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湖北解封；4月8日，武汉解封，国内正式进入后疫情时代。
可世界却被新冠病毒拉进至暗时刻，截止3月25日，国外已累计确诊338341例，死亡15574例，全球超60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死亡率接近10%，死亡人数已经飙升至世界第一。
而将新冠病毒污名化为“中国病毒”的美国，确诊人数已经升至世界第三。
西班牙、德国、伊朗、法国，累计确诊人数纷纷过万。
英国政府尝试为居家隔离的民众，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却被当地的超市商场批评为“幻想”直接拒绝。
而他们口中的“幻想”，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
许多网友说，中国抗疫的答卷近在眼前，外国尤其是那些医疗资源更丰富的发达国家，为啥仍然束手无措？
国外能学中国封城，能建方舱医院，能呼吁民众禁足居家，能号召医护支援疫区，可唯独缺了一群“中国式老百姓”：
每到危难之际，纷纷挺身而出，不求回报千里赴疫区，守土有责为国不添乱。
他们是这场战疫中的志愿者，也是奔波在一线和后方之间，保证前方不断粮、后方不出乱的“摆渡人”。
基辛格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
今天，我想说说疫情背后，这群“摆渡人”的故事。
如果每个人都觉得不缺自己一个最后的结果就是根本不会有志愿者
1月27日傍晚，大年初三。
雷鹏坐进他的宝骏530，点火启动。导航显示，从他的出发地河北保定至终点湖北武汉的距离，刚好是1100公里。
他想了想，又打开了beyond歌单，试着给这趟孤身南下的征程壮壮胆。
雷鹏曾经是个军人，98年张北地震，他就主动请缨参加救援，可因为部队有其他计划未能成行。
22年后，早已退伍的雷鹏热血未凉。心底有个声音说：
无论如何也要到前线去，哪怕是搬货卸货，给医护送饭，在医院打扫卫生。
勿以善小而不为，能做一点是一点。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这座千万人的城市不缺自己一个，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根本不会有志愿者。
初到武汉，雷鹏被分配到红十字会物资组。
就在他一头扎进大箱小包里拼命干活时，浑然不觉被推到了舆论漩涡中。
因为物资少、需求缺口大，难以避免的分配不均，导致武汉红十字会和志愿者们，都挨了不少骂。
舆论甚嚣尘上，雷鹏却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沉淀了下来。
从走进疫区的那天起，他就已不再追究困局是如何造成的，只想和被病毒击中的武汉人同仇敌忾，共赴难关。
置身事外的批评很容易，纵身入局的行动才更需要勇气。
熬过了前期的慌乱，物资分配转入正轨，雷鹏忽然之间变得没那么忙了。
难得的清闲却让他开始焦虑，不是因为身在疫区随时可能被感染的危险，而是觉得自己住着组织安排的免费宿舍，领着免费盒饭，是在白白占用资源。
所幸焦虑没有持续多久，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的搭建，很快又让他忙碌起来。
2月中旬，一次运送物资的途中，雷鹏遭遇了车祸。
人没事，车却没法再开了。
他联系经销商想修车，可封城之下，维修点早已歇业。
当过兵的雷鹏比谁都清楚，打仗时最害怕的就是后勤保障跟不上，不能让前线的医务人员断粮断装备。
雷鹏着急了，四处求援，平时安静的车友会微信群，也被他发动起来。
车友们被他千里南下支援抗疫的事迹打动，纷纷出谋划策，最后通过经销商联系到厂家，为他调度了一辆宝骏E100，才迈过了这道坎。
复旦大学教授熊浩在《奇葩说》里，说过一段话：
你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唯一的方法就是尽量发光。
不是因为相信这个光可以照亮一切，而是因为黑暗里的一点点光会特别耀眼，其他的光会看到你这束光。微光会吸引微光，微光会照亮微光。
如今回想起那段经历，雷鹏总是勾连起24岁时，自己在连队的哨位上站岗时的记忆。
那一天是1997年7月1日，国歌奏响，千里之外的香港升起国旗，他的心底涌起一股难以言状的豪迈。
这是雷鹏的故事，也是武汉千千万万志愿者当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故事。
可就是无数个雷鹏前仆后继、挺身而出，才构成了疫情汹涌的巨浪之下，静水流深的稳定基石。
他们，才是外国抄不了的“中国作业”。
我是中国人同胞有难，怎能偷安？
就在雷鹏千里南下的8天之后，28岁的梁意锦开始了自己千里北上的行程。
跟他作伴的，只有那辆篷布上写着“武汉加油”的五菱小货车，以及安静地躺在车厢里的2000斤蔬菜粮油。
其中，1000斤大米是这位广西小伙子自己种的；1000斤鸡蛋蔬菜，是他花了个人积蓄2万块，从村里一家一户收购的。
梁意锦出发的那天，是2月4日凌晨5点。
天未亮，他瞒着熟睡的妻子和家人悄悄出了门。直到第二天，才给妻子打了“坦白电话”。
