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本哈德•施林克的《生死朗讀》
《生死朗讀》（The Reader，又譯《朗讀者》）創作於1995年，作者是德國著名推理小說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作為施林克的代表作，《生死朗讀》是第一本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冠軍的德語小說，並被譯為三十九種文字，在全球廣泛流傳。小說於2008年被美國導演斯蒂芬· 戴德利（Stephen Daldry）搬上熒幕，轟動一時，主演凱特·溫斯萊特更憑藉本片獲第81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生死朗讀》絕大部分篇幅都在講述一段不倫之戀，儘管這樣的故事對於我們這個傳統道德日益敗壞的時代來說，毫無新意可言，然而，如果揭去《生死朗讀》不倫之戀的表層面紗，我們會發現一些更讓能人心靈震顫的東西。
小說以第一人稱講述了一個叫做米夏爾·伯格的德國少年在他十五歲那年，巧遇並結識了三十六歲的公共汽車售票員漢娜·施密特。儘管漢娜足可以做他的母親，可他們卻成了秘密情人。在一起的時候，漢娜尤其喜歡讓米夏爾為其朗讀世界名著——《奧德賽》、《無用之人》、《陰謀與愛情》……一本本讀過來，漢娜為此深深著迷。然而有一天，漢娜卻突然不辭而別，留下米夏爾黯然神傷。在隨後的日子裡，米夏爾雖然逐漸淡忘了漢娜，但是那段關係一直是他最甜蜜的回憶。八年後，當米夏爾作為法律系大學生參與法庭實習的時候，卻突然發現站在審判臺的納粹戰犯竟然是漢娜，而米夏爾此時發現自己居然還深愛著她。
在法庭上，面對作為證據的一份至關重要的報告，法官要求漢娜作筆跡鑑定。為了不暴露自己是個文盲，她居然承認是自己撰寫了那份報告，從而被定罪。漢娜被判處終身監禁，十八年後才被赦免。十八年中米夏爾經歷了種種變遷，仍關注著獄中的漢娜，並給她寄去了一卷又一卷自己朗讀的文學名著錄音帶。不料，在漢娜出獄的前一天，她卻以自縊的方式在黎明時分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說描述的歷史背景和二戰納粹有關，雖然有無數的作品已經對這一時期有過深刻的描寫，但《生死朗讀》的立意和角度無疑是獨一無二的。小說從一個新穎而獨特的視角，將法西斯的罪行以一種發人深省的方式呈現在我們眼前。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漢娜•施密特沒受過任何教育，目不識丁，不關心政治，也不喜歡戰爭，但是這樣一個原本平凡普通的人，為何卻成為了納粹殺人機器的一部分？是什麼使得漢娜眼裡，目不識丁的恥辱要勝過濫殺無辜？著名的德裔美籍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給出了答案——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這一概念出自漢娜•阿倫特撰寫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一書。在書中，漢娜•阿倫特提出了兩種罪惡，一種是極權主義統治者本身的“極端之惡”，第二種便是被統治者或參與者的“平庸之惡”。而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後者比前者更為可怕——平庸之惡是極端之惡存在和滋生的土壤，這種惡“可以毀掉整個世界！”
1961年，阿倫特作為《紐約客》的特派記者前往耶路撒冷報道對艾希曼的刑事審判。這一經歷為她寫作這本書提供了契機。因為她在旁聽時驚訝地發現艾希曼——這個被人們描述成“殺人惡魔”的人，正彬彬有禮地坐在被告席上，看起來“既不陰險，也不兇狠”——然而正是此人，一個組織實施大屠殺的納粹軍官，僅在1944年3月至6月，就把70多萬猶太人送進死亡營。審判時，面對指控，艾希曼為自己辯護說，作為一名公民，他所做的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作為一名軍人，他只是服從和執行了上級的命令，總之，他個人無罪責。對此，阿倫特認為，這個被稱為“死刑執行者”的艾希曼本質上只是一個“一心往上爬”的普通軍人，而非一些人想象中“惡魔的化身”，他“只是失去了自己對善惡的判斷能力”，犯下了平庸之惡——但使納粹罪行得以實現的絕大部分人恰恰都如艾希曼一樣，都犯有平庸之惡——這種罪惡不思考人性，不思考社會，輕易放棄個人判斷的權利，默認並實踐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行為。雖然有時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憑藉體制來給自己的冷漠行為提供無關道德問題的辯護，從而解除個人道德上的過錯。
