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殺人犯九次減刑獲釋又致人死亡，這不是作嗎？
檢方通報，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為刑滿釋放人員。今年3月14日15時許，郭某某在北京市東城區一超市內排隊結賬時摘下口罩。顧客段某某（男，歿年72歲）提醒其應當遵守防疫規定佩戴口罩，引起郭某某的不滿。後郭某某將段某某摔倒在地，並用雙手擊打段某某，致段某某受傷。郭某某在逃離現場過程中，又打傷兩名超市員工，後被當場抓獲。被害人段某某因顱腦損傷，經救治無效於3月20日死亡。（3月30日《新京報》）
如果不是再次傷人並致人死亡，郭某某這個“人渣”也就淡出人們的視線了。北京工業大學工商管理系學生郭文思作為“北工大女生被殺案”的主角，於2004年8月29日在一家酒店裡殺死了女友，酒店服務員進入房間打掃衛生，發現被子裡好像裹著一個人，揭開一看，有個女孩已經躺在床上死了。
極其悲哀的是，這名來自貴州的21歲段姓女生被殺害後，其母在接受了郭家40萬元（夠在北京買一個衛生間了）的賠償後，竟懇請法官對郭文思從輕處理。郭文思所在學校也開具了其在校表現證明，懇請法官從輕處理。最終郭文思逃過一劫，算是撿了條不該繼續活在這個世上的“狗命”。
有媒體報道，被害女生同學接受媒體採訪時介紹，她生前曾說過其男友脾氣暴躁，兩人因感情問題多次吵架，女生還被打過。我就在想，所在學校當初開具的其在校表現證明，肯定也是郭文思家長“做工作”的結果。
古人云：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郭某某原本是可以在獄中苟活至老死，也可以依法合法出獄，以一個普通刑滿釋放分子繼續活下去。可他卻與孫小果一樣，雖然入獄前也是“罪該萬死”，但依然被不斷地減刑，過早地走出監獄，然後繼續作惡，又將自己送進了監獄。
我就在想，如果孫小果不是因為叔叔、伯伯們“牛逼”，不是家裡還能拿出錢去和司法人員“交換”，他在第一次被抓後就已經“腦袋搬家”了。可孫小果在獲得“免死”金牌後卻依然“不知足”，違規減刑出獄後仍惡性不改，繼續幹傷天害理的事，並釀下大禍。可如今，外部大環境變了，當初袒護他的叔叔、伯伯們已經無力繼續袒護他了，孫小果也就只能接受法律公正的審判，最終還是走上了“斷頭臺”。當然，孫小果的一番操作，讓他的“狗命”多活了22年之久，只是他的生母、繼父及一幫叔叔、伯伯們卻要為他的後一輪惡行“蹲大牢”了。
同理，如果郭某某不是不斷被減刑，如今還在監獄裡，也就不會有這一次的故意傷害行為，這位老人也就不會成為受害者。而有著“故意殺人”史的郭某某這次涉嫌故意傷害犯罪，並致人死亡，而且又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理應重懲，按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郭某某上次在判刑入獄後，不到15年時間裡，近乎“掐點”為其減刑的北京市延慶監獄、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也被推向風口浪尖。
據財經雜誌報道，郭某某2005年2月24日，郭某某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2007年6月25日以（2007）高刑執字第286號刑事裁定，對郭某某減為有期徒刑19年，剝奪政治權利9年。隨後，郭某某又獲得了8次減刑。
（2018）京01刑更960號《郭某某減刑刑事裁定書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下稱《裁定書》）顯示，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分別於2008年9月20日裁定對其減去有期徒刑10個月；於2009年11月20日裁定對其減去有期徒刑10個月；於2011年1月20日裁定對其減去有期徒刑11個月；於2012年3月20日裁定對其減去有期徒刑11個月；於2013年4月26日裁定對其減去有期徒刑11個月；於2014年7月17日裁定對其減去有期徒刑1年；於2015年10月29日裁定對其減去有期徒刑1年。
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對於無期徒刑罪犯的減刑幅度為：對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立功表現的，一般可以減為18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為13年以上18年以下有期徒刑。
郭某某從案發到出獄，不到15週年，說明其享受到了“可以減為13年以上18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待遇。
那麼，一個經常毆打女友，因為女友不願繼續交往就將其殺死的人；一個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且對方還是善意提醒，就對一位72歲的老人大打出手，將其摔倒在地，並用雙手擊打的“刑滿釋放分子”，凡長著一個稍微正常大腦的人，都會聯想到這個郭某某性格暴戾，品格低下，道德敗壞。可就是這樣一個十足的“人渣”，卻在服刑的14年裡獲得9次減刑，而且每次減刑的幅度還那麼大。特別令人不解的是，他能享受“可以減為13年以上18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待遇，就必須“有重大立功表現”。那麼，身在監獄中的郭某某又是做了什麼，才“有重大立功表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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