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的盛景再次喚醒遙遠的夢，使我們的幻想富於生氣。——法國哲學家 巴什拉
一
時間之水徐緩而過，如霧如雨，混沌迷濛。三十年雨量豐沛，就足以形成一道河流，足以有浪，拍打如崖的河岸。
在崇山峻嶺間，在層層疊疊的冰山和草灘裡，大江大河汨汨流出，形成裙裾一般飄逸的蜿蜒水系，就像是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干支交錯、葉脈縱橫，穿梭、彙集、閉合、交錯，永不停歇，勾勒出了華夏文明最初的模樣。
大江大河流經的區域，一般都是城市的誕生之地。文明的初始，就以城市的出現、文字的發明、以及金屬工具的使用為標誌。縱觀歷史上的文明古國，都在大江大河的近旁。一個個顯赫的王朝，也多建都在江河流域。即使是水勢略小的河流，其岸邊或匯聚之地，也多為市鎮村落聚居之處。尤其在古代社會，越是河網密佈，就越容易產生定居群落。一條大河足以成就一方文明——四大文明古國，就是江河的贈禮。
從地理空間看，江河是一種流動的景觀。流動淨化了水的品質，為生存及文明發展提供了至為關鍵的淡水。江河沿途所攜帶的各種有機質，可以用來改良土壤，對兩岸的居民而言，那是最寶貴的農家肥。
江河是生命之源，有江河滋潤的地方，生活一般不會太過艱難。河流的航道可以反覆無償利用，只要江河的水體深度、寬度、落差等符合一定的要求，物流與交通的問題天然得到解決。主流、支流、湖泊、沼澤、水渠、流域、氣候等諸多元素，促使國家與政治關係的根據和基礎得以形成。溫度、土質、物產、地勢等，也在無形中推動沿岸居民產生合作與互助的心態，促使共同心理和統一思想的形成。在江河源源不斷的啟發和薰陶下，文學和藝術也在孕育發生。
在內陸荒漠與黃沙襯托下的缺水地區，更凸顯著河流與生命的緊密關聯。兩河流域遠不如中國穩固而遼闊，雖也是兩河，卻沒有中國那樣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且處在強敵環伺的中間地帶。古巴比倫王國、亞述帝國、新巴比倫王國、波斯帝國、塞琉古王國、安息帝國、薩珊波斯帝國、貴霜帝國……王朝如風，無數的沉浮生滅、興衰枯榮之後，似乎誰都無力在這塊土地上久居。軸心時代形成的古文明，亦多消弭在歷史長河之中。有的被羅馬化、阿拉伯化，有的被波斯征服，或者雅利安化、穆斯林化。無數的征服、失序、動盪，在深遠的歲月裡低迴。
埃及受地理環境所限，疆域不大，生存迂迴空間也較小，只有一長條的河谷綠洲，缺乏足夠的迴旋餘地，且正好處於地中海沿岸，與歐洲大陸隔海相望，東鄰西亞，極易受到來自歐洲和中、西亞地區新興王朝的衝擊和震盪。歷史的進程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馬其頓人、阿拉伯人的侵入，直接導致了當地原生文明的中斷。
史事如鏡，一覽無餘。千載之下，唯有中國的農業文明一枝獨秀，得兩條大河的滋養與迴護，元氣充沛，陰陽縱橫，加持著東方古國，成就了世界上最典範的大河文明。
梁啟超嘗問：中國為什麼能成為“世界文明五祖之一”？他自問自答：“則以黃河、揚子江之二大川橫於溫帶，灌於平原故也。”
“北峻南孊，北肅南舒，北強南秀，北僿南華”；西有高山、北有大漠、東南有大洋，好一個天然的大保護傘。雄渾的黃河文化、清幽的長江文化，中華文明於此屏障間起伏跌宕，傳承不輟。假如把這特殊的地理條件，看作是一種天賜，那麼上蒼待華夏民族確實不薄。
在冥冥中的天啟神示之下，風格迥異的江與河從不相遇，卻在與對方的相映互補中顯身，由此產生了一種“陰陽生髮”式的發展方式，如太極陰陽圖般不斷生髮出新的氣象和存在，表現為生生不已、多姿多彩的思想、學術、審美與文明。中國文明從古至今沒有中斷，這種令人驚訝的連續性，更得益於江河文明自身具有的文化特性。