於是和艾希曼一樣，漢娜輕易放棄了個人的判斷，默認並實踐著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行為。雖然她有時會良心不安，但習慣於憑藉體制來給自己的行為提供辯解以解除個人道德負擔。正如1946年紐倫堡大審判時，許多納粹軍官也都辯解，作為一個軍人，執行法律和服從命令是天職，何罪之有？不僅這些軍人，對於納粹在近於“全民共謀”的情況下造成的巨大罪惡，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在二戰後有著這樣的反思：“我們（德國人）都有責任，對不義行為，為什麼我們當時就不能到大街上去大聲吶喊呢？”
不僅僅是德國，在侵華戰爭中，無數的日本軍人，被軍國主義洗腦後，崇奉“武士道”精神，為了效忠被神化的天皇，泯滅良心殘殺婦女老幼，製造無數起慘絕人寰的屠殺事件，戰後也辯解說自己當初只是服從命令。而普通的日本民眾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並支持了這場戰爭——戰後卻辯解說自己也是戰爭的受害者——這不都是平庸之惡嗎？另外，這種罪惡難道就沒有在我們國家出現過嗎？我們是否該去追究十年動亂中到底是什麼讓夫妻反目，骨肉成仇？那場浩劫，難道僅僅只是某個偉人晚年犯了錯誤並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造成的嗎？儘管納粹集中營、南京大屠殺與十年文革都已成歷史，但是平庸之惡，還會繼續在你我身邊彌散——助紂為虐是平庸之惡，碌碌無為是平庸之惡，知道真相卻保持緘默也是平庸之惡……
作為納粹時期的一名集中營看守，漢娜因為捲入一場對猶太人的屠殺而在戰後受審。而法庭上的漢娜完全是阿倫特筆下的艾希曼，優雅、溫順，而且理直氣壯。在那裡，劊子手被還原成一位普通的德國人，忠於職守，對上級命令及法令無條件服從。作為一名納粹集中營看守，漢娜她們有一項工作，每個月要挑選60名犯人送往地獄之城奧斯維辛，該集中營共有六位守衛，每人負責挑十個。二十多年後的大審判，其他五人皆拒不承認自己的罪行，惟有漢娜，不但認了，而且振振有辭。她對法官說，我們之所以這麼做，是為了給新來的犯人騰出空間。
法官問她：僅為騰空間，就要送那些人去死嗎？漢娜一臉驚愕，她似乎並不曉得，她們的工作，以強制、剝奪他人無辜的生命為內容的工作，是多麼骯髒，是多麼嚴重的罪行。她想不明白，只好反問法官：換作是你，會怎樣做？法官對此竟然無言以對，陷入了可怕的緘默。那一刻，法官所代表的法律體系徹底失語，幾乎顛覆了這場審判的正當性——如果連法官都不知道當時應該怎麼做的話，憑什麼審判漢娜的罪惡呢？正是因此如此，我們才不得不承認，平庸之惡，與人性的弱點緊緊相連，是一種隱藏在我們每個人心中的罪惡。
至於漢娜為什麼還是被判終身監禁，法官沒有給出解釋——其實解釋就在另一場真實的審判中。1992年2月，就在柏林牆倒塌兩年後，一名叫因格·亨裡奇的守牆衛兵受到了審判，因為他曾在柏林牆倒塌前射殺過一名企圖翻牆而過的東德逃亡者。
同漢娜和艾希曼一樣，亨裡奇的律師在為其辯護時也聲稱，他的當事人當年僅僅是在執行命令，而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他的當事人別無選擇。然而法官卻不這麼認為：“作為軍人，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權把槍口抬高一釐米——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上，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 你可以說開槍只是服從命令，但是作為一個人，放棄自己的理性判斷去射殺一個無辜的生命，難道可以說自己是清白無罪的嗎？最終，衛兵亨裡奇因蓄意射殺平民而被判處三年半徒刑。
