠，而且流長，大禹至周初，又到戰國。戰國和我們親切接觸的，是一段古長城。對於長城，最明確的印象，是八達嶺大方磚砌的牆體、垛口，和永遠滿滿的遊客。長城的建造，通常歸功或歸罪於秦始皇，不僅有孟姜女的傳說，連餘秋雨也說“秦始皇下令修長城……”其實，長城的修築幾乎貫穿了整個古代中國歷史。八達嶺是明長城，屬於最晚建成的，而渭源長城，則是現存最早。
不見闊大的城磚，看不到雄偉的城垛，當然，更無一個遊客，在層層梯田上，黃土山嶺間，鄉村道路旁，一堵堵三米多高、厚厚的土牆默默站著，這就是長城，戰國時期秦國所築。查史料可知，戰國長城，築於秦昭襄王二十五年，即公元前272年，全長200餘公里，跨甘肅、陝西兩省，在渭源35公里。長城夯土築成，經2300年風雨，數十代王朝更替，多少刀兵戰火，雖有朽，然而不垮。我們近距離觀察，牆體密緻堅硬，一莖小草都沒有長出來。相傳，築城的土要先蒸熟，為防止土裡的植物種子生根發芽，破壞牆體，而蒸熟的土，含水均勻充分，溫度高，土塊容易破碎，更利於板築。小時候外婆家村裡建戲臺，打地基。我大舅和另三個後生抬著一個大石錘，一起喊號子“嗨吆兒哼呀，加上那個勁呀”，喊一聲，一起抬起砸下，充滿了力的美。想象一下，荒山野嶺之間，無數兵馬俑般的年輕人，一起喊著整齊的號子，抬起沉重的石錘，一下下把土夯實，把板拆掉，在山之巔、嶺之上，豎起挺立數千年的防線。
印象中，秦一直是進攻型的。自天水東出隴山，至於咸陽，商鞅變法，國力強盛，最終滅六國而一統天下，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詩人杜甫，千年之後也感嘆“況復秦兵耐苦戰”。但秦——先是秦國，後是秦朝，建起了萬里長城——因為他們知道，進攻和防禦、矛和盾，二位一體，相輔相成。商鞅變法，政策的核心是獎勵耕戰，戰則進攻，耕則需防禦。渭源境內的長城，就是秦昭襄王滅義渠戎後所築，秦朝的長城，也是防匈奴的。由此可知，秦對西方、北方取守勢，對東方、南方則攻之。秦興起西北，統一東南，築長城以穩固後防，利刀兵而伐滅他國，如此攻防配合，全面、協調，方成大業。
關於長城的形容詞，最常用的，是“雄偉”。渭源長城顯出的，卻是滄桑、沉靜和耐力。見證了太多風雲滄桑興衰變幻，有的地方頹坯，有的地方剝落，有的地方坍塌，一縷縷一痕痕，都是歷史的刻印。卻早已和山嶺、道路、田園，還有這片土地上的人融為一體，彷彿是山之嶺、路之基、田之堰，以致於直到1987年才被發現。
長城旁，就是村莊、田地。一婦女彎腰割胡麻。以前讀張賢亮的小說，多次出現“割胡麻” 字樣，但山西沒有胡麻，一直未親見長啥樣。到天水工作，第一次到扶貧點，大家以為我從北京、上海來，肯定五穀不分，不知道對農村陌生成啥樣子了。不料下車伊始，看到一棵核桃樹，我說這核桃樹五年樹齡了吧?旁邊的人都嚇了一小跳。花椒、玉米、蘋果，無一不知、無一不曉。等盤腿坐到炕上，人們徹底知道我是農村出生了。胡麻，可以說是我唯一的知識“盲點”，留心觀察，很快便熟知了。胡麻可榨油，胡麻油，是甘肅主要的食用油，質量味道非常好，可惜沒有金龍魚等品牌名氣大，上海、北京市場上不易找到。割下的胡麻，整齊地伏在田裡，等待打捆運回家。
