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寶川
私家藏書之風盛行
福建私家藏書的發展與福建歷史文化的進程基本同步。福建私家藏書，濫觴於隋唐。宋代以降，人文昌盛，私家藏書之風，勃然興起。有文獻記載可考的宋代福建藏書家達107人，其中藏書萬卷以上者就有：吳與、鄭樵、鄭僑、鄭寅、林霆、傅楫等20餘人。目前已知編纂家藏書目的有：方略《萬卷樓書目》一卷、莆田李氏《藏六堂書目》一卷、吳秘《家藏書目》二卷、吳與《漳浦吳氏藏書目》四卷、鄭樵《夾漈書目》一卷、鄭寅《鄭氏書目》七卷等6種。
元代，福建私家藏書遭受了極大的破壞。明代開始，福建私家藏書經歷了近百年來的沉寂後，逐步復興而繁榮。見於文獻明確記載的明代福建藏書家有104人。當時除了江、浙兩個藏書中心外，福建的藏書家人數已均位居全國第三，僅次江、浙地區，而藏書的數量與種類亦大為增多。藏書家除了自校藏書外，還大規模地編撰私家書目，這是明代福建藏書家迥然不同於前人的最突出之處。如黃居中《千頃齋藏書目錄》六卷、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二卷、林春元《述古堂書目》二卷等等，都是歷史上著名的目錄學著作。
清代康熙統一臺灣之後，福建動盪不安的局勢開始穩定下來，從而為私家藏書事業提供了自由發展的空間。清代的福建私家藏書，無論在藏書的規模、數量、種類、區域分佈等方面，均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朝代，達到了鼎盛時期。其中，有文獻記載其藏書活動的藏書家多達200人，藏書樓（室、齋）有100餘座。
清代福建私家藏書事業的鼎盛，大大促進了福建私家書目的發展，見於文獻記載的就有二三十部。尤為著名的有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鄭傑《注韓居藏書目》四卷、陳徵芝《帶經堂書目》五卷、林則徐《雲左山房書目》一卷、陳喬縱《陳樸園藏書目錄》、謝章鋌《賭棋山莊藏書目錄》一卷、楊浚《冠悔堂書目》不分卷、陳棨仁《讀我書齋藏書書目》一卷、龔易圖《烏石山房藏書目錄》五卷與《大通樓藏書目錄》五卷、陳寶琛《閩縣陳氏賜書樓書目》一卷等等。
古代藏書家對於藏書的管理，具有一定的法度。藏書多了，形成書山，不免錯混顛倒，雜亂無章，難以查閱。為了便於管理與平時的閱讀，就必要對所藏編目管理，使之門類清晰，有條有理。來新夏先生在其所著的《古典目錄學》一書中指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目錄工作，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技術性的圖書登錄工作，而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著眼”，所以私家藏書目的編纂，除了上述這些便於藏書管理的功用外，還體現了各個藏書家的學術研究及其目錄學的成就。
珍貴的文化典籍遺產
福建古代藏書家在收集整理藏書的過程中，歷來有“條其篇目，撮其旨意”的目錄學優良傳統。他們將自己收藏的典籍一一著錄，目錄大多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但不乏標新立異者。每種書的著錄項目，大致有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有的還因書究學，敘錄要旨，品評鑑賞，抒發胸臆，並記得書緣由。諸此，都給後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典籍遺產。例如：
宋代著名史學家、藏書家鄭樵，一生究心圖籍，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訪書所得，家藏日豐，達萬餘卷，乃將天下古今書籍，分類著錄。其所著《通志·藝文略》載古今圖書，別於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獨具匠心，分“經、禮、樂、小學、史、諸子、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文類”等十二類，實為我國古代圖書分類史上的一大突破。鄭樵卒後，因其子尚年幼，遂將藏書傳給從子鄭僑。鄭僑卒後，藏書又由其子鄭寅繼承。鄭寅所編《鄭氏書目》七卷，即匯錄了鄭氏三代之所藏。該書目將鄭氏藏書分為“經、史、子、藝、方技、文、類”等七類，蓋亦祖述鄭樵之例，頗有新意。
與宋代相比，明代福建私家藏書在目錄體系上亦頗具創新。如《紅雨樓書目》四卷，雖按“四部”法分類，但著錄方法裁篇別出，小類、子目之列，有所不同。而陳第的《世善堂藏書目錄》著錄圖書近2000種，載及許多不見於同時及後世書目的典籍。該《目錄》分設“經、史、子、集、《四書》、各家”六部十三類，亦衝破了“四部”分類法的傳統，在我國的目錄學史上頗負盛名。
清代的福建私家藏書目，更具有突出的文獻史料與學術研究價值。例如：黃虞稷在其父黃居中《千頃齋藏書目錄》六卷的基礎上，編纂而成的《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全面著錄了上至明代十六朝帝王將相的著作，下至文人墨客、平民百姓的野史雜記，總計著錄明人著作達14000餘種，其收錄之富，體例之嚴，冠於明代以後諸家目錄。所附載的宋、遼、金、元四代著作2400餘種，將南宋末以至明代數百年間學人士子汗牛充棟之著述，條分縷析，燦然大備。這種補充前史缺失的試探，開啟了清代學者為正史補修《藝文志》的先河。事實上《千頃堂書目》還成了《明史·藝文志》的底本，以一種私家藏書目錄而成為一朝國史藝文志的底本，在歷史上可說是絕無僅有，充分顯示了其在目錄學史上重要的地位。該《書目》在分類編目上的成就也十分顯著，對我國古代的目錄學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既是研究明代文獻的必備之書，也是中國目錄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此外還有：鄭傑的《注韓居藏書目》，共錄書2456部，計35400多卷，這些圖書大多數是鄭傑所藏的珍貴書籍，尋常之書，大多不錄。該《書目》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所錄每部書後都詳細記載了作者姓名、卷數、版本、藏印及其存佚等情況，對於考查福建古代珍稀典籍的流傳情況，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林則徐的《雲左山房書目》一卷，由其子林聰彝編成，目分“經、史、子、集、文、志”六門，於傳統“四部”之外，自“集部”析出“文”門，專錄科舉時文；又自“史部”析出“志”門，著錄各省方誌。晚清的龔易圖《烏石山房藏書目錄》與《大通樓藏書目錄》，所著錄的是在不同時間所蒐集且分藏不同地點的圖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通樓藏書目錄》還著錄了各藏書家的印記、題跋、手墨等，更增加了該《目錄》的史料價值。陳寶琛的《閩縣陳氏賜書樓書目》，則分為“叢書、經、史、子、別”五大類。大部分只著錄書名和冊數，少部分註明版本、校者，其中“子部”與“別集”中，以福建地方文獻及閩人著述居多，且有相當數量的清代禁燬書，還有部分關於日本和時事的“經世致用”之書，體現了當時的歷史思潮，這與陳寶琛晚年的政治活動和所處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
總而言之，福建古代私家書目，既真實地記錄了藏書家各自的藏書規模、特色及其管理，而且還體現了藏書家的典雅藏書旨趣、因書究學心路、辨章學術功用、目錄分類思想等等藏書文化與成就，其學術文化功績和社會歷史貢獻，業已銘刻於八閩史冊。
本文來源：福建日報2020年03月16日 星期一 第10版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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