20个小时的风雨兼程后，梁意锦抵达武汉。当地志愿者负责人张爱华让他放下物资，休息一夜就回家。他却说：
“不行，我要留下来当搬运工。我有力气我就出力气是吧？我开着小货车来的，我可以帮忙运运东西，对吧？”
这个朴实的农民，从没出过远门，更没去过武汉。
出发前，他为自己准备了2个充电宝，还是担心手机没电迷路，又特意手写了一份从广西贵港到湖北武汉的路线图。
开车休息的间隙，他还写下了请愿书，为自己这趟远行制定了四个计划：
1、先把粮运到武汉；2、捐钱计划；3、留在武汉帮忙；4、二月底平安健康回家。
在武汉做志愿者的20多天里，梁意锦每天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8点，有时搬运的物资多，还要加班到10点。
除了搬运物资，他有时也帮忙测量体温和消毒。
“不过，测体温和消毒大多是女同志做的，我不可能跟她们抢轻松的活干。”
让人动容的，不仅有他的朴实，还有他的善良。
2月10日，梁意锦拒绝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奖金2万元。他说：
“还是奖给需要的人吧，我只想做多一点，月底回家时心安一点。”
哪怕他其实并不富裕，家中有3个孩子，两个正在上学，妻子务农收益不高，自己前两年养鸡养鸭还亏损了。
20多天的志愿者之旅结束后，梁意锦回到老家贵港，主动接受隔离。隔离期间，他写了一篇《武汉日记》：
我一直都很喜欢正能量的人，所以想参军，初中毕业，参军条件不合格，就出社会了。我不是军人，也不是党员，但我是中国人，同胞有难，我怎能偷安？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说过一句话：
国家并非抽象，它是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是人民支撑的国。只要每一个人都像个人的样子，国家必然会像个国家的样子。
抗疫之初，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各项举措冷嘲热讽，如今物换星移，不得不感叹中国的强大。
其实，中国的强大，正源于一个又一个梁意锦的挺身而出。
这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才是外国人学不会的豪情，才是中国强大的根源。
都是一个村里的乡里乡亲要啥报酬？
疫情之下，有人千里逆行，虽千万人吾往矣；有人垒土为城，目力所及就是担当所在。
安徽铜陵的普通村干部鲍王威，大年初二开始，就开着自己的五菱宏光，架起扩音喇叭，在全村巡逻，宣传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并定期上门给湖北返乡人员测体温。
2月16日，因为疫情禁足，全国血库纷纷告急。
鲍王威又开着五菱宏光，赶到市中心，主动献血。
村干的身份之外，鲍王威还是村幼儿园的经营者。
于是，每天在家长群发布防疫措施，每天进校消毒防护，也成了他工作之余的日常。
当地记者前去采访，鲍王威还挺诧异：
“其实做这些事都没什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也都是我必须做的。”
还有乡镇客运师傅龙忠源。
疫情爆发后，他所在的村子施行交通封闭，全村人的吃喝住用、物资采购都成了难题。
虽已年过半百，但他还是第一个站出来，把自己的那辆五菱之光面包车拿出来当做全村的公用交通工具，替村民采购蔬菜粮油、防疫物资，然后挨家挨户上门派送。
有人问他，这样做是不是有报酬？他回道：
“都是一个村里的，乡里乡亲要啥报酬？”
这些年，我们都看过太多的人设崩塌。
高高在上的得势者，光鲜亮丽的明星，人人吹捧的富豪，他们要么遥不可及，要么一朝梦碎，才发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而真正的英雄，转身投入人海，往往无人相识，因为他们本就是一个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北岛有句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其实很多时候，做好了一个人，本身就足以称为英雄。
疫情终将过去，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但我们永远不该忘记，把这个国家从冬天摆渡到春天的人。
他们是冲在一线的医护，是奔波在后方的志愿者，是捐款捐物甚至临时转产口罩的良心企业。
而更关键的，他们也可以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我相信，这些普通人，才更具有被记录的意义。
不仅因为他们是外国抄不了的“中国作业”，更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只有再往前踏出一步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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