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号，武昌又发生了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这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在这之前，从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开始，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革命党和和革命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武装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生命，可是这些革命都没有实现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而推翻清政府统治的目的。
与之前这些革命不一样，武昌在我国的中部，而之前的革命基本都发生在广东、广西、云南等边界地区。其实这个原因大家也很好理解，这些地区与东南亚相邻，便于物资和人员的输送，即使革命失败，他们也可以尽快撤走，以便保存实力。按照孙中山的最初想法，最先应该在两广地区通过革命建立根据地，进而与清政府作战，通过战争结束清王朝的统治。
可是革命党人精心准备的这些革命都失败了，最典型的莫过于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此役革命党人的2号人物黄兴亲自带领120多名敢死队员冲锋陷阵，这些敢死队员也全部是革命党的精英人物，之前的革命力量多半是招募来的义勇和会党，而这次的参加者基本都是同盟会会员，这些会员都是海外和新式学堂的学生以及新式军队的军人，他们更能理解革命，民主等新式概念，也更有家国情怀和献身精神，此次革命的失败对于同盟会的打击是巨大的。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革命党人也总结经验，基于此，宋教仁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者即在北京发动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中策”即在长江沿岸中部地区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后再行北伐，“下策”即在两广进行革命，再进行北伐。
发生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为在中部进行革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武昌的军队基本都进川了，宋教仁联系了武昌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计划进行革命。这个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打乱了之前的部署，1911年10月9日共进会的领导者孙武在当时俄租界的一个联络点制造炸弹，旁边的人抽烟时不慎将烟灰洒落在了炸药上发生了爆炸，孙武受伤后被同伴紧急救走，可革命党人的名册被搜走了。当时武昌的5000新军中有4000基本都以参加革命党或是表示拥护革命，那些没有明确参加同盟会的军人，很多也向他们的同盟会战友表达过拥护革命的意愿，谁也没法保证自己的名字就没在被搜走的花名册上。当晚湖广总督瑞成
就处置了三个革命党人，并将他们的头颅挂在了城头上示众，这些都引起了革命党人和新军的恐慌，之后瑞成将花名册毁掉，在第二天早上向皇帝上奏，在奏折中表示此事已经平息，他以为这种折中的方法既警示了革命党人，也平息了事件。
恐慌的新军临时计划于10月10号晚上发动革命，当晚进行巡逻的下级军官在质问士兵时被打死，这样革命就发生了。革命的进程出其意外的快，瑞成从总督府的后墙上的洞里逃跑了，第二天一早武昌就首义成功了，紧接着三天，汉口和汉阳也起义成功了。接下来的事情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22日陕西独立，23日湖南独立，29日山西独立，之后到11月17日江西、云南、上海等14省纷纷宣布独立，即使是没有独立的甘肃、辽宁等省也都发生了革命，甚至是首都直隶也发生了革命，清政府的统治瞬间土崩瓦解。
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首都被攻陷，皇帝被俘虏，大篇国土沦陷的现象多的去了，政权却依旧存在，靖康之役后南宋也存在了一百多年，明朝灭亡后南明政权也延续了几十年。可清王朝为什么会瞬间土崩瓦解呢？
这是当时的报纸对社会现实的描述：“悉索敝赋，民不聊生，绅民相仇，积怨发愤，而乱事以起。官不恤民，袒助劣绅，苛敛不遂,淫刑以逞，而乱事以成。”（长與：《论莱阳民事变》，《国风报》1910年第18期。）
金冲及《辛亥革命研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贫苦妇人拿了八十文去买米，因夹杂有已不通行的钱币数文，米店挑剔不收。她行乞凑满了这个数字，傍晚再去，米价又上涨了五文，仍无法购米，在悲愤之下，跳入老龙潭自杀。她的丈夫赶来，悲痛万分，又带了两个孩子投塘自尽。”（金冲及《辛亥革命研究》）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秩序已经乱了，普通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因为清政府组织了皇族内阁，也对这个政权完全失去了信心。
清政府的灭亡恰巧印证了我国的一句古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普通民众都活不下去的政权统治，谁还会支持呢，民心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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