中國的江河，凝聚著一種千年盼望，具有恆久的穩定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華夏民眾的億兆眾生，勤耕苦作，只盼稻穀豐收。他們早上走出定居之處，在固定(穩定)的耕地上種植莊稼，晚上又睡在定居之所。他們不僅春種、夏鋤、秋收、冬貯，一年四季都勞作於相對穩固的耕地上，即使年年都有風霜，歲歲有雪雨，他們依舊在大河的流域上安然棲息。江河承載著越來越多的精神寄託，歷經滄桑變遷，飲過多少英雄的血難民的淚，改過多少次道發過多少次泛澇，同時也在進行著從地理層面到精神層面的深化與昇華；其所植根的土壤，不是別的，正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
中國的江河，其戰略地緣的價值無可比擬。長江窮極荒野，勢盡東南，“橫斷天下為二，吳其首也，皖贛項也，荊楚腹也，巴蜀尾也，天下英雄鞭策六合，宰割河山，必收長江以開偉略。而長江遂為用兵必爭之地矣”（金季鶴：《長江軍事地理談》，載《聯益之友》1927年，第42期）；這樣的地緣價值，動態地託舉著兩千多年來的國家政治基礎，穩固其本體性，同時也是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夠海納百川而本色不易、漸變發展而非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
長江黃河不單純是地理上的河流，而且是中華民族史上重大的文化命題，匯聚著中華五千年光輝絕美的歷史文明，是“兩管永生的音樂”（余光中），奏響了“雙江河文明”，在民族生存和發展中，有如天賜一般，提供了進退的餘地、迴旋的彈性與哺育的搖籃，並最終形成了一個血肉相連、唇齒相依的民族共同體。
“隨著世界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越來越多的無根之人，會在他們熟悉的種族聯繫與文化傳說中尋找庇護”（安東尼·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在華夏民族悠長的文化想象裡，江與河最能承載一個偉大文明的價值和情感，湧動著重鑄民族魂魄的巨大熱能，在急劇演進的現代化進程中，江河最終成為中華民族歷史傳承的母體性象徵。這種象徵的存在，也使得這片土地在經歷了那麼多大動盪、大分裂、大混亂後，中華文明仍然能夠在異域和異族文明的交流、衝突和碰撞中，恢復生機與活力。
二
江河亙古流淌，兩岸沃野，水濱澤畔，成為先祖選定的生息之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沿著河流的方向，指示著一種人類哲學思想發端的意味。山澤川流的精魂，穿透數千年茫茫歲月，有如文化遺傳密碼一般，滲透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好似“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蘢其上，若雲蒸霞蔚”（《世說新語·言語》），終於成為中國文化的母體文化，成就了深邃動人的文化哲學境界。
“江河”的意象，不是孤立的、靜態的，而是在動態中包含著創造，包含著意義的附加和激發。江河象徵著生命的充盈和富饒，昭示著宇宙自然運行的不停頓性，如同血液在人的皮膚下、肌肉裡奔騰，也強化了華夏民族柔韌、沉穩、百折不回的思想境界。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朱熹《四書章句集註》）江河與萬物通，形成了生髮和維持人生存意義源頭的終極態勢。其剛健自強、生生不息的特點，一如中國文化積極有為的精神，所謂“大道泛兮，其可左右”；道勢如江河，其喻示的真理，首先不是柔弱，而是以“剛毅”之精神，奮鬥不止，絕不懈怠，使一個萬物並做的世界得以成立，氣象萬千。
這個世界需要有大量的河流，去連貫東西、溝通南北，給周圍地區帶來灌溉、交通、漁業等便利，促進經濟的發展。隨著認識者視野的開拓以及彼此間交往的展開，就連江河的治理也不再是一個地方性問題，自然的“長江”由千萬條支流彙集而成，流經多個省份，跨過多個地區，分上中下游，若要江河安瀾，只有放下身段，相互協作。