從漢娜•施密特到艾希曼，再到亨裡奇，體制內的作惡者無不把體制與命令當作藉口，從而為自己的信念淪陷、良心失守推卸責任——從而邁向平庸之惡。我們可以平凡，但是絕不可平庸——平凡是德，是一種自然灑脫的生活境界；而平庸則是一種是罪惡，一種可悲可怕的生存方式。
亨利·梭羅在《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中說過：“……當政府實行暴政或過於無能令人無法忍受的時候，（人們）有權拒絕為其效忠，並抵制它……”。面對暴政或暴行，你有反抗的自由；假如你反抗不了，你有拒絕參與的自由；假如拒絕不了，你也有執行不力的自由。你首先是人，然後才是軍人或其他身份。亨裡奇案中的“抬高一釐米”，是個體超越體制的一釐米，是面對暴政時不忘抵抗的一釐米，是生命拯救的一釐米，是良心發現、靈魂救贖的一釐米，是見證人類具有神性的一釐米。就在人類良心發現的一剎那——就像人類歷史上所有的光榮時刻——良知被奉為神明。而人類之所以高貴，正在於人心中有這種神性的良知。——我們每個人的心靈都是一座聖殿，裡面供奉著的神靈就是自己的良知。中國人不也常說“頭頂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麼？不管是“神知”，還是“己知”，背後都關乎神性的良知。“神知”說的是他律，所謂“人在做，天在看”；而“自知”講的則是自律——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甯武子的“愚”，不也是一種良知嗎？人因有良知而自律，而一旦丟掉了良知，人類心靈的聖殿也就坍塌了。
法官後來問漢娜：“眼看著三百名猶太人即將被大火活活燒死，為何手握鑰匙卻不開門？”然而，面對法官提出的問題，漢娜的回答看似天經地義：“我們是看守，工作是押送犯人，不能讓他們逃跑。”漢娜沒能解救教堂裡的那些猶太人，是有罪的，理應受到懲罰。然而，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都還會有類似漢娜的人物出現，那隻能說是人類的命運悲劇。
為終結這一悲劇，消弭平庸之惡，《生死朗讀》提出的救贖之路就是閱讀——以及通過閱讀所實現的對知識的獲取與掌握。
根據小說的相關情節，直到審判之際，已經四十多歲的漢娜依然是一個文盲。她因羞於公開承認自己是文盲而在法庭要求核對筆跡的時候遲遲不敢落筆，從而攬下了本屬於六人的嚴重罪行，被判終生監禁。可她對讀書有一種近乎病態的嗜愛，在集中營當看守之時，她就命犯人讀書給她聽；每次與少年伯格纏綿之前或之後，她都要求伯格讀上幾頁書。服刑期間，在伯格寄送的朗讀磁帶的幫助下，她終於學會了閱讀。最後，在迎來自由的前夕，她卻自絕於囚室——她的死亡昭示著她對是非善惡的分辨能力的重新擁有——因為伯格在漢娜的遺物中發現了漢娜•阿倫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這一細節暗示了，在作者看來，正是閱讀和對知識的掌握讓漢娜對自己當年所犯下的“平庸之惡”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
但是殘酷的歷史事實卻告訴我們，對知識獲取和掌握未必能夠抵禦平庸之惡，擁有知識的人有時候反倒成為了助紂為虐的幫兇——在這種情況下，掌握的知識越多，所犯下的罪惡反而越大。當年效忠納粹的人中不乏博學多識的哲學家如海德格爾和卡爾·施米特，亦不乏名重一時的文學家如埃茲拉·龐德，更不乏偉大的科學家如勒納德、斯塔克和海森伯等人，就連尼采的超人哲學理論都被納粹分子奉為圭臬，成為納粹德國極權統治的理論支柱。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中，阿倫特對艾希曼審判的總結是：那些犯下“平庸之惡”的人們是“無思”的，他們缺乏的不是知識，而是有良知的思想。當《生死朗讀》在召喚知識啟蒙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追問一下本哈德•施林克：知識距離良知究竟有多遠呢？如果沒有良知的話，再多的知識也不耽擱平庸之惡的泛濫成災，而哪裡有平庸之惡，哪裡就有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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