腳下的田裡，將要成熟的蠶豆，個個莢飽粒大，摘一莢在手，彷彿攥著一串翡翠的珠玉。遠處梯田，玉米杆已變黃，青紗帳脫去濃密的綠裝，現出收穫的滿足。正是長城，多少世紀以來，護佑著這一份田園風光的安寧。
五
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渭河從縣城中心流過，河上有橋，就是著名的灞陵橋。中國詞的先聲和高峰，李白《菩薩蠻》有句“年年柳色，灞陵傷別”，灞陵是漢文帝劉恆的陵墓，在今西安東北郊白鹿原東北角，距離渭源數百公里。橋以灞陵為名，蓋因“渭水通長安，繞灞陵，為玉石欄杆灞陵橋”之語，相距雖遠，然有渭河連通，脈絡一也。而且，以文景之治的開創者，千古賢君漢文帝陵命名，有呼應首陽山伯夷叔齊之意。常以“山高水長”喻指道德高尚，首陽之高，渭水之長，夷齊之風，山高水長。
灞陵橋又譽稱“渭水長虹”，如一道彩虹，跨於渭水之上。橋全木構造，通體沒有一塊金屬結構件，被稱作“渭水第一橋”。“黃河第一橋”蘭州中山橋，德國公司承建的鐵橋，留下不知真假的傳說，最著名的，是2007年，中山橋建成100年之際，蘭州市政府收到德國政府的信，提醒100年已到，橋該維修了，維修的螺絲鉚釘等，已在建橋時埋在了哪個橋墩下云云。其實，當年合同規定，蘭州黃河鐵橋期限為80年，並非100年，而且期間大小修繕多次，從未需要德國幫助。中山橋的建築材料，1905年由德國海運至天津港，火車、騾馬，用時兩年，才運至蘭州。灞陵橋則完全是“土法上馬”。渭源森林茂密，大樹參天，橋底部的數十根粗壯圓木，以及建橋的大小木料，皆就地取材，造橋師也是當地工匠。中山橋有六座橋墩，六墩五孔，灞陵橋則是獨孔橋，29.5米的曲跨連接渭河兩岸，更像趙州橋。中山橋取法的，是早它兩年建成的上海蘇州河靠近黃浦江的外白渡橋，灞陵橋則向中國現存橋樑鼻祖趙州橋致敬，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橋樑史》中，也將二橋並稱。
甘肅的名人書法，所見多的，清代為左宗棠，現代為于右任。天水市政府一步之遙的紀信祠，門頭橫匾即于右任書“漢忠烈紀將軍祠”，現為天水市文化館，這幅題匾，增色不少。灞陵橋，卻匯聚了眾多現當代政治、文化名人書法，皆題斯橋也。“南谷源長"為左宗棠所書，蔣介石題“綰轂秦隴”匾額，孫科題“渭水長虹”石刻，於右仁題“大道之行”匾額。難得一見的，還有林森題匾“興梁利濟”，汪精衛手書碑文“關中八川，灞注於渭，渭則源自鳥鼠，昔日首陽，今之渭源……”何應欽書聯“鳥鼠煙雲足畫圖，灞陵飛雪饒詩思”，楊虎城題聯“鳥鼠溯靈源雪浪雲濤東行匯涇瀆黃河函關紫氣，隴秦資利涉月環虹跨西望是金城楊柳玉塞葡萄”。
政治人物之外，書法家也留跡於此。其中“灞陵橋”匾兩塊，一為隴上書畫八大家之一，渭源人裴建準先生所題，行書;一為啟功先生所題，啟功體楷書。還有沈鵬書“渭水第一橋”。走上灞陵橋，前後左右，目不暇接，與歷史、與藝術直接面對。“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灞陵傷別，“古道音塵絕”的日子，一去不返了，四面八方的人來到渭源，尋訪歷史，朝聖文明，體味久別的鄉愁，渭源人也順河東下，到達更廣遠的天地。
閱讀更多 天水在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