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康熙在於鰲拜的鬥爭中，曾得到漢族士大夫的支持與幫助。因此，廢除輔政體制後，如何對待漢族士大夫的問題,應是總體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設立“南書房”則是康熙的一步妙招。
康熙朝中央機構頗具特點的地方,是在內廷設立了南書房。
清入關後,順治帝為加強皇權，曾欲重建內廷書房,於順治十七年(1660）六月,命人在景運門內建造崮房,選翰林院官員分三班值宿,以備“不時召見顧問”,然而並未設立書房。康熙剪除拜之後,立即遵循順治遺志,選擇翰林入值內廷,設立“南書房”。
南書房位於乾清宮斜對面,偏西向北,實即乾清門之右階下。據說是康熙舊日讀書之處。但在繼承帝位之後，則以位於乾清宮的懋勤殿為書房,而將原來書房改成“內廷詞臣直廬”。由於其位於皇帝的新書房——懋勤殿之南,故稱南書房。
南書房在康熙朝的地位特殊，後世史學家說，進了南書房相當於乘上了“官場直升機”，那麼南書房究竟是什麼機構？都有那些人進了南書房？進了南書房的要臣們都為康熙皇帝做些什麼呢？
南書房是康熙帝為學習和發揚中原傳統文化、密切與漢族士大夫聯繫而建立的內廷機構,由清一色的漢族士大夫組成,無固定的編制和人數。完全根據皇帝的需要,任意增減，少時僅一兩人，多時達十來人。人員流動性也比較大,除少數人人值時間比較長以外，大多數都比較短。
康熙十六年(1677)冬,命大學士從翰林內選擇博學善書之人,經反覆醞釀,至十一月十八日,定傳講學士，正四品張英(1637-1708）加內閣中書銜。正六品高士奇二人“在內供奉”。併為便於“不時宣召”，令給張英、高士奇及原來即在南書房的勵杜訥等三人,於皇城肉賜第。張英高土奇賜居於西安門內，勵杜訥賜居於安門內。
漢官賜第皇城之內也是自此開始的。賜第禁城之內是書房翰林的殊榮,也標誌南書房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繼張英、高士奇之後,康照於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又“召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待讀學士葉方藹、待讀王士楨人待內廷”。
此後至康熙二十七年之前,陸續入值的還有張玉書、孫在豐、徐乾學、王鴻緒、陳元龍、戴梓等人。凡入值者,均授以翰林職銜,稱南書房翰林。
南書房翰林們是皇上欽定，主要工作的工作也是圍繞皇帝開展，職責可歸納為如下五項:
一、講解經史,為皇帝讀書治學充當諮詢和顧問。
康熙一生勤奮好學。雖然從康熙十年二月開設“經筵目講”仍不能滿足要求。日講按定例冬至、夏至必須停止,各放兩個多月寒、暑假。此外，如齋戒沐浴、親人忌辰、出巡外地、國務繁忙時也不能講。而且開講之日，只在辰前講一個小時左右，一般皇帝堅持按時聽講已屬難能可貴,而康熙竟不滿足。
另設南書房,召翰林入值,充分利用業餘時隨時講讀。康熙在每天早上處理政務之前，早起誦讀。晚上處理完政務，再反覆琢磨講論。由於學習太過辛苦，竟然咳出了血，即使這樣，仍然不放鬆學習。
《清實錄》：“逐目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誦讀。日暮理事稍暇,復講論琢磨。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
康熙召張英、高土奇入值南書房的第一天,即對他們說：”雖然我從幼時就讀四書、五經，也常常反覆琢磨，但聖賢義理要參議透徹，還需要和你們細緻的討論。”
可見,康熙不是初學,而是為了進一步深入探討。所以每次都以親講為主。他除了每日跟張英學四書、五經講讀《通鑑》之外，還向高士奇學習書法和唐詩。每日至少兩次課有時竟達三四次之多。凡不適合日講之際,內廷均可照常講讀。出巡時南書房翰林亦隨侍身邊。
二、反映下情，諮詢時政。
早在熊賜履入值時,康熙帝即頻繁召對,所談內容極為廣泛,凡國計民生、用人行政、諸子百家,無不論及。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初八日,康照結合課程內容講了地方官吏苦衷。
