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年在各地演講，經常聽到這一類的問題：
“如果再活一次，應該如何安排人生？”
“如果重念大學，你會選什麼系，修什麼課？”
“如果讓你再度謀職，你會改變行業嗎？”……
問題很多，涉及交友、婚姻、養育子女等各個方面。
換言之，許多人都希望能有機會，重新開始一段生活。
1 “新”生活的幾種可能
在我看來，一段“新”生活可以有四種情況：
第一，是生理上的“新”。
譬如，在運動之後洗個澡，疲倦之後睡個覺，很快就恢復了精神，可以重新投入日常工作。
第二，是心理上的“新”。
譬如人生成長跨進新的階段，由小學上中學，由中學上大學，由學校進入社會等；
我們每邁入一個新的人生階段，都會被稱作“新鮮人”。
至於改變身份與環境，如搬家、移民之類的活動，也會使人有重新開始的感覺。
第三，是志節上的“新”。
譬如國父孫中山先生原本立志習醫救人，後來決定革命救國；
又如史懷哲原本學的是神學，後來再念醫學，到非洲救人。
一旦選擇了新的志向，就會產生不凡的動力，有如青少年懷抱希望，在起跑點等待鳴槍，準備全力衝刺。
第四，是信仰上的“新”。
亦即心靈獲得光照與啟發，脫去舊的自我，真正重新做人。
一般人所接觸的，主要集中在前兩種；
第三種要靠自我實現的堅定信心；
第四種則要由機緣在主導，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2 我的“新”生活實驗
關於開始“新”生活，我有一段難得的經歷。
1997年，我被選派往荷蘭“國際亞洲學研究院”，擔任第一任“歐洲漢學講座教授”，並在萊頓大學教一門儒家的課。
這樣的機會實在讓人興奮，因為正好可以從以往的生活節奏中解脫出來；
並可以把自己這些年所學，在全新的環境裡，做一番實驗。
去荷蘭時，我只帶了簡單的衣物與幾本上課必備的書籍。
我希望自己眼光向著未來，讓自己像白紙一般，可以重新開始一段生活。
如何開始呢？
首先，在對自己方面，我的要求是“單純、規則、效率”。
生活中，三餐以簡單為主，與人來往也是求其低調，順其自然。
每天固定做的運動，包括晨操二十分鐘，以及上下學的三十分鐘走路；
在研究室從九點到下午五點半，專心於學術工作；
晚上則找時間寫些生活心得的小文章。
如此，持之以恆，效率自然提高。
我真正在荷蘭的時間總共只有七個多月，其間完成了孔子哲學研究的大部分，約十五萬字；
《論語》譯解完成了四分之三；有關荷蘭的生活小品也寫了一本書的分量。
就此而論，我覺得相當滿意。
3 何必吝於稱讚？
其次，在對別人方面，我的原則是“禮貌、尊重、關懷”。
我在荷蘭沒有老朋友，荷蘭當地的學者與工作夥伴，都是新結識的。
別人與我初識時，我的一言一行是他了解與判斷我的主要依據；
那麼，我期待別人對我有什麼印象呢？
譬如，我在“國際亞洲學研究院”的工作進展順利，必須歸功於該院的同仁與秘書在行政方面的配合與支持。
每當院長請我對他們提意見時，我都誠懇地表示自己的滿意。
我的意思是：當別人做得不錯時，何必吝於稱讚？
何必在稱讚之後，加一句“不過，如何如何”？
4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第三，對工作方面，我的態度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所謂的“懼”，不是害怕或恐懼，而是指極度謹慎，以致好像過於緊張似的。
保持戒慎之心，才能好好籌劃，以求順利完成任務。
我在研究院的工作包括三項：
教書、學術演講與籌辦小型國際會議。
教書是本行，不致有何差池；
學術演講主要靠自己準備，先寫好英文稿，臨場就不會慌亂。
籌辦會議比較麻煩，我為此學會了使用e-mail，與十幾位學者通訊頻繁，並且多次電話聯繫。
最後的結果算是中規中矩，沒有什麼意外狀況出現。
5 “新”生活實驗的結果
第四，對事件方面，我知道自己是過客而不是歸人，所以抱著“與人為善”的心態去因應。
所謂“事件”，就是幾個人因為某些事情而生出恩怨。
這在一般的社會生活中是難以避免的。
也許是熱心過度，我總覺得人生在世有緣相會，何不好好相處？
因此，看到身邊許多新朋友之間有些小誤會，就儘量為雙方說些好話，設法調節雙方的關係。
大概因為我的身份是教授，在世俗的觀點來看有些分量，因此在協調朋友間的誤會時，往往可以產生正面的效果。
這時，我就不怕麻煩，設法盡心盡力去做。
離開荷蘭之前，朋友三五成群，輪流做東為我餞行。
有一晚，大家談得盡興，我也道出了心聲：
“人生難得在異國相逢，真是何其有緣。
這一年與大家交往，受到諸多照顧，所見所聞皆為可喜之事，彼此相處也算怡然欣悅。
我們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能夠在此相談甚歡，宛如深具默契的老友，好像人生原本可以如此輕鬆而愜意。
那麼，誰說我們不能長期甚至一生，都成為好朋友呢？”
現在想來，這幾句話可以作為我在荷蘭這段“新”生活的實驗結果。
荷蘭一年的“新”生活，調整了我的心靈旋律；
使我對自己、對別人、對工作、對事件，都有了新的思考機制與因應程序；
也使我更接近自己所訂的生活目標——任真而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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