在精神層面，江河沿岸居民容易產生一種合作與互動的心態，經受共同或類似的風雨考驗，形成各民族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親和，形成血肉情深的“民族間文化哲學”，有共性的心理和思想由是生焉，完整意義上的“長江”“黃河”也得以產生。
在中國的語境裡，“桃花源”與大同世界、烏托邦幾乎同義，可見中國文化裡對江河之“源”，有著直覺一般的崇拜與嚮往。在潛意識裡，江河之“源”是一種不甚清晰的存在，是歷經人世苦難之後的迴歸之地，是與世俗居所意義完全不同的一個聖地。“緣溪行，忘路之遠近……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這一份美麗超拔的想象，包含著對自由的某種浪漫嚮往，營造出與渾濁現實截然不同的純粹和清澈，構成了一代代中國人難以擺脫的內心圖式和想象材料。江河的漫漶和源頭的未知，將人引向理想中隱秘而自由的桃花源，激發迴歸的衝動。
而在西方的文化原型裡，被放逐者“被送到千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無際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給脫離塵世的、不可捉摸的命運”，成了最自由、最放任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縛在有無數去向的路口”（福柯語），河水的流動性恰好契合了放逐的漂泊性，於是流放地就被賦予了“等而下之”的社會屬性。但是如果河流取得了主體的認同，對於外界社會造成的種種不公，河流又具有了規避外界險惡、保護主體的港灣性質。當然和陸地相比，顯然河流上的漂流生活不適合普通人的生存，河流是為獲罪者天然的流放地，這顯然和中國語境中令人神往的家園想象有所不同。
一條河，就是大地的一條脈絡。有它汩汩的脈動，大地才能葆有深沉的生機與活力。因為有了這些河流，才會有鳶飛魚躍稼穡葳蕤的世界。對於河流的崇敬，東西方沒有什麼不同。“對於一個簡單而健全的心靈，一條河，尤其陌生的河，就是一種神力……滔滔無盡而有規律的流水，使人體會到一種平靜雄偉、豐富、超然的生命”（丹納《藝術哲學》）。儘管如此，從歷史上看，還是華夏民族與江河保持了更為長期而又深刻的聯繫，在這一點上，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或民族能與之相比。江河萬古奔流，幾乎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奮鬥史。江河以其可喜可畏的威儀、亦生亦殺的恩威、能屈能伸的襟懷，成為了中華文明的母親河、避難所。它不同恆流，自有千秋，無論是作為自然長河還是作為文化大河，都以其自身的影響力，鐫刻了中國歷史最深刻的發展軌跡。
三
1985年5月底，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學電教室攝影員堯茂書，帶著“龍的傳人”號皮筏艇、一臺16mm電影膠片攝影機，一臺美能達相機，幾十盤電影膠片，轉道西寧，格爾木等地，最後搭乘貨車、牲口等，於6月11日抵達長江源姜古迪如冰川，開始了他艱辛而壯烈的旅程。在姜古迪如，堯茂書第一次看到了大江源頭的冰川，融化的冰水滴滴匯合，最後變成溪流，變成縱橫的河網。他被冰川的雄壯之美所震撼，在冰川中連拍數日，遲遲不願離去。
6月20日下午4點多鐘，堯茂書將兩邊寫著“龍的傳人號”五個大字的橡皮船推下了水。經過三天兩夜的漂流，行程375公里，23日到達了長江源頭第一個小村鎮沱沱河沿。
7月16日，堯茂書的船漂過直門達。在玉樹，他受到一次高規格的接待。當地民眾聽說他的壯舉後，也蜂擁而來，向他致意。7月23日，堯茂書離開直門達，向金沙江進發。
