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嶽》和《春望》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兩首杜詩，其中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句。
比較這兩首詩的寫作背景和內容，我們窺見了驚人的歷史巧合以及詩歌背後的人生隱秘，而這兩首詩也寫盡了杜甫的一生、杜甫的偉大，還能從這兩首看出杜甫與李白、李煜、李清照等人的不同之處。
一、從《望嶽》到《春望》，不僅可以看到杜甫浮沉的一生，更能看到大唐帝國繁花零落的滄桑
公元736年，那是一個明媚的春天。在綠意盎然的齊魯大地上，馳來一位鮮衣怒馬的青年。他就是杜甫，那一年他二十四歲，幾個月前參加了在洛陽舉行的科考卻不幸落榜。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他的心情，他臉上寫滿自信，那是一種盛唐氣質。 年輕的詩人面對巍峨的泰山，仰望著流雲飛鳥，寫下了這首著名的《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詩的最後兩句顯露了他的壯志與輕狂，雖然他不可能狂得像李白那樣直接，但誰還沒有幾分傲氣呢。 詩人心裡盤算著，接下來的幾年他還有很多事要做；多漫遊一些地方，多結交一些大咖——比如李白，多讀點書準備再次應考，娶個媳婦擺脫單身生活。等做完這些事後，他還想去京城長安，那才是離夢想最近的地方。詩人對未來滿懷憧憬。現在，帝國強盛，天下無事，這是開元二十四年。
二十一年後，又是一個春天。正是春華葳蕤的時節，長安城卻一片荒蕪。昔日的煌煌帝都繁華不再，只有滿目瘡痍和遍地烽煙。四十五歲的杜甫淚落滿襟，他無法直視這一切，每一朵花開，每一聲鳥啼，都讓他觸目驚心。他已經不是二十一年前那個意氣風發的精神小夥，而有些老態龍鍾了。他再也寫不出“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樣的句子，當年壯志已成荒唐一夢。此時的內心只有亂世的悲苦與飢腸轆轆的鄉愁。他定定神，一字一頓地吟出：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詩寫完了，起個什麼名字呢，就叫《春望》吧，和《望嶽》一樣都有一個“望”字。可是詩人望見了什麼，叛軍猖獗，長安淪陷，生民塗炭。盛唐已是昨日浮雲，自己也如蓬草無依。怎能不讓人唏噓感懷。
這就是杜甫與《望嶽》及《春望》的故事。這兩首詩構成了杜甫人生的兩個重要節點，也是杜甫詩歌中兩個關鍵的座標。它們就像杜詩天宇下兩顆閃耀的雙子星，同樣是五律，同樣是名篇，同樣是春天的凝望，卻形成一種巧妙的對比和的落差，這種落差就是盛唐的興衰。
其實杜甫《望嶽》總共有三首，分別寫於杜甫的青年、中年和老年時期。只有這一首寫於青年時期《望嶽》才能和《春望》形成前後呼應，讓我們從一個詩人的悲歡際遇來直觀地看到安史之亂對王朝的影響。
二、從《望嶽》和《春望》，可以看到李白和杜甫的不同。
李白杜甫都是偉大的詩人，李白比杜甫大十一歲，當安史之亂髮生的時候，李白已經54歲。李白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盛唐，余光中說他“酒放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沒錯，李白就是為盛唐而生的。就像一套限量版奢侈品上面的部件，是配套的。如果沒有了李白，盛唐就不完整，就失去了一種最華彩的神韻。這也正是他和杜甫的不同。
李白的頭是仰著的，眼睛永遠向天上看，看到的都是高山流水、星辰明月。但是杜甫是向下看的，看到的是塵世瘡痍、民間疾苦。所以李白叫詩仙，杜甫叫詩聖，“仙”有一個“山”字，神仙都是在高處的，或者山上或者天上。但“聖”有一個“土”字，杜甫就是在大地上，在人間煙火深處。
所以李白可以寫出很多像《望嶽》一樣的詩，而且寫得更好（至少在氣勢上），但是他寫不出《春望》來。這就是他們的不同。
你一定很奇怪，從安史之亂爆發到去世，李白還有七年的時光，他在幹什麼？告訴大家，他除了到處逃命之外，還參與了造反。李白投靠了永王李璘，當李璘起兵的時候，李白還寫了《永王東巡歌》給李璘加油助威，妥妥的造反派拉拉隊大隊長。最後李璘兵敗，李白入獄，多虧了郭子儀才把他救出來，出獄後兩三年李白就去世了。所以安史之亂後的李白黯然無光，亮點不多。
盛唐不存在了，李白也就不存在了。就像魚離開了水，所有的靈動與美麗都乾枯了。就算李白多活幾年，也絕不會成為第二個杜甫，他不會寫什麼“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不是他的風格。
所以幾乎人人都欣賞李白的詩，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讀懂杜甫。我們讀李白的詩歌會驚歎和仰慕，但讀杜甫不一樣，讀“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會讓人沉靜；讀“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會讓人惆悵；讀“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會讓人流淚；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會讓人憤怒。這就是李白和杜甫的不同，就像《望嶽》和《春望》一樣。
三、 通過《望嶽》和《春望》，還能比較杜甫和李煜、李清照的異同
《望嶽》和《春望》都是好詩，但境界不同，《春望》因為浸潤了家國情懷而具有了一種振聾發聵的力量，這種力量是杜甫詩歌的核心氣質。在我國傳統文學史上，這種例子很多，成了一類獨特的現象，這就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南唐後主李煜之所以成為一流的詞人，不僅是因為才華，更因為人生閱歷。如果沒有亡國之恨，他只能寫出“曉妝初了明肌雪”這樣的驚豔，卻寫不出“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那樣的深沉。
李清照也是，如果沒有家國之痛，她能寫出“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這樣的俏麗，卻寫不出“尋尋覓覓，冷冷清清”那樣的悲愁。正如杜甫，如果沒有安史之亂就只能寫出“會當凌絕頂”的豪邁，卻寫不出“感時花濺淚”的滄桑。
這裡並不是說愁苦比歡樂好，而是說，因為詩人兼容了兩種人生，從而使得詩歌更有了一種縱深的力度。如果李煜或李清照的生活一直很美好，或者一直很悲慘，那他們的詩詞都不會具有這種特質。只有經歷了從美好到悲慘，詩歌才能獲得新的生命。這就是他們和杜甫的相同之處。
但是他們不同於杜甫的地方在於，他們更多地只是從個人遭遇和變故發出小資或貴族式的嗟嘆。他們的文字中沒有天下蒼生，至少不構成主體。而杜甫的詩歌中具有某種洪荒之力，那就是芸芸眾生面對苦難的呻吟和吶喊。
從《望嶽》和《春望》的分析和比較中，我們得到了很多有價值的啟示。王安石有一首詩：“願為五陵輕薄兒，生在貞觀開元時。鬥雞走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誰不願意過這樣的人生呢？但是現實的塵世並不能這般輕鬆。
面對苦難時，總要有一些人負重前行。我把野夫的話改了一下來作個總結：偉大的作家無法不書寫苦難。從《望嶽》到《春望》，我們看到了杜甫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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