張英藉機提出地方存留太少致使不得不加派的問題,說：“外吏之苦,甚至有自戕其生者.......究竟取之百姓耳。臣願四海蕩平、兵餉稍裕之時,存留錢糧尚宜少加酌議,以為恤官恤民之地也“。康熙照採的他的建議,地方存留逐漸有所增加。這樣,南書房成了漢族地主,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向皇帝反映意見和需求的正常渠道。
三、抄寫撰擬特頒諭旨或口傳上諭。
康限於十七年(1678)五月初十日手書高土奇:“爾在內辦事有年,凡密諭及朕所覽講章、詩文等件,纂輯書寫甚多,實為可嘉。特賜表裡十匹,銀百兩,以旌爾之勞,特諭。“以高土奇的身分和地位,當然主要是眷抄密諭,但也不排除有時代為起草撰擬。他自己就說過:“有時召餘至內殿草制,或月上乃歸。
“至於張英,參與機密事務當更多,禮親王代善的後代明璉在《嘯亭雜錄》中寫道:“康熙中渝旨,皆其擬進”。不過,南書房並不撰擬一般詔旨，而只起草“特頒”之詔旨。
票擬的主要機構還是內閣，如果是軍國機要,則職責在議政處。除非是特詔旨,由南書房翰林起草。但這也看出皇帝對南書房的態度，相當於是皇帝的內臣。
四、編纂書籍。
南書房從康熙十七年(1678)起加編纂圖書項目。繼張英、高士奇之後,陳廷敬、王士楨、葉方藹等人入值都是為了“在內編輯”。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後,南書房工作則轉入以修書為主。
如江南崑山人（今江蘇崑山）徐乾學於康熙二十四年入值南書房後,授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與學張英日待左右,凡著作之任,皆以屬之。康熙的《制文集)共176卷,分4集陸續出版,也基本都是南書房翰林幫助整理。
五、相互切磋，亦師亦友
康熙喜好書法、賦詩，經常與南書房翰林一起鑑賞品評,互相唱和。康熙與入值諸臣吟詩作畫、剖析經義,討論時政,無異同堂師友,感情極為融洽。他向沈荃學習書法,沈悉心指教,“每侍聖祖書，下筆即指其弊,兼析其由”,康熙不僅不惱,反“深喜其思益”·直到其離開南書房幾年以後,仍經常將其如入內,優禮有加,並將臨摹字體賜之,以求指正。
康熙對入值者,以師友之情,備加信任。張英入值不滿三年,即被指名提升為翰林院學兼禮部待郎,後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仍管詹事府事。自張英之後,桐城張氏日益顯赫,“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為講官”,子孫五人先後入值南書房。
其子廷玉曆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保和殿大學土兼史部尚書、軍機大臣、總理事務,進三等伯,死後配享太廟,為有清一代名臣。勵杜訥以諸生受知,入值後賜博學鴻詞科，授編修，遷待講。轉外史後歷任光祿寺少卿、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刑部待郎等職。“子孫繼起,四世皆入翰林。”三世入值南書房。其他入值成為達官顯貴者,亦不在少數。
後人談及南書房說:“南書房在乾清宮之西南......凡詔旨密勿,時備顧問。非崇班貴成、上所親信者不得入,詞臣任此為異數。”所談基本屬實,惟“非崇班貴成不得入”一語似有出入。僅從以上數例即可看出,他們剛入值時地位並不高,甚至很低,是入值後在皇帝扶持下發展起來的漢族新權貴。
總結：
康熙通過南書房,加強滿漢文化交流,使自己博古通今,成為文化素質、思想修養和政策水平都比較高的統治者。同時,對團結漢族上大夫緩和滿漢民族矛盾也有積極作用。“”南書房”可以說是在這個過程中充當了康熙皇帝的智囊團和私人秘書處，為滿漢融合起到了積極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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