行旅日益艱難，“房子那麼大的水”迎面打來，洪流像褐色的被激怒的巨龍。融化的雪水透骨冰涼，為了趕時間，他不得不還加班夜航。此外，漂流中還經常有意想不到的奇遇，除了惡劣的天氣，還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食肉動物等。
7月24日，堯茂書在金沙江上游水急浪高的通珈峽翻船身亡。
藏民發現了江心石頭上倒扣著的“龍的傳人號”，還有散落的獵槍、相機、筆記、證件……“他漂到了坡度在9英尺的青藏高原邊緣，落入落差60-100英尺、白浪滔天的水汽中，屍骨無存。”（美國探險家肯·沃倫語）
這次載入史冊的國家地理保衛戰，發生在《話說長江》熱播後的第三年。這是特定年代心靈史的景觀。這種心靈景觀，是一種行動中的思想方式，一種強烈的“江河情結”，有如血脈之於人體，江河即像血脈一樣，將自我與國家，以自然式的“血緣”關係連接在一起。在這種思考中，漂流者與中國的江河已經處於一種無法分解的膠著狀態。由於漂流者的行為，江河有了品質、意志、精神和靈魂，在它原本粗莽、沒有感官知覺的世界裡，開始搏動一種巨大的、令人感動又令人懼憚的新生命。
一種略顯激進的“河流想象”與行為藝術，建構了一代人的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凝結了歷史與民族的雙重心理。河流成為流動的文化載體，串聯起寬廣無聲的中國。“同飲一條江”引領的國族認同，更賦予整個族群以緊密、同質而統一的共同情感，折射出中華民族接納百川的凝聚力，和有若大江浩蕩東去的生命活力。
不僅是長江與黃河的漂流者，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代人，正是通過對“國家的血脈”——長江黃河的漫遊，重建起對自我和“民族國家”新的認同。在一往無悔、孤注一擲的冒險與漫遊裡，民族國傢俱有了一種自然存在性，“江河”演變為博大、壯闊、洶湧不息的民族符號，而以必死之志決然撲向江河的長漂者，也在噴薄咆哮的河流中，找到了新生的力量。
歷史有如一道不息的洪流。也是從那一時期開始，伴隨著對民族身份與精神的崇高性探尋，江河開始在文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煥發出無比自信無比雄勁的史詩氣象。江河主題多聲部的交響，凝結了民族心理和地域文化，江河基因在神話、傳說、歷史和民俗的詩性重構中現身，彰顯了時代話語的衝動與想象。
在很多作品裡，遍佈中國北方的大河構建了不同的“中國形象”，江河成為塑造中華民族的原型力量，無定河“曲流寬谷”的沉靜闊大，黃河的洶湧不息和緘默的苦難，額爾齊斯河的自由和清新，湟水流域古老的彩陶流成了一條藝術長河，永定河谷的沙礫銘刻著古老歲月的夢境，最後遙遠的黑龍江突顯了一種原發性的生機和力量，這些河流的冰封與沉默，解凍與歡唱，展示了華夏民族往復生息的文化氣質，清晰標識著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流動性與多維向度。
從額爾齊斯河來到黑龍江，“這些河流勾畫出半個中國，勾畫出一個神秘的遼闊北方”。（《北方的河》）關於河流的漫遊，蘊涵的正是整整一代人的精神訴求。江河喚起了復甦與滋養的力量，呼應著人們對民族振興的極度熱情。人們在夢中親見了那條冰封半年之久正在開凍的“黑龍”，“一聲低沉而喑啞的、撼人心絃的巨響慢慢地轟鳴起來。整個雪原，整個北方大地都呻吟著震顫著。迷濛的冰河開凍了。堅硬的冰甲正咔咔作響地裂開，清黑的河水翻跳起來……這河甦醒啦，黑龍正在舒展筋骨……黑龍江解凍了，黑龍就要開始飛騰啦。”（《北方的河》）
“經歷著一個瞬間的生命力的阻滯，而立刻繼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強烈的噴射，崇高的感覺產生了”（康德：《判斷力批判》）。一種沉雄蒼涼的崇高感和堅韌深厚的力度感將敘述推向高潮，江河日夜不停的喧鬧，正是原始生命的呼喊與青春的律動，也禮讚了民族國家新希望的圖景。
臺灣作家齊邦媛的《巨流河》，是一部壯闊幽微的自傳體史詩性著作，也在不經意間，展示著老一輩學人對於江河持久的信念。《巨流河》結尾處寫到：“我到大連去是要由故鄉的海岸，看流往臺灣的大海。連續兩天，我一個人去海邊公園的石階上坐著，望著渤海入黃河，再流入東海，融入海潮的太平洋，兩千多公里航行到臺灣。繞過全島到南端的鵝鑾鼻，燈塔下面數里即是啞口海，海灣湛藍，靜美，據說風浪到此音滅聲消。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
作者心裡有一幅萬流歸海的“心靈地圖”；一個族群之所以成為一個族群，是依靠水脈相連、血脈相通的共同歷史記憶形成的。從巨流河到啞口灣，中國大陸北端的遼河之水緩緩流到臺灣南端的埡口灣，或從山河小溪、涓涓細流的神秘長江源到漫漶無邊、奔流入海的的富庶河口，雖隔千里，但渾然一體無法分割，呈現著中華民族整體表徵。形聚神離的“千山萬水”，原來還是“同一條江”。當“同一條江”這個地理元素，成為一種文化象徵的時候，這種象徵會深深映在作家的情感深處，並深刻影響其作品內在的氣質與秉性，無論歲月流逝、朝代更替，都無法撼動、無法改變。
江河，不但自身擁有自然生命，也是大地的血脈。河流與人體的血管在組成結構、物質交換和動力學原理上，都有令人驚異的相似性。人類干預過度，就會使河流之生命趨於喪失，就像一個經歷了過度醫療、奄奄一息的病人一樣。
大自然漸變與突變交替，我們生存於漂浮的陸地上，變化的環境中，變動不居也是江河的常數。江河是極豐富而又極脆弱的生命體，所有的表象都有內在的聯繫，就像江河和地質、地貌的關係一樣，它們是一個息息相關的生命系統，唇齒相依，共生共榮。作為一個整體，它的使命是多重性的，其中更重要的職責，是培育並確保多樣性的繁榮和可持續發展。
江河歷時性地傾訴著人類共通的情感；將一些地理的要素內化到靈魂最深處，影響到人的思維、觀念、個性、氣質與行為等；甚至已經嵌入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像是一種源自於母語或血脈的與生俱來的能力。
很多年後，我開始真正理解江河的真正含義，這個過程至為艱難，因為最本質的東西，都已被漫漫時光所掩蓋。我也理解了中國人為什麼講鄉愁，為什麼敬祖先。一處鄉渡、漫天飛雪、幾聲篙櫓、一盞風燈，鄉愁是文藝哲學永恆的衝動，是時間在空間裡的流淌，是歷史的滄桑在江河上的浪漫之旅。在我心中，江河不再隱喻著隔離與孤獨，相反，它是溫婉、博大的母性之河，賦予我們終其一生的滋養；回鄉的路途上，每個遊子都充滿了喜悅和感激。
江河蘊含了中國文化多元化的基因，是人類返回生命最深處找尋精神寄託的源泉，是中國傳統鄉村主義世界觀的永恆風景，是對歷史、神話和英雄的回溯性想象，是中國文化獨特的情感方向與精神邏輯。我希望時代發展至今，江河的基本精神還依舊靈動，還能與實際生活和歷史進程有呼應。“大河漫遊”的文化想象，也能重繪時代的空間及地緣的民族身份，在民族精神的復興或重建中，依然能產生最大的張力。
“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心事浩茫的天涯遊子，尚不知鄉關何處，但卻悟透了幾許世事的變化，從來就是河東河西。每一個人其實都像一條潺潺的溪流。而江河標記了一個人故鄉的所在。我看著遠山遠河的起伏，用文字記錄人與河流相容與共的畫面，感受時代浮沉，經受洗禮。或許這種想象性的書寫只是一種幻象或徒勞，但同時似乎又具備著某種魔性的吸引。江風陣陣，吹過頭頂，一艘輪船正鳴笛起航，與少年離鄉的航道依稀重疊，碾出萬傾江潮。
江河，半世紀前浩蕩的江聲／多深沉的喉音一直到枕／午夜搖我入睡，清晨喚我起身／想早已後浪推著前浪／波光翻滾著時光，滔滔入海了（余光中《嘉陵江水》）
撰文 | 劉東黎
排